丁汝昌、袁保龄私信背后的清朝官场

丁汝昌是北洋舰队的提督，袁保龄是旅顺基地建设的主持者，于私于公两人都应该有密切的交集。

据甲午史学者孙建军整理校注的《丁汝昌集》（2017年版，山东画报出版社），丁汝昌和袁保龄直接来往的信函有7封。

其中最早一封是丁汝昌在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1884年7月8日）“发袁子九公事信”。

其余六封信别是光绪十年丁汝昌两封“致袁观察书”、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1886年7月9日）致“袁子九”、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1886年7月18日）“致袁子九观察”以及光绪十一年袁保龄致丁汝昌的两封信。

其中，五封丁汝昌的信函，来源于《往来要信底簿》，这是丁汝昌统帅北洋舰队期间公私信函的抄录件，原件藏于天津图书馆。袁保龄致丁汝昌的两封信则辑自《阁学公集·书札·卷三》。

此外，在1884年朝鲜甲申事件中，有数份函件是丁汝昌自朝鲜发回国内，由袁保龄转电李鸿章。这些信收录在《李鸿章全集》中。

从丁、袁七封直接来往信件来看，三封有准确日期的年月日的信函内容均属公务，涉及关于北洋舰队的后勤、旅顺船坞的营建、旅顺的防务等内容。

另外四封信函，则属于私人交流内容。

属于公务性质信函，内容并无出奇之初，而两人的私人谈话，不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人的关系，还透露丁汝昌当时在威海的生活细节。但这四封信件的具体时间原始记载只标注了年份，并无具体日期。本文通过相关资料分析认为，这四封信均写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2月）间。因为抵近春节，袁氏后人在辑录文集时将日期搞混。

“子九世叔”

丁汝昌发给袁保龄的信，如有抬头，均呼其为“子九世叔”或“子九老叔”，自称“世小侄”或“世愚侄”。

丁汝昌生于1836年，袁保龄生1841。

丁汝昌年长袁保龄5岁，却尊称其为“世叔”，这应该于二人以及家庭的淮军背景有关。

袁保龄的父亲袁甲三生于1806年，咸丰三年（1853年）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到安徽办团练防剿太平天国，这期间李鸿章也追随吕贤基。在此前一年年底，曾国藩则在湖南老家办理团练。

曾国藩和袁甲三是同辈人，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曾国藩是1838年的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而且在道光末年，袁甲三和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一起跟倭仁讲习程朱理学，两人过从甚密，后来又都官至总督。

到了1868年，捻军又起。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受命往剿。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主动请缨。朝廷准奏，调他到李鸿章营中委用。

袁保恒生于1826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进士；李鸿章生于1823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

李鸿章称呼曾国藩为老师，因此从辈分上，袁甲三的子侄辈于李鸿章是同辈。丁汝昌自然就称呼袁保龄为“世叔”。

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86年7月18日），丁汝昌给时任北洋前敌营务处的刘含芳回信时，落款署“乡小弟丁汝昌”。刘含芳也是安徽人，生于1840年。在信的最后，还有一句附语“外，子九叔原函附缴”。

从这一句话看，袁保龄虽然不是“正宗”淮军出身，但因其家庭背景 ，在北洋内部还是有着很高的身份的地位。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因为袁世凯的原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件，袁世凯随吴长庆部东渡朝鲜。此后1884年，朝鲜又发生甲申事件，袁世凯因为处理朝鲜事务展露头角，而这两次北洋海军都深度参与，丁汝昌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日益紧密。

袁世凯是袁保庆的嗣子，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子，和吴长庆是结拜兄弟；吴长庆和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齐名的淮系大将，而丁汝昌曾在刘铭传部任职。

丁汝昌比袁世凯大二十三岁，在给袁世凯的信函中，自称“世小弟”，在后期则署名为“如兄丁汝昌”，显示两人关系跟进一步。“弟”虽然是谦称，但表明了两人的辈分。

从这一点看，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为丁汝昌奏请开复原官，也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两人曾经的交情在里面。

此外，在1884年的朝鲜甲申事件中，朝廷派去的特使吴大澂也和袁世凯结交。吴大澂比袁世凯大二十四岁，后来他将女儿吴本娴嫁给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讲述同一件事的三封信

在丁、袁两人的四封私信中，有三封信是讲同一件事情，即丁汝昌拜托袁保龄对北洋水师官弁的保案。

两封信是丁汝昌发给袁保龄的，一封信是袁保龄发给丁汝昌，这三封信原资料上都只有年，没有月日的记载。

光绪十年丁汝昌给袁保龄的第一封信中，丁汝昌在开头写道：“落灯风里，各自遄征，霓旌先一日抵沽，望尘莫及，我劳如何？满拟轻装趋津，叙谈各事。相电促发，仓卒回防，一腔欲言之隐，未由上达。从者或少滞津门，有一二事奉恳代为婉求相意俯准，实拜公赐。”

因为两人的行程错开了，因此写了这封信。

在同年的第二封信中，内容与第一封基本相同，甚至部分段落和文字都是一样的，可见丁汝昌对这件事的重视，信中说“望老叔设法婉转代为力陈”。

袁保龄的回信，收录在他自己的《阁学公集》中，也是只有一个年份——光绪十一年。

信中首先说，十三日由“威远”、十五日由“利运”带来的信都收到了，并提到转给李鸿章的信也交寄天津。

显然十三日和十五日的两封信就是指上述丁汝昌的两封信。

此外袁保龄还在信中说，“旨饬各船随帅驶回，并非专出相意”，这显然是在解释丁在第一封信中“相电促发，仓卒回防”的原因。

在李鸿章相关电稿中关于丁汝昌的资料显示，直到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884年12月17日），丁汝昌和袁保龄都还在旅顺。

同日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已令式百龄从上海到旅顺和丁汝昌会齐，进泊朝鲜。

四天后的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就转递丁汝昌的电报，他们一行已与初四夜里由旅顺开驶，约初六抵达朝鲜。

照此推断，丁汝昌给袁保龄的两封信，是在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之后。

抵达朝鲜后，丁汝昌有数封信函是通过快船送到袁保龄处，然后由袁转给李鸿章，李再转给总理衙门，这也与袁保龄在回信中的说法一致。

统计李鸿章自袁保龄处转到总理衙门的电报看：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海镜”自朝鲜回，带丁汝昌函；十一月廿九日，“富有”船来丁镇函；十二月十三日，“顷旅顺转寄吴副宪初四电称…”，吴副宪就是吴大澂，当时正在朝鲜处理甲申政变；十二月十五日，“倾‘利运’船回旅，寄吴、续两使十一电称…”；十二月十九日，刻“镇边”回旅，得丁镇函，朝防无事。

结合袁保龄在信中的“十三日由‘威远’、十五日由‘利运’两次联奉惠教”说法，时间和船能明确对应的是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倾‘利运’船回旅，寄吴、续两使十一电称…”，十二月十三日那次虽然没有提到船名，但反推来看应该就是“威远”。

此外，袁保龄在回信中还写有一句：“爆竹声中，当可与公同过旅顺穷年。”在十二月十五日利运带回的函电中，吴大澂等就提议“快船不必留朝，丁镇亦可回旅”。

据《丁汝昌年谱》（戚俊杰编著，2016年，山东大学出版社），丁汝昌是在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九晚上，从朝鲜回到的旅顺。因此到了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李鸿章给旅顺的电报收件人中除了袁保龄，还有丁汝昌。

综上来看，丁汝昌给袁保龄的两封信，袁保龄收到的日期应分别为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885年1月28日）和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袁保龄给丁汝昌的回信也应该是在光绪十年的十二月，而不是光绪十一年。

接受了袁保龄的建议

仔细看丁汝昌给袁保龄的两封信，丁汝昌让袁保龄帮忙两件事。

在第一封信中提到：“壬午朝鲜保案随折略有数人，其余在事出力员弁都归续保案内，久经销搁。昨因庆军禀请，水师本归一案，遂亦率尔渎请，未得邀允，不免向隅。查两次援朝，幸定变迅速，不尔则水师撄其锋，较陆军为尤险，然鄙意图不在此，不过借朝案以生发耳。”

一方面丁汝昌认为，两次朝鲜事中，因为北洋海军行动力，因而能迅速平息事件，另一方面丁汝昌说，“北洋自创设至今，非遇战场难邀旷典”，并在新中援引西方军制，和平时期“水师在海上三年得展一阶，在内港六年得升一级。”

在信中丁汝昌还写有这样一句话：“心甚愿将我辈所得功名全行销去，而一一让诸此辈，以鼓励其志气。我辈老而无用，本无需此。而中国水师惟此一点根苗，似不得不略加宽待以兴起之也。”

丁汝昌写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北洋海军各船管带、大副，多以五品功牌为多。从此也能看出，丁汝昌对下属将领的态度。

第二是对洋员的待遇，丁汝昌认为水师最得实益者，总教习琅威理第一，葛雷森次之。同时丁汝昌认为琅威理的人品也是洋员中最好的，“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到英国接船时，更是丝毫不肯懈怠，“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少懈。”

对于洋员的褒奖，丁汝昌想的也很周到，琅威理勤挚工作，如果相帅（李鸿章）能给他一定的荣誉，并告诉英国政府他的勤能，这也是英国国家的体面。将来再招洋员，一定也会有才艺出众、名实相符的人来投效。

在第二封信中，丁汝昌还是再说这两件事，只不过把呼吁给洋员的褒奖放在前面。

而袁保龄给丁汝昌的回信中还就保案还提到一件事，“内地各生奖案，玉山兄既有会商之说，可否少迟定稿，待想见日再议，以免向隅，千万拜恳。”

玉山即是李鸿章幕僚、时任天津道的周馥。

在标明为光绪十一年的来往信函中，有一封丁汝昌给周馥的信。

“昨者，袁观察子九归自津上，盛道执事推恩锡类之忱。”丁汝昌借用袁保龄的口来赞捧周馥，目的也是为了保案，并开列黄裳吉等五人名单，“恳从优悉以千总赏保之”。

黄裳吉，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时任镇中炮舰管带。显然，丁汝昌是接受了袁保龄的建议。

调侃丁汝昌

在《阁学公集》中还有另外一封袁保龄给丁汝昌的信。

这封信很有意思，全文照录：

十六日夜交李田呈包封一件，今日可登籤阁，敬维勋隆福懋，喜共春来，甚善甚善。两星使登舟后，计是直驶榆关，台旌振旅西旋，当是迳回旅顺，虽威海有人望陌头柳色，或到旅后，春初操巡之便再往尚不迟，不情之语，公当笑而许之，不能避婵媛申詈也。昨遣朱广胜向方伯谦考校“超”“扬”，尚有煤足用，不必带，“利”“普”所带煤不少，尚须分用，均侯指麾，已告该船矣。良晤在迩，敬致杯斝，待洗征尘。

信中提到一件私事和两件公事。

这件私事其实是在调侃丁汝昌，在威海有佳人等待，并用唐人王昌龄《闺怨》一诗的典故：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也透露当时丁汝昌在威海是带了侍妾的。这种话语也只有在极度私人的信函中才能一见，由此也能看出两人的关系亲密。

两件公事，第一件是运送“星使”，这也是破解这封信写作日期的关键。

“两星使登舟后，计是直驶榆关”一句，应该是指从朝鲜归来的吴大澂和续昌二人。

据《丁汝昌年谱》，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85年2月12日），丁汝昌送吴、续两使，北行赴榆关。

从“十六日夜交李田呈包封一件，今日可登籤阁，敬维勋隆福懋，喜共春来”一句来看，该信作于春节前。

综上来看这封信应该写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春节前之前的某天。

第二件是派朱广胜考校用煤。

在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85年3月27日）在丁汝昌给时任东海关道方汝翼的信中就提到他，“此番由尊处定购煤吨，所有在旅起卸，现仍派朱游击广胜经理”，并提到一句“昨子九观察来调船之电并复电呈察”。

袁保龄给丁汝昌写这封信时间是在1885年，信中的调侃是玩笑或许其中还带有一些讥笑。

早在1882年，袁保龄调仁北洋的第二年，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对丁有过评价：“现在任事者，黄呆而坏，丁浮而贪，恐非徒无益而已。津中诸同人惟海关周玉山观察及章琴生太史尚关心此事，亦极言两人之不胜任。”

信中的黄指的是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在当年因为贪鄙无能被撤职，由袁保龄接任，继续营建旅顺基地。丁指的就是丁汝昌。

袁保龄家世显赫，不仅与李鸿章有渊源，还是清流领袖李鸿藻的门生，这一点与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很像。袁、张二人都是心气极高之人，两人是好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一致。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保龄后来对丁汝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了他这个“世侄”。

这些私人信件，揭示了当时人际、官场一些幕后的东西，成为今天我们审视历史的珍贵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