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商業的規則是西方制定的，所以現代很多企業管理和商業經營的思想都是學自於西方，越是高端的企業家越推崇西方的經濟學家，那麼在我們中國就沒有拿得出手的經濟學家嗎？自然不是，比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一個經濟學家“張五常”，就是國際響噹噹的經濟學大神！可能很多人對這個人物比較陌生，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簡單地說，張五常是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後擔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終身教授、經濟金融學系主任。
經濟學大神張五常
張五常對當代制度經濟學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從博士論文《佃農理論》開始，關注經濟活動中的合同訂立問題，進而在經濟學家科斯對企業本質的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合約經濟學”。1991年，他受邀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並致辭，通常只有諾獎得主才有此殊榮。張五常在學界的地位可見一斑，但是他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人物。
張五常無視經濟學界的主流規範，他對當代經濟學偏重數理分析的方法嗤之以鼻，他經常調侃那些拿到過諾貝爾獎的夥伴們，說他們是因為文筆太差，才不得不借助數學公式說話，而他自己腦子裡常常有創造性思路閃現，根本用不著拿數學公式來包裝自己。
張五常曾經無比自豪的宣稱，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後一個沒有選修微積分課程，還能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可是這種無視主流的態度，也令他一再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失之交臂。
當然，張五常的影響不僅限於學界，他還是一位備受大眾關注的學術明星。在普羅大眾眼中，張五常是喜歡語出驚人的老頑童。張五常告訴他們，最低工資幫不上窮人，打假根本沒有必要。這些言論挑戰了公眾的常識，可是事實往往證明張五常說的都是對的，他辛辣直白的諷刺，應驗若神的預言，讓他在學術界之外贏得了不少粉絲。
那麼張五常有哪些觀點獨到的經濟理論呢？我們首先從一本書《新賣桔者言》說起。這本書是一部文集，包含張五常發表於報刊的33篇文章，張五常善於從現實生活中的小事入手，用淺顯直白的語言推導出，簡單事實背後深刻的經濟學原理，這本書正體現了他的這種風格。後來這本書做了增訂，擴充到74篇文章，增加了對一系列經濟議題的分析，涉及多方面政策和制度，書也改名為《新賣桔者言》，今天我們著重來聊書中的三個故事，透過這三個故事來體味背後的經濟學理論！
信息不對等也能造成價格波動
先說第一個故事，就是張五常賣桔子樹的故事。本書的原書名為《賣桔者言》，是套用了明朝政治家劉伯溫的著名散文《賣柑者言》。劉伯溫的《賣柑者言》是一則寓言，但張五常賣桔子卻是一件真事。身為知名的經濟學家，香港大學終身教授的張五常，為了找到價格波動的真實原因，在大年三十晚上帶著一群學生跑到香港街頭去賣桔子樹。廣東話裡桔子的“桔”和大吉大利的“吉”同一個發音。為了討口彩，香港人過年，家家戶戶都要在家裡擺幾盆只能看不能吃的小桔子樹，香港人把它叫做“年桔”。
在香港街頭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專門賣這些桔子樹。張五常在“年桔”市場上看到的與傳統經濟學完全不符的價格波動現象。張五常賣年桔的過程，起初開價每盆80元，殺價到60元可以出售，晚上11點開始下雨，開價立即降低，半小時後雨停了，開價上漲，午夜後開價減到70元，00:00~1:00，這一個小時顧客最多，因為他們以為午夜後可以買到便宜貨，此時講價的過程就會變長，凌晨1點過後減價次數越來越多，到最後每盆只能開價30元，有人出20塊也賣。
照理說，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香港，年桔不存在供不應求的問題，需求也是穩定的。每戶人家總是要買幾盆過年的。如果按照經典經濟學的理論，供需關係決定價格，年桔的價格波動不會很大，但事實並非如此。同樣一盆年桔凝結著同樣的人類勞動，花費同樣的運輸成本，在短短几小時內，價格波動達到三倍，原因何在？
張五常給出的答案是信息不對稱是價格波動的關鍵因素。張五常分析說，在年桔市場上，賣桔子樹的人不但瞭解每盆年桔的批發價，也知道剛剛賣掉的那一盆的成交價，買家則兩眼一抹黑，既不知道年桔的底價，也不清楚市場實際成交價，對於不到100港幣的小物件，買家也不願意花時間、花精力去四處打聽。所以賣家能夠利用對方的信息缺失從中掙到差價。
傳統經濟學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商品的生產成本、供需關係上，並不怎麼關心真實市場中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商品的交易成本這類問題，一直沒辦法解釋真實市場中為什麼會出現劇烈的價格波動。張五常卻從市場交易的細節出發，豐富了價格機制形成的原理。在這個基礎上，張五常發展出了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分支，使經濟理論對現實經濟生活的解釋越來越符合實際。
大年夜賣桔子樹的故事生動地反映了張五常從市場中來到市場中去的務實治學態度。他用這個方法在真實世界的細微末節中發現了很多大道理，修正了不少傳統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錯誤解釋。
產權歸屬明確，才能激發主觀能動性
下面在來說個“養殖生蠔”的故事，這又體現了他的另一個重要思想。張五常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工作期間，曾在自己的私人宅邸的海灘上養過生蠔。華盛頓州緯度高、氣候寒冷，生蠔長得很慢，就自然條件而言，絕對算不上養蠔的好地方。然而該州法律規定，海灘作為私人宅邸的附屬物歸私人所有，外人不得隨意在私人海灘上拾取生蠔，嚴格的制度設置，讓自然條件欠缺的華盛頓州成了美國最著名的生蠔產地。由於私人海灘產出的生蠔得到法律明確保護，業主就願意付出辛勞去維護自己的資產。他們不是把生蠔拿回家擠上檸檬汁，在壁爐前慢慢享用，而是冒著寒風在海灘打開生蠔食用。其目的僅僅是為了把生蠔的枝葉都留在原地，好給下一批生蠔留下養分。
業主們小心翼翼將開過的蠔殼放回海灘，便於新蠔附著。他們還每天都去海灘上巡查，把專吃生蠔的天敵一個個撈上岸、曬乾。總之，業主是不計辛勞的維護著生蠔的生產力，有了制度保護，養殖生蠔成了華盛頓州的一大風俗。每一個到海邊購買房產的人簽訂合同之際，都會將房屋附屬生蠔的情況做一番明確的約定，講清楚這些生蠔是歸誰享用？怎樣分成？海灘的私有化法案，無意中促成了一樁大生意。試想在人人可以撿食生蠔的公用海灘是不會有人費力維護生蠔生長，也不會出現相應的制度合約。
張五常用這個故事證明，產權明晰比自然稟賦更重要。如果不能合法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誰願意辛辛苦苦為他人做嫁衣呢？只有產權明晰的地方，才會有商品生產，才會有繁榮富裕。張五常從養蠔海灘的產權制度安排出發，將產權理論延伸到各個領域，他發現世界上幾乎不存在什麼真正的無主之物，無論是替果園受粉的蜜蜂，還是生長在大海中的野生魚類，這些所謂的無主之物，其實都被人們安排了各種合約來明確歸屬權。自古以來，為了佔有無主之物，引出的爭議層出不窮。比如在美國西海岸的河流入海口，經常有大批三文魚從大海迴流，美國一些農業公司從中看到了商機。他們在河口孵化三文魚卵，再將它們放歸大海，利用三文魚成年後必須回到出生地產卵的天性，在河口張網捕撈，把太平洋當成了放養三文魚的大魚塘。
浩渺的大洋不是任何人的私產，這種將大洋當做魚塘的行為，似乎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利益。可是一旦放養，三文魚的產量遠遠大於遠洋捕撈，導致三文魚價格持續下降，就損害了從事遠洋捕撈的漁民的利益。漁民們群起而攻之，以保護生態平衡為名，要求美國西海岸各州立法，禁止在河口養育三文魚幼苗。張五常從這一件事中得出了兩個結論，第1個是產權無所不在，即便是海魚這樣的無主之物，只要能被人拿到，在市場上出售變成商品，就一定會產生利益糾紛。不管是友好協商訂立合約，還是協商不成到法院打官司，人們會想出形形色色的辦法，保證自己能從這些無主之物中獲取更多的好處。第2個結論是產權明晰能夠促進生產，只要明確河流入海口的產權，就會刺激擁有者投資興辦三文魚孵化廠。人類的漁業生產不但不會耗盡海洋魚類資源，而且會收穫比自然捕撈更高的產量。由此張五常得出結論，產權明晰是經濟繁榮的前提。
為什麼有人當老闆，有人當員工？
下面再來說一說第三個故事“縴夫的故事”。張五常少年時代，為躲避入侵的日寇，曾跟母親一起在廣西沿著柳江逃難，那時沒有柴油機，沒風的時候，行船完全靠縴夫拉。張五常注意到，有一個監工坐在船頭，看見縴夫中間有誰偷懶不使全力，就拿根長鞭子使勁抽他。母親告訴年幼的張五常，我在岸上親耳聽到，這監工是縴夫們合夥花錢請來的，你說怪不怪？這確實很怪，為什麼縴夫們要花錢請人來鞭打奴役自己？除了這個辦法，就沒有別的辦法來保證勞動了嗎？這個疑問一直裝在少年張五常的腦子裡。
後來他去美國留學，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到了經濟學家科斯的論文《企業的性質》。科斯在這本書裡討論了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要組織企業？為什麼會有老闆和僱工？對於這個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有一個經典的解釋，他拿生產繡花針的工廠做例子，在廠裡，一部分人負責拉鋼絲，一部分人專業磨針，一部分人專業打孔，各自負責自己的工序，技術越練越精，久而久之，分工協作的制針廠，由於熟能生巧，再加上不斷改進生產設備，單位時間的產出數百倍於那些單幹的制針工匠，成本大幅降低，一舉贏得市場競爭，逼迫單幹的制針匠退出市場，去搞別的營生。
但亞當斯密的說法有個缺陷，他描述的是企業產生的結果，而不是起因。解釋不了當初是誰把負責磨針的打孔的勞工都召集在一起辦廠子，也解釋不了為什麼有的人願意花錢買設備、僱傭別人？有的人願意被人僱傭？有的人只想自己單幹，不想進廠？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給出了新的解釋，他認為開辦企業或者自己單幹的人，看上去誰的話也不用聽，可以我行我素。其實每天都面臨市場風險，必須花費時間精力去了解市場信息，絞盡腦汁給產品定一個合適的價格，接受市場考驗，承擔著巨大的交易費用，而選擇打工可以免去這一切煩惱，付出的代價是得聽老闆的話，賺的也沒老闆多。打工者之所以願意加入企業，就在於他們能夠把一切風險交給管理者，減少交易費用。
1991年，科斯因為首先引入交易費用，來解釋企業存在的理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被學界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科斯的解釋，一定程度上解開了張五常的困惑。柳江上的縴夫們埋頭拉縴，沒有精力去了解其他縴夫出了多大力，必須僱一個人手拿皮鞭，站在船頭眼觀八方，督促大傢伙全力以赴。至於為什麼有人出力拉縴，有人拿鞭子監工？科斯的解釋是，有的人天生偏好直面風險，有的天生害怕風險，願意承擔風險的人就去當了老闆，厭惡風險的則當了僱員。
張五常覺得這個解釋沒有說服力，做縴夫還是做監工？與風險偏好沒有關係。他通過另一個例子，將對企業性質的探討引入更深的層次。二戰後香港經濟起飛是從給發達國家代工初級產品開始的，最初是連工廠設備都沒有的初級手工業，很多平民從代理人手裡接活，按照設計圖，把彩色玻璃珠穿在一根根尼龍線上，串成頭飾和手鍊，賣到歐美市場。當時發達國家企業沒有興趣生產這種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穿珠子工人接觸到的代理人，不可能直接從西方國家拿到訂單，而是不知道是第幾手代理。他們整天在各個樓棟裡到處跑，忙著交貨、收貨、驗貨，張五常看他們的衣著打扮，估計這些代理人的佣金收入也就是勉強餬口而已。
耳聞目睹這些現象，引發了張五常的幾點思考。第一，從事串珠子勞動的人，跟處理市場信息的代理人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身份可以互相轉換。第二，代理人按件計酬，從穿珠人手裡購買珠鏈，其實就是在購買勞動力。傳統經濟學一直把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區分開，但在這個例子裡，代理人購買的既是穿珠工人的勞動時間，又是他穿好的珠鏈產品，說明這兩個市場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種市場。張五常通過對上述分析，於1983年發表了《公司的合約本質》，挑戰科斯的成名之作。
張五常提出，科斯所謂公司存在的目的是替代市場，降低交易成本，這個看法不對。一個人不去創業，跑到公司裡打工，只不過是用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合約，也就是用勞動合約替代了商品交易合約。在能夠自主簽約的條件下，他會根據實際收益多少選擇創業還是打工。也就是說創業和打工的區別其實沒那麼大。在採取計件工資的例子中，勞動合約跟產品合約根本就是一回事。公司內部之所以同時需要拿鞭子的管理者和按指令工作的勞動者，只是因為有些崗位沒辦法用計件工資進行量化，必須按工作時間發工資。
為了保證計時崗位的工作效率，企業家不得不想出種種管理手段，縴夫自己請監工，也正是這個道理。張五常進一步推論出，真正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不是企業組織，而是勞資雙方能夠自主的簽訂勞動合同。企業的本質就是通過產品合約、勞動合約和產權債權合約，把土地、勞力、資本等各類社會資源聯繫起來。而從勞動者一方來說，自主擇業選擇開價最高的工作崗位，才能保證每個人充分發揮自己的稟賦，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對自己和下一代進行知識投資，最終實現知識、勞力和興趣的最佳配置。總的來說，市場上各類主體之間自由簽訂合約的權利得到保障，能夠自由交易勞動力、土地和產權，是當代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根本原因。
企業制定薪酬福利制度越高越好嗎？
最後我們來探討一個經濟學的議題，“薪酬福利制度與產業競爭力的關係”。張五常反對一切干預自由簽訂勞動合約的做法，哪怕是打著保護弱者，提升全民福利的旗號，他認為優厚的勞工福利制度會扭曲價格機制，嚴重挫傷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競爭力。張五常觀察到，美國不同產業之間薪酬福利制度的區別很大。IT產業在美國屬於新興產業，程序員普遍年輕，工會的力量還來不及發展壯大。在這個產業勞動力市場呈現完全自由競爭的態勢。公司之間互相挖人、技術大拿隨時跳槽現象非常普遍。在IT行業上班的人，關心的只是到手的工資、獎金、期權這類真金白銀。
在比爾蓋茨的微軟總部辦公空間被打造成大學校園風格，餐廳、酒吧、健身、娛樂設施一應俱全，辦公樓整夜燈火通明，程序員們以廠為家，整天泡在公司裡，一些員工每週工作時間達到上百小時，這種996工作模式固然辛苦，但十年下來，很多員工身家超過千萬美元，早早實現財務自由，提前退休周遊世界去了。同時美國IT企業也憑藉創新活力，一直稱霸全球市場。而美國汽車工業卻是另一番局面，美國汽車製造起步早，一度領先全球。行業工會經過上百年發展勢力強大，汽車公司老闆不能完全按公司經營需要，確定薪酬福利政策，不得不經常向工會作出讓步，不斷提高薪酬標準。
同時安排了大量員工福利，比如增加帶薪假期，降低每週工作時間，給辭退員工鉅額補助等等。張五常分析，美國的汽車工業能夠養得起這一大批員工，實際上是在吃過去的老本。資方迫於行業工會的強大勢力，不得不把企業過去靠品牌、研發、專利等優勢獲得的超額利潤，拿出一大部分平均分配給生產線上的藍領工人，在高福利、低競爭人員高度穩定的就業環境下，生產線工人習慣了低強度、低壓力工作，本應該得到額外激勵的高管、技術研發人員，則因為拿不到高額獎金，要麼離職去了其他行業，要麼失去進取心，成天混日子，再加上資方也拿不出錢投入新車型研發和製造裝備技術升級，導致整個產業的競爭力落後於國外競爭對手。
每當週期性經濟危機襲來，通用、福特等大汽車公司，往往是第一批瀕臨倒閉，需要政府出錢救助的沉重包袱。美國不同產業之間福利制度與競爭力的關係，很能說明問題，過度的福利政策往往會損害產業競爭力，最終也保護不了產業工人。歐美國家很難從製造業衰退中復甦，因為他們沒辦法打破福利制度溫床。工會是強大的壓力團體，平時可以組織工人罷工、示威、遊行，大選之際是重要的票倉，政治家不但不敢跟他們決裂，還要不斷加碼，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稅收減免、轉移支付等手段，進一步加固福利溫床。
張五常從自由簽訂勞動合約的角度，解釋了最低工資限制勞動時間，不許資方解僱員工等福利政策。為什麼會扭曲勞動力市場？危害產業競爭力？他認為再高明的政治家、經濟學家，都很難計算出一個經濟體最低工資標準。工商業的最低工資是由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決定的。薪酬提高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動態過程，當城鄉收入達到均衡點，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商業轉移的過程即將結束之際，工商企業的最低工資就出現了。在此之前，農業人口過剩，就業不充分，工商企業總能以較低工資招到人幹活，這時候如果政府強行規定最低工資，根本保護不了勞動者，資方要麼提高自動化水平，減少僱員，要麼結束業務關門大吉，最終受損的還是勞動者，唯一的後果是降低投資者開辦工商實業的意願。階段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的自然過程，造成實際上的失業。高福利政策對產業競爭力的副作用非常明顯。
通過今天關於張五常經濟觀點的分享，不知道各位小夥伴有沒有什麼收穫呢？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哦，尤其是關於企業福利制度和企業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各位小夥伴又是怎麼認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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