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國際知名經濟學家，1935年出生於香港，1959年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學習，其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1982年回國任香港大學教授、經濟金融學系系主任，為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其著作《佃農理論》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
張五常教授言辭不拘一格、直抒胸臆，在經濟學圈內素有“狂生”之稱，被譽為“中國經濟制度分析的第一人”。這篇文章整理自張教授的一次精彩演講，濃縮了他幾十年來從事經濟學研究所領悟的真知灼見，向我們展現了經濟學兩大基本原理“約束條件下的極大化”和“一般情況下需求曲線斜率為負”對複雜經濟世界的強大統治力，輔以經濟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產權”制度對資源分配的影響為例，發人深省。
女士們、先生們：
我想花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總結一下我40年來所學到的經濟學的精髓。
現在經濟學似乎已非常技術化、非常複雜化，但是事實上我們所歸納出的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卻是非常簡潔的、非常簡單的。我總是試圖用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來解釋世界，而儘量避免複雜的技術。
經濟學中有兩個基本原理，對這兩個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個經濟學者的水平。
- 其一，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大化；
- 其二，是在一般情況下需求曲線斜率為負。
也許有人認為規模效益遞減也是一個原理，但是，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當你牽涉到實際問題時談到產品需求或要索需求已經足夠。換句話說，在實際運用中沒有必要把後兩個原理分開，它們講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了兩個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線的斜率為負。
在我看來，整個經濟學講的就是這兩個原則。現實世界當然非常複雜，但是這兩個原則已足夠解釋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發現只有這兩個原則可以解釋我們碰到的所有經濟現象。我跟其他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也在於我只用這兩個原則來說明問題：
其實，這兩個原理都是武斷的假設。有一點非常重要，這就是，你的經濟學研究不能違背這兩個原理。世界上任何經濟規律都離不開這兩個原理，如果有任何經濟規律違背了這兩個原理，那麼，整個經濟學就自相矛盾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兩個原理是對人類行為的武斷假定。我之所以說這兩個原則是武斷的，意思是說你不能跟我在這兩個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見。我覺得經濟學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我們能只用這兩個原理來解釋世界。
剛才我已指出你不能對這兩個原理有任何疑問。因為，它們正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它們是對的，而且，經濟學家永遠不會有任何其它原理。我的意思是，任何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永遠不會有任何其它原理跟這兩原理矛盾。同時我也認為，任何經濟學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這兩個原理來解釋經濟現象，那麼他就不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謙虛一點說，有99%的可能不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弗裡德曼、阿爾欽、科斯和我都遵守這兩個原則。
那麼，下面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這兩個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處。
要想檢驗在解釋經濟現象時這兩個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這兩個原理意味著什麼，以及從這兩個原理推測出來的假定是否正確。簡單地講，現在真正可以測試的假定有A和B 兩種。假設如果A發生，則B發生；反之，若B沒有發生則A肯定沒發生。如果在實際測定中，B沒發生而A發生了，則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實，所有科學都要遵循這一規則。
因此在我們檢驗假設時，就需要看當B沒發生時，A發生與否。當然，A與B的可觀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們是不可以觀察到的，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對其進行測定，因此，我認為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確定哪些經濟變量是可觀察的。比如，需求規律表明當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下降。其中，價格是可觀測的，但需求的數量上升是不可觀測的。所以，需求規律本身是不可觀察的，它只是經濟學家想象出來的，其實並不存在。也就是說由於消費者的意願沒法測定，從而導致整個需求規律沒法檢驗。所以，一個真正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就會設法把A、B轉換成可觀測的變量。
如果你看一下經濟理論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規律並不存在，它們都是經濟學家想象出來的。在經濟學領域中，很多人在創造大量名詞的同時卻不知道其確切含義。例如，有人認為“短缺”是個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麼？如何測量？他們並不知道。短缺等於需求超過供給的那部分，正如我們已指出的，供給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願。沒法觀測。所以，從本質意義上，短缺沒法測量。
在經濟學家隊伍中，有很多人並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他們滿嘴都是自己想象的變量。我跟別人不同之處在於我只用最簡單的、最本質的原理解釋經濟現象而能直指本質。
在我講產權經濟學以前，我重新強調一下，人的行為的基本原則是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當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顯然測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機會成本。因此經濟分析究其根本可以歸結為三點：
1.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某種利益， 而所謂最大化某種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種東西，對於你而言，有比沒有要好，即經濟物品(經濟物品的意思是說多比少好)；
2.需求曲線斜率為負；
3.機會成本。
下面我們先看一個最簡單的經濟體系——羅賓遜經濟。在這一體系中，他也要最大化某種東西，他有自己的需求曲線。由於只有一個人，所以不存在市場，也就沒有市場價格。但是，如果他想得到某種東西，就必須以犧牲另一種東西為代價，這種犧牲可看作是他的成本價格。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成本指的也是機會成本。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也存在上述三個基本原理。
對於一個人的經濟體系，我們只要花費兩個小時就能說清其中一切問題。經濟學的真正困難在於再加一個人後的情況。兩人經濟體系我們研究了30多年還沒有說清楚，這是因為當兩個人都想最大化某種物品時，競爭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永遠不要說世界上沒有競爭，競爭無時不在，只在形式不同。如果你說這是個壟斷市場，沒有競爭，那就錯了，因為每個人都在競爭壟斷的權力，所以競爭無處不在。當然，如果島上再加一個女人(假設把她也看作一種經濟物品)，競爭就會馬上更加激烈。有些經濟學家區分完全競爭和非完全競爭，其實，這是很陳舊的觀念了。競爭就是競爭，只是形式不同。
提到競爭，自然會有輸贏，也就是說一定要決定誰輸誰贏。比如，打網球是個競爭，最後一定要決出勝負。而要決定輸贏，必須要有規則來評定，也就是遊戲規則。如果改變遊戲規則，很多變化就會出現。比如，中國乒乓球隊雄視世界，但如果我們改變了發球的規則，那麼結果就會不一樣。如果你改變遊戲規則，結果就不一樣。因此，有的人喜歡這一類遊戲規則，另外的人喜歡另外一類遊戲規則。例如考試時，有的人喜歡論述題，有的人喜歡多項選擇題，有的人喜歡數字化的題目，有的人喜歡非數字化的題目，各不一樣。所以如果改變規則，人的行為就會相應改變，結果就會不一樣。
歸納起來，競爭總是有三點。
- 必須決定輸贏；
- 要有一個遊戲規則；
- 為什麼用這一個遊戲規則，而不用其它的遊戲規則。
人們不同的行為，可以由不同的遊戲規則本身解釋。在香港，如果你想買一棟樓，無論是從李嘉誠那兒，還是從別的土地發展商那兒，只要你出價最高你就能得到。發展商也不會因為我是張教授就給我優惠一些。所以這個遊戲規則很簡單：出價高者得。
但是在香港大學情況就不一樣了。在那裡，分房是按分計。我是院長，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個孩子加7分，二個加14分，以此類推：在香港大學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誰積累的分最高，誰就最先得到房子。因此，如果我想從土地發展商那兒買房，我就得付錢，為了得到錢，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搶銀行。但在港大我想要快點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覺、多生孩子。由此可見，遊戲規則不同，行為就不同。
我說的不是笑話。在墨西哥政府進行土地改革時，就是根據孩子多少進行徘序，這也是墨西哥人口劇增的原因。中國有類似的問題。我們之所以有眾多人口，就是因為當時實行的政策，在中國早期，人們甚至會殺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當你改變遊戲規則，人的行為就會改變，收入的分配形式就會改變，資源的分配就會改變。隨之，經濟發展速度也會改變。
在經濟社會中，基本的遊戲規則即產權的規則。
談論產權，我們其實在談論約束人們行為的遊戲規則。如改變遊戲規則，輸贏條件就會不同。如果我是土地發展商，我不會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別的什麼因素。我唯一關心的是你出多少錢。在這裡，市場價格是唯一分配資源的方式。在現實世界中，還有其它分配資源的機制。我在港大的辦公室比趙海英(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為我比趙海英有錢，而是因為我的位置較高。如果我的辦公室要自己去租，那麼我就不會租；因為太貴了。
在大學系統下，因為我是院長，我就可分配到大辦公室。但如果我的辦公室不是大學的，而是私有的，情況就會不一樣，誰出的價高誰就得到。你有沒有辦法想象，我作為院長卻沒有專門的停車位，而校長們以及會玩辦公室政治的人卻有：如果你是殘疾人士你也有，當然我不是，所以我沒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車，如果大學給我一個警告，我會把警告信扔在垃圾袋，但趙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這類事。那些會玩辦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專門泊車位，但他們只是這方面比我強。
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車，因為我知道如果他們一定不允許我這樣做，我會到法庭上告他們說整個分配製度是不對的，如果我告他們，在香港就會是很大的新聞了。所以當大學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裡，他們就會想，這是張教授的車，給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遊戲規則下，人的行為就不同。在泊車場私有的情況下，只要你付錢你就能得到泊車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夠錢不允許其他人泊車，或者甚至拆掉整棟樓。所以你可以發現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很難講。比較香港大學泊車分配系統以及私人泊車場很難判斷優劣。
在經濟的世界裡，你改變產權的規則，你就改變了整個系統。
私有產權非常獨特的一點是：只有在私有產權的情況下，人們才用市場價格分配資源。我沒有說，私有產權比另外一種情況要好，我只是說如果你想利用市場價格分配資源，你只能選擇私有產權;我也不是說，你有了私有產權，就一定會有市場價格存在，我只是說要有市場價格，就必須有私有產權存在。
這是因為市場機制有時有很高的運行成本，所以有時你有了私有產權，但是並不一定會有市場價格存在。這一點是科斯在1937年《企業的本質》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業的合約本質》中闡述的中心問題。我們想要說明的是在私有產權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內部並不是用價格機制來運作的，但是，反之，任何東西在市場上交易，它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國現在想要建立市場機制，而不想有私有產權，其本身是矛盾的。
當然還有其它資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價格進行分配的情況下，才沒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錶放在桌上並說明，明天誰最早進來誰得到它，那麼很多學生就會在外面排隊，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會浪費很多時間或遭受痛苦。於是，學生們就會衡量金錶的價值和所付代價孰大孰些但是他們所費的時間及遭受的痛苦對我卻沒有任何好處。
然而，如果我換一個規則說把我的表給武漢市漂亮的女孩，那麼就會有很多女孩子費盡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說我會把表給孩子最多的人，那麼人們就會把別家的孩子拉來充數。但是所有這一切對我都沒有好處。所以如果這表不是我的，人們就會進行無謂的浪費來得到表。但如果這表是我的，我就會把表給出價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價錢一定不少於金錶價值。由此你會發現若產權不是私有的，為了行使產權，很多資源被浪費了。
在阿拉斯加淘金熱時有一個規則——誰來得最早，誰就可以在那兒挖金，因此人們就花費大量的時間去訓練他們的狗，而這本身對社會而言是一種浪費。
你們也一定記得，在中國以前，很多事情需要開後門才能得到。比如，為了得到好的醫療，你必須花費很多時間去開後門、走關係等。你們知道我說的是事實。現在你只要想買魚出錢到市場上去買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還必須早起排隊。當然，如果你是黨員、幹部，你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得到。在這種情況下，魚的價值由於你的等待所費的時間和精力而消散了。
即使你說你可通過政治關係得到魚，但你得承認你的政治關係也是付出一定代價才得到的。所以除非你用價格機制分配資源，任何其它方式都會引起價值的消散。自由市場上，賣魚的人只要你付足夠的錢就會把魚給你，而不會考慮其它因素，而為了得到所需的錢，你必須工作(對社會做出貢獻)，因此，如果是市場決定魚的價格，你為了買魚所付出的錢能反映你對社會做出的真正貢獻。
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你若等4個小時去買魚，你所等的4個小時，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或者你會玩政治關係也一樣。所以我們說私有產權好並不是基於價值判斷，而是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租金的消散最少。這就是為什麼改革20年以來，我們一旦以價格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經濟發展速度馬上就會加快。
但是，你也要意識到用市場價格來配置資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個經濟系統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個小時談論什麼情況下交易成本低。我並不是說私有產權是最好的系統。有時要形成這種系統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系統下人們都會最優化這一系統內的租金消散。我們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國在農村實行公社制度。
當時在那種情況下一定有饑荒，但我很奇怪，那時人口增長很快，那麼我只好下結論：在當時情況下人們一定找到某種方式來減少租金消散。如果說當時農村情況處於類似我剛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時出現的情況，也許很多人不會活到現在。所以我認為所有證據表明，雖然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況下，租金消散很厲害，但是當時中國人找到了某種辦法來減少浪費。
我的結論是：當時雖然沒有私有產權，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級制度來減少浪費。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取消私有產權人們馬上就會談論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辦公室也是根據社會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歡用這種方式。當然，只有在私有產權下，利用市場價格分配資源才能徹底消除租金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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