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登禹，抗日烈士，1898年出生于山東菏澤杜莊鄉，7歲入私塾，兩年後因家窮而輟學。13歲時，他拜師學武藝，後精於拳術，善使大刀，能舉起百斤重石磙。
1914年，16歲的趙登禹慕名步行千里參加了馮玉祥的隊伍。由於兵員已滿，趙登禹被安排到佟麟閣的連隊當副兵，也就是隻管吃飯，不發薪餉的最普通士兵。
馮玉祥非常注重隊伍中的人才，有武術功底又讀過私塾的趙登禹很快脫穎而出。在一次比武中，趙登禹連勝三跤，被馮玉祥大加誇讚，隨後他被調到了警衛隊。
1918年，馮玉祥軍駐湖南常德，郊外山上常有猛虎傷人。一次，趙登禹奉命送信，順帶將猛虎擊斃並抗下了山。馮玉祥知道後，讓趙登禹騎在虎身上拍了照。
趙登禹殉國後，馮玉祥在南京找到這張相片，親筆題寫了“民國打虎英雄”。1921年，馮玉祥在陝西剿匪時，趙登禹徒手擒住匪首郭堅，但因用力過猛致郭死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趙登禹毅然決然的投身抗日。在宋哲元抗日口號鼓舞下，趙登禹苦練達到劈殺敵人的本領。兩年後長城會戰爆發，日軍直抵喜峰口。
29軍經過研究，任命趙登禹為長城前線作戰總指揮。此時，日軍已經佔領喜峰口，趙登禹帶領109旅將士抵達之後，經過血戰奪回高地，隨後陣地又幾度易手。
一日拂曉，日軍傾巢出動，向高地猛攻。趙登禹在等敵人靠近後，突然帶領戰士向日軍衝去，展開了近身肉搏。經過半天廝殺，陣地不斷失而復得，損失慘重。
趙登禹並非只有蠻勇，他見敵我力量有懸殊，便建議趁夜間採取近戰出奇制勝，宋哲元隨即批准了他的計劃。當日夜間，趙登禹率大刀隊攜帶手榴彈分路夜襲。
就在日軍熟睡之際，趙登禹和將士們舉著大刀衝入日軍營房，一通猛砍之後，大部分日軍命喪刀下。趙登禹身先士卒，兩把戰刀均砍缺了刀刃，左腿也負輕傷。
當晚夜襲共砍殺日軍鈴木旅團1000餘人，大刀隊一戰成名。以趙登禹為首的29軍大刀隊的神勇使全國為之振奮，同時也震驚了日本。日媒體驚呼喜峰口之恥。
著名音樂家麥新受喜峰口血戰鼓舞，創作了《大刀進行曲》，其中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即“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句詞鼓舞眾多的青年加入了抗戰。
1935年，29軍被調到被迫駐防。盧溝橋事變爆發後，29軍在宛平城奮力反擊日軍。趙登禹奉命坐鎮南苑，與佟麟閣一起指揮南苑軍隊，二人誓與陣地共存亡。
1937年7月，趙登禹率軍北上的軍情被漢奸潘毓貴等人出賣。得到情報的日軍，趁南苑一帶兵力還未部署完畢，便發起了大規模進攻，29軍傷亡較大很是被動。
趙登禹臨危不懼，他親率20餘人，躍出戰壕殺入敵群。雙方在槍林彈雨中反覆拉鋸，趙登禹多次避開敵人的包圍。隨後上級要求他撤退，但被日軍早已窺探。
隨後日軍以猛烈火力封鎖道路，當趙登禹乘坐的車子行到大紅門附近的御河橋時，一聲巨響，車子被炸燬，趙登禹身受重傷，他並未選擇撤退，而是奮起反擊。
這時，一枚炸彈飛來，炸斷了趙登禹的雙腿。醒來後，他含淚向傳令兵說：“我不會好了，軍人戰死沙場沒什麼悲傷的，告訴年事已高的母親，兒子為國而死……”
趙登禹說完就停止了呼吸，時年39歲。同日，佟麟閣戰死，時年45歲。趙登禹犧牲後，由紅十字會草草掩埋。幾天後，僧人將遺體取出殮入棺木，放在寺中。
趙登禹犧牲三天後，國民政府追贈趙登禹為陸軍上將。趙登禹的遺體在龍泉寺放了9年。直到1946年7月31日，才由北平政府葬於盧溝橋西1公里處的西道口。
同年，北平市政府將白塔寺東的一條街道命名為“趙登禹路”，以示紀念。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給趙登禹家屬頒發了第80號“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趙登禹的犧牲，讓其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其母年近古稀，備嘗喪子之痛；其妻時年僅27歲，身懷7月身孕，華年喪夫；其子4歲，女2歲，與父陰陽兩隔。
趙登禹的大女兒趙學芬和兒子趙學武讀了中專，二女兒趙學芳讀了水電學校。趙學芬畢業後，被分配到西城區米糧庫小學任教，後調入民革北京市委任秘書長。
2001年，趙登禹妻子倪玉書病逝，享年91歲。北京除了“趙登禹路”外，在通州還有一條“趙登禹大街”，豐臺還有一所“趙登禹學校”，這些都成趙登禹的紀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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