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條約，是中國近代歷史當中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在塑造中國近代史乃至於當代社會形態的過程當中，有很重要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在歷史發展進程上面落戶於西方，所以對於條約當中的很多不平等內容在簽訂的時候是沒有清醒認識的。而是到了深受其害的時候，才恍然大悟中了西方人的圈套。這種滯後性，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簽訂過程當中的一種普遍現象。
作為中國近代第1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這一方面很具有典型性，所以值得專門加以分析。歷史教科書當中一般把南京條約的內容，尤其是重要的不平等內容概括為5條。分別是，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元銀元，開放5個通商口岸，給予英國片面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制度。
有趣的是，在當時的清政府高層看來，除了割讓香港島以外，其他的不平等條款反而是可以接受的。賠款雖然多，但並沒有用清政府的財政支出。道光皇帝下令由廣州十三行的行商負責承擔這筆費用。這也就是行商在鴉片戰爭以後迅速衰落乃至於破產的直接原因。開放通商口岸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過是多了幾個城市和外國人接觸而已。在乾隆中期以前，清政府也曾經實行多口通商制度，算不上什麼大的讓步。片面領事裁判權，反而讓清政府覺得很高興。原因在於清政府不需要處理和洋人相關的事務，省了很多麻煩。至於協定關稅，由於當時海關進出口的規模很小，關稅對於清政府的財政影響也不大，所以清政府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但從後續的歷史發展來看，恰恰是片面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權成為了對中國禍害最深的不平等條款內容。
先看片面領事裁判權。所謂領事裁判權，實際上是西方在近代發展起來的一種制度。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克倫維爾在執政的時候，為了發展經濟，曾經邀請亞平寧半島，也就是現在意大利的某些城邦的猶太富商，到英國倫敦投資興業。為了讓他們在政治上放心，所以特地給予這些商人領事裁判權。這種制度實際上賦予了領事直接管理在外國的本國公民的權力。但正常情況下，這種權利是相互的。也就是說兩個國家是對等獲得這種權利的。而在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南京條約當中，這種權利實際上是單方面給予英國人。這就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侵犯。不過當時的清政府官員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以為此後就可以不再管理洋人事務而暗自慶幸。
可能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片面領事裁判權成了後來租界發展的政治基礎。以上海為例，英法等國的領事在上海聯合當地官員設立了會審公廨，後來分家。法租界的會審公廨，其實就是現在黃浦區人民檢察院的辦公地。實際上就是當時的租界內的法院。按照一開始的習慣，洋人之間的司法糾紛，由外國法官審理，華人之間的司法糾紛，由清政府的官員審理，同時涉及到洋人和華人的，由雙方共同審理。但是其中以洋人為主。後來，華人地位越來越低，以至於徹底被排擠，整個租界地區的司法權完全落到了洋人手中。司法權的被剝奪，實際上也就開啟了租界內政治權利逐漸向西方人過渡的序幕。與此同時，租界通過工部局，法租界稱為公董局，獲取了社會事務的部分管理權。又藉著太平天國的時機排擠了清政府官員的管制權。可以說，到了光緒中後期，上海的租界完全淪為了西方人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還保持著中國領土的身份。而這一切的起點就是從片面領事裁判權開始的。
協定關稅權，最早的含義就是隻針對進口商品所抽取的稅率定為5%，當時稱為值百抽五。這個稅率不能隨意改動，必須要和進口國協商以後才能調整。在剛剛簽訂南京條約的時候，中國對海外商品的進口數量很有限，所以這筆稅收對於清政府來說影響不大，讓一點可以接受。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協定關稅，後來導致了中國海關在近代長達百餘年的歷史當中被外國人控制，同時又因為沒有辦法提升關稅，極大的影響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歷程，可以說是南京條約所有條款當中對中國迫害最深的條款。
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國人以協定關稅的理由向清政府提出要參與到海關的監管活動當中來。清政府同意了，最早參與到清政府海關管理中的英國高級官員是李泰國。在當時清政府的海關沒有一箇中央層面的管理機構，由各地海關監督，級別為道臺負責進行管理。上海海關是由駐紮在上海的蘇松太兵備道兼管的。太平天國圍攻上海的時候，時任的署理上海道臺匆忙出逃，將相關的海關管理事務交給了李泰國。李泰國因此成為了江海關，也就是上海海關的主管。李泰國這個時候還提拔了一個副手赫德。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清政府的官員陸續迴歸上海任職，但此時已經交出去的權力就收不回來了。不但如此，因為江海關在各海關當中規模最大，進出口額最高，所以成為了各海關當中的事實上的主管。李泰國也就由此成為了中國近代第1位全面掌管海關的高級官員，也是第1位外國官員。
但是李泰國本人對於清政府能否長期維持下去不抱有信心，所以對於在清政府長期任職，懷有疑慮。再加上他在其後為清政府採買軍艦的過程當中中飽私囊，讓清政府大為惱火。因此清政府選擇赫德作為其繼任者，同時也就開啟了這個英國人掌控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以上就是中國海關淪為西方人控制的具體過程。顯然協定關稅也是其起點。
為了應對太平天國，清政府不得不想辦法籌措軍餉。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所謂的厘金稅。這種稅針對所有的土產商品，只要從異地運來就需要繳納一筆入境稅。但是這筆稅卻不能針對進口商品。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海關始終控制在西方人手中。增稅的難度非常大。這種不平等的徵稅模式極大的打擊了中國土產商品的發展，使得中國傳統的手工紡織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而與此同時，西洋布則憑藉著其在價格上的競爭優勢長驅直入。中國農村男耕女織的傳統經濟模式的崩潰，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稅收制度導致的。
到了光緒中後期，傳統的經濟模式已經受到了很大打擊，自然也就導致了稅收方面的嚴重衰竭。這個時候，海關卻成為了清政府，最穩定也是最主要的財政來源。但可惜的是，相關的財政收入主要不能用來為社會發展服務，卻大量的用來支付戰爭賠款。可以說控制了海關也就基本上控制了清政府以及其後民國政府的財政，自然也就間接控制了滿清政府和民國政府。民國時期的學者在分析海關的發展情況的時候，就不無痛心的說，海關其實已經成為了西方人控制中國的一根繩索。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當時的國內輕工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依然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海外資本輸出和產品輸出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向海關提出調整關稅，但是被拒絕。後來在經過多方協調以後，海關做了一定的讓步，稅收雖然有所提升，但並不能有效的實現保護國內弱小工業的目的。
和租界制度相比，海關的沉淪時間要更為長一些。1942年，隨著日本發動對珍珠港的偷襲，當時上海的租界終於不再是一個戰爭中的孤島。之後，汪偽政權配合日本政府宣佈取消租界。英法美等國為了表示支持中國抗戰，也在其後主動宣佈放棄在華租界特權。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的時候，租界問題算是告一段落。
海關則不同，隨著汪偽政權的成立，當時中國的海關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由汪偽政權控制，另外一部分由內遷到重慶的南京國民政府控制。於是就出現了兩個海關，兩套系統，但全部都是由外國人主導的。汪偽政權的海關係統以日本人為主，南京國民政府的海關係統以英國人為主。抗戰勝利以後，汪偽政權的海關係統被清理，日本人完全退出了中國海關。英國人此時國力衰弱也不能再繼續任職。所以第1位美國籍的海關主管李度宣佈上任。但是不久之後，解放戰爭爆發。李度不得不從香港前往臺灣，但此時一個小小的臺灣島也提供不了什麼有意義的海關收入，所以不久之後李度主動辭職，美國人也不再要求繼續出任海關主管。海關主管由外國人擔任的歷史才由此徹底終結。
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認識，是在後續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逐步深入起來的。無論是片面領事裁判權，還是協定關稅權，作為簽約時的主要官員代表的琦善，恐怕絕對想不到它們會成為以後對中國發展帶來巨大災難的兩個條款。不要說談判代表，包括道光皇帝在內的清政府高層，甚至於當時的普通民眾，恐怕也沒有意識到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而且其禍害可謂是伴隨了整個近代史。
那麼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落差？以至於讓後來的學者哀嘆不已。一方面是因為無知。對於這兩項權力，英國人是有後續長期打算的。後來的權力擴張不是一種巧合，是一種必然，但是在進行擴張之前先要打下一個根基，而這個根基就在不起眼的條約當中實現了。用現在網上比較流行的話講，就是不知不覺之中為對方挖了坑。中國當時的官員和整個社會精英分子，對於西方社會的發展形態是缺乏認知和了解的，對於這兩項權利背後所帶來的惡果，也是缺乏認識的。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人充分利用了自身社會發展階段當中所處的優勢。也就是說英國人在簽訂條約的時候，就已經預判了哪些權力也許在當時對於中國人來說不重要，但是對英國人來說很重要，後續會有巨大的收益，這是因為英國的歷史發展階段比中國要高一些，從他們自身的歷史發展層次可以倒推出來未來哪些權力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講就是一種信息不對稱，這種信息只有英國人知道，而中國人不知道。更關鍵的是當時有很多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去了解，所以也就主動放棄了這樣一種知情權。
平心而論，談判的時候，弱勢一方必須要做出一些讓步，以實現和談的達成。從這個角度上講，不能說和談本身就一定是有問題的。作為談判者，縱使是處於弱勢一方，也會想盡辦法儘可能的維護自身的利益，但這種維護一定是基於自身的意識判斷和視野來進行的。一旦這種視野極其有限，形成了一種信息不對稱，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就形成了一種不自覺的過程。從當事人在當時的角度來看，也許覺得南京條約的簽訂其實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反而為清政府暫時穩定住了局面，至少在十來年的時間裡邊沒有出現嚴重的中外衝突。但恰恰是這種追求短期內的穩定，為後來中國近代長期的落後於混亂埋下了禍根。當時認為並無太大影響的某些條款，後來卻成為了束縛中國發展的緊箍咒。這個教訓之慘痛，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時至今日，雖然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在整體社會發展水準上面，始終還與西方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南京條約當中不平等條約款的滯後性，依然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歷史不會重複，但是會押韻。從對外交往來看，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始終會利用自身的這樣一種優勢，謹慎應對，不僅有利於當下，更有利於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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