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怎樣死亡
喬治·斯坦納 & 蘿爾·阿德勒 / 文
王立秋 / 譯
譯自George Steiner, Laure Adler, “Epilogue Learning How to Die”, in George Steiner, Laure Adler, A Long Saturday: Conversations, trans. Teresa Lavender Fag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阿德勒：在我們死之前，喬治，我們通常會為我們沒能做的事情而感到後悔。我們已經知道，你為不懂更多的語言和沒有勇氣學新語言而感到後悔。但在讀你的作品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你後悔自己從未用過LSD（一種致幻劑）。
斯坦納：對。我有學生用過；他們告訴我感覺不可描述。我叫他們跟我說說，但他們不能：他們說的一切都不如現實有趣、美麗、真切。他們告訴我，那是一次旅行，從中你不能帶回任何創造性的東西。波德萊爾、蘭波和坡，在用鴉片和可卡因的時候，都給我們帶回了一些東西；很稀薄，但也很重要。這些孩子呢，什麼也沒帶回來。我很可能應該自己試試，但我又不敢。
阿德勒：我們知道你給自己補充能量的地方，你想生活的地方：法國南部，馬拉喀什的大廣場，塞傑斯塔的小廟，破曉時耶路撒冷的屋頂。你也會為你想去，但很可能沒法親見的地方而感到後悔嗎？
斯坦納：會，我有一個小小的願望清單，上面寫著我永遠不會去的地方。眼下呢，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去佩特拉（位於約旦）；去是可以去的，但在我這個歲數，很難。我還有一個小小的，破滅的夢想的清單。我會想去看看澳大利亞的紅山，艾爾斯巖。我多次受邀去那裡。但過去要坐二十三小時的飛機，我真是沒時間。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自傳叫作Errata。它包含一系列的失誤，或者說，至少是欠缺。
我最遺憾的是，沒有冒險去試著創造點什麼。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畫了很多畫。我發表過一些詩。我不認為我的詩很好，但我還是把它們發表出來了，一些人也讀過它們。接著，在某個時刻，教書變成了我的目標，我的志業。
讓我給你舉一個更瑣碎的例子，這個例子完美地說明了我要說的點。在我在芝加哥大學的頭五或六個星期——那時我還很年輕——我迷上了下棋，每天都要和真的棋手，非常好的棋手下十八個小時的棋。當時芝大是世界的國際象棋中心之一。如果你認真的話，你會喝杯咖啡然後再回頭去看你下的那局棋；你會研究棋局，研究象棋理論，你會深入它的歷史；除此之外，沒了。我可能是有機會成為真正的棋手，嚴肅的棋手的。但當我被那種可能性晃到眼睛的時候，我退了回來。我缺乏丟掉理智，全身心投入那個遊戲的勇氣。因為說到底，它只是個遊戲，可是，多棒的遊戲啊！自那時起，我還會下棋，但我下得很糟，是業餘中的業餘。
這個只持續了數週的小小的經驗讓我瞥見了深淵，即亨利·詹姆斯所謂的“實在之物”：把你自己徹底地交給某物。它可能危及你的健康，你的生命；它可能帶來羞恥，債務——可你不在乎，你經驗絕對者，你賭上一切，一個不斷超越自己的登山者在每一次攀登的時候都會賭上一切，一個深潛者在每一次潛水的時候也在冒同樣的風險——為了知道絕對者的激越，這時，別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的美德也不復存在了。但我從來沒有勇氣，去冒這樣終極的險。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時常感到後悔。我是在英國，在和經歷過重大軍事戰爭的人在一起的時候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傍晚，在我們學院，三杯酒過後，在這些英國人失去了他們典型的保守的時候，有時，他們會坦白。“我們很高興上戰場！非常歡樂！沒有什麼比得上戰鬥的快感！”這些人是很有文化的人，是傑出的教師、思想家，在他們有機會坦誠的時候，他們會說：“那之後的生活是多麼地無聊啊！”首先，在打仗的時候，他們遠離他們的妻子——這是一種少有的幸福。對一個英國人來說，遠離自己的妻子是幸福的前提。所以，才會有那種不被當作同性戀、而被認為是男性之愛的同性兄弟情，這種男人之間的激情關係是英國大學生活、英國精英的關鍵。在今天的倫敦，我們會看到一幫幫帶刀子的年輕人。可我們知道，要是讓他們加入特種部隊的話，五週內他們就會變成很棒的士兵。這幾乎是一樣的。幫派成員離突擊隊員並不遠。對阿列克西·費羅南柯(Alexis Philonenko)來說，阿爾及利亞的經驗是決定性的；對阿蘭來說，也一樣；笛卡爾懂戰事；荷馬已經教過我們戰爭的激越。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時刻，所以我永遠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我會怎樣。他們是直到的。或好或壞地。“他打過一場好仗”，他們說，這句話沒法用法語來表達。貝基知道，我想，蒙泰朗也知道和對手面對面是什麼感覺。在我聽我的同事聊天的時候，他們的幸福的記憶是真實的，不是吹噓。無論如何，在那裡他們每天都活二十五個小時，所以他們不對彼此吹牛。他們也不對心理分析師、治療專家或記者吹牛。與交換故事相反，他們會說，“現實是這樣和這樣的，它遠遠不是它應該是的樣子。好的，好的，可我們試過了，我們盡力了。我們都清楚地意識到，真正偉大的是別的什麼。”
為什麼我許多同事都不那麼喜歡我？為什麼我一生在某種程度上都被邊緣化了？那是因為從我的第一本書，《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我就一直在說，創作文學的人，和評論文學或詮釋文學的人的距離有數光年之遠。我深信這點。當然，一些偉大的批評家也創作：《駁聖伯夫》中的普魯斯特，隨筆中的T. S. 艾略特，論但丁的曼德爾施塔姆。通常，他們是創造的天才，而這樣的天才，也是第一流的評論家和批評家。他們是罕見的，但他們的確存在。還有比波德萊爾更偉大的藝術批評家嗎？但即便《惡之花》是他寫的唯一一部著作，那也遠遠足夠了。這個差別，在我生命的盡頭，成了我後悔的事情：我應該冒一些險的。
如果我是我所是，那是因為，我不是創造者。這讓我很悲傷。我想說，在我經常援引的偉大的猶太教傳統中，這有傳記的一面。我的父親深信創造東西是好的，但這不可靠。當教師才是至高的角色。拉比(rabbonim)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教師；它是一個世俗的詞；沒有任何神聖之處。
就像我提到過的那樣，我年輕的時候出過幾本詩集，一天早上，我重讀它們，我發現，它們只是韻文而已。詩的敵人是韻文。所以，我再也不寫詩了。我出過幾本小說，如《運送A. H.到聖克里斯托巴》，但這些只是用虛構或者說敘事形式來寫的觀念、辯論、（你也可以說）觀念的對話之書。《運送》不只是觀念的辯論；它還是一部關於權力的作品，關於至高權力和希特勒主義的沉思。
我完全缺乏偉大創造者的那種天真，那種愚蠢。雕刻家亨利·莫爾過去常來我們學院，時不時地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在他開口談論政治的時候，他幼稚得驚人。於是我們看向他的手，那雙手中蘊含的生命，對自己說：“誰在乎他說了什麼！看看他的手和他能用那雙手做的事情”。偉大的創造者的天真的神秘是深刻的，是外人——我們都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那麼，我的任務是什麼？是當郵差，像那部很棒的電影《郵差》(Il Postino)中的那名郵差那樣。那部電影講的是巴勃羅·聶魯達和給他送信的人的故事：這個人開始想象，做聶魯達是什麼感覺。我一輩子都在試著當一個好的郵差，送信並把它們放進正確的郵箱。找到正確的郵箱不總是那麼容易，如果你是在談論一篇文字、介紹一部新作的話。你有時會錯的離譜，但這是一個迷人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我有幸給一些非常好的作者當郵差。但我們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普希金——他也是貴族，有時我們會忘記這點，因為俄國的王公和我們不一樣——樂於提醒我們，“對我的出版商，我的譯者，我的批評者，我要由衷地說一聲感謝，但我才是寫作的那個人”。對，他這句話就把一切都說清楚了。
如果說我生命中有什麼大的遺憾的話，那麼，那就是，我沒有冒險去寫一本非常糟糕的書；沒有冒險去寫小說，也許，或者是戲劇——後者對年輕的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不想冒險，是因為我沉迷於搬運文字和把它們放進郵箱的天賦。在我生命中，有那麼兩三次，我幸運地，為某些真正偉大的創造者開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來自《泰晤士文學增刊》的那通電話：“您給我們發了一篇關於（他拼出了他的名字）C-E-L-A-N先生的文章。策蘭是假名嗎？他是誰？”那是英語中第一篇關於保羅·策蘭的文章。在其他一些場合下，我也幫助引進了一些新晉的作家和重要的詩人。
阿德勒：喬治，你說在創造上你不成功。可你寫了那麼多的虛構作品，而且，在你寫理論著作的時候，你也在創造啊。先前你提到了《運送》，那本書寫的是希特勒的崛起。我想談談另一個不那麼著名的文本，即出自《證據和三個寓言》的中篇小說《證據》。為更好地理解你，這個文本很重要。它講的是一個校對員的故事，他逐漸失去了視力，因此他沒法再看到字型了；對他來說，世界將逐漸消失；但那也是一個關於整個世界的錯位的故事。
斯坦納：那個故事只在意大利產生了影響，因為主人翁的原型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蒂姆潘納羅(Sebastiano Timpanaro)，他拒絕與新聞界和學術界妥協，靠夜裡校對文字為生；事實上，他也失去了他的一部分視力。在意大利，這本書引起了爭議——一些人支持它，一些人反對它——但它在其他國家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如果你願意的話，這本書也是我理解、和向自己解釋在一些渴望正義的人那裡，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心理力量的嘗試。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人類巨大的失敗。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深刻的猶太教式的彌賽亞主義：它來自阿摩司書和其他先知的書。在1844的手稿中，馬克思寫道：“我們不再以錢換錢，而是以愛換愛，以正義交換正義的那一天終將到來”。那是偉大的彌賽亞的計劃。
我們知道什麼是古拉格；沒有必要再跟我說著。也許，古拉格是不可避免的，也許，人太過於貪婪、徇私、邪惡，以至於不能按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來生活——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是純粹利他主義的理想。在劍橋，我有幸住在一個很好的房子裡。我的孩子們離開了（現在，他們長大了），裡面的一些房間可以給其他沒地方住的人住。我知道，但我什麼也沒做。馬克思主義會對我說：“我們不在乎你的選擇。那是義務。把兩個房間留出來。”那會解決一些道德問題。從某些角度來看，情況會更好，但從其他角度來看並不如此，我知道。
我們必須永遠提出這個問題：進步的代價是什麼，受害者是誰。馬克思主義的失敗粉碎了一個巨大的希望，那個希望曾經在以色列的kibbutzim和一些社會主義的集體社群中實現過。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談論“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終結”，“過度的終結”，但它一直在持續；在毀掉你負責的公司和銀行後，你可以開除一萬人，然後拿著五百萬的獎金走人。對人的自由，你也可以這麼幹嗎？我很懷疑。
所以，在那篇中篇小說中，我試圖展示對於一個人在保持它的馬克思主義的希望的同時卻漸漸失去視力的人來說，會發生什麼。在故事的結尾，我引用了巴爾扎克（他是一位徹底、堅決的無神論者）的一句名言；我的角色獨自在鎮子裡對上帝說，“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了！”最後的大戰，獨立的、理性的無神論者與宗教信仰的戰爭一觸即發。
阿德勒：在閱讀Les Logocrates的時候，我有這樣的印象，你會在等待最後的會面（即與上帝或死神的會面）的時候搓著手對自己說，“這最後的會面將會非常有趣”。
斯坦納：我不會搓手，我和別人一樣怕死。我是英雄的反面，典型的反英雄。在我去看牙醫的時候，我想跪下或飛去麥加。我在心中嚎啕大哭。
我充滿激情地相信安樂死，即在我開始對他人和對我自己來說成為負擔的時候告別此生的權利。我強烈地相信這個。事實上，在這個至關重要的點上，我們正在開始改變我們的習俗和法律。我相信，我最後的想法會使：“嘿！這裡發生的事情真的很有趣”，我希望我後悔的最後一件事情將是沒有讀到當天的晚報。
阿德勒：在你最近的書Fragments(un peu roussis)中，你就直接談到了安樂死的問題。
斯坦納：我百分之一百地支持安樂死。一些痛苦地活著、成為他人的負擔的人被迫活著讓我感到憤怒。照顧一個患阿茲海默症的老人，是能夠摧毀一整個家庭的重擔；就像穿上鉛製的批發能夠一樣。這樣的事情讓我感到憤怒。一些人生命中除苦痛之外什麼也沒有了。但安樂死——你也可以說，協助自殺——會來的。不只是在荷蘭，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也一樣；事情開始有進展了。在對方唯一的願望是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違揹他的意願逼他活著，是不堪設想的。這種事情在我看來殘忍得令人噁心。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墮胎的問題上，我發現基督教的態度可惡且站不住腳；我樂於公開地這麼說。
阿德勒：你是怎樣過你的老年的呢？
斯坦納：在我年老體衰的時候，我也不希望成為別人的負擔。我不希望成為別人的經濟的、社會的或人道的問題。我希望有能力離開——我知道去哪；我告訴親密的朋友我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然後睡去；現在我逐漸意識到，睡眠是一種特權。讓我眠大地之眠。這句詩很美；（阿爾弗雷·德·）維尼這個詩人我們讀的太少了。多可惜。我們讀的詩真是太少了！問問法國最聰明的年輕人，“你讀過維尼嗎？”我不認為你會得到許多肯定的回答。
阿德勒：難道你不認為也許，某天，你會信仰上帝嗎？
斯坦納：上帝？不，我不認為我會信仰祂。我只有一個希望：在時候來的時候，我可以說走就走。我格外低幸運，我一直生活在最美麗的城市裡，生活在最有趣的人之中。我有很棒的學生。我的婚姻，我婚姻之外的東西——他們對我來說都必不可少。我驚人地幸運。在你們思考漫長的疾病的折磨的時候，在你們思考胰腺癌和治療方案的時候，我日夜都在感謝命運。我希望我會快速而優雅地離去；在德國他們會說，Macht schnell——快點！這是一個很好的座右銘。
阿德勒：我們學習怎樣生活麼？
斯坦納：不，但我們學習怎樣死亡。生活每天都教給我們新的、預見不到的東西。我們也總在犯錯！我們能夠犯錯——這是人的另一個偉大的自由——並對自己說“我搞砸了”，這是多麼地令人驚奇啊！這也是生命的下一個章節開始的時候。永遠不要害怕犯錯——那是特權，自由本身。
阿德勒：但我們該如何思考我們自己的有限性呢？通過哲學？自我意識？
斯坦納：不，常識就夠了。親近你愛的人，告訴他們，和他們在一起是多麼地美妙。但現在，這就夠了。Basta!（打住，停下！）
阿德勒：但我們不是決定那個的人，
斯坦納：哦我相信，我們就是；我相信，我們都在準備我們自己的死亡。我說的不是在車禍中死去。我相信，我們接受我們的死亡，在我們做好準備的時候，那個時刻就會到來。阿茲海默症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你不再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了。
阿德勒：你過自己的老年生活的方式之一，是繼續學習。
斯坦納：還有，甚至，也許，創造點什麼。但你愛的人就在眼前你卻記不住他們的名字……不，我不要這樣。
我害怕阿茲海默症，害怕失去記憶。每天早上我都會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書，無論哪本書是什麼，我都會把它翻譯成我自己的語言，我會做一個翻譯練習。為防止肌肉萎縮，我會做記憶練習，背誦法國革命歷，記一些小事，隨便什麼，以確定我沒有失憶的症狀。和我年紀的人一樣，我也有一些記憶的缺口，所幸，眼下這樣的缺口還很少，我經常也會有意地忘記一些東西。所以，我過得還好。這種狀況會持續下去嗎？我不知道。
阿德勒：你說過，要是能阻止別人傷害你的狗的話，你會犧牲你的家人。
斯坦納：我很幸運在我這個年紀，我還活著。我已經失去了太多的同時代人，所以，我把這個也看作某種神秘，某種抽獎了：有好的數字，也有不好的數字。所以，在早上昨晚我的四個翻譯（斯坦納用四門語言寫作）後，我會試著說謝謝你。很簡單。在這裡，我的狗是極其重要的。我會對它解釋文本是什麼；他和我散步，我們交談。真的，我會殺了那些虐待動物的人的。對動物殘忍讓我感到恐怖。而我們的文明卻大規模地這樣做。在愛你的、你愛的動物眼中，有一種人沒有的，對死亡的理解。我的狗看我的方式中有某種東西表明，他非常理解我身上可能發生的事情。
在我回家的時候，它就在門前等我。他怎麼知道我要回家呢？很可能，就像身為實證主義者的奧古斯特·孔德會說的那樣，因為我發出一種希望的氣味。也許吧。你知道，狗有一整套氣味的語彙，他可以察覺我們察覺不了的數千種氣味。在我收拾我的小行囊的時候，他會趴在桌子下，給我一個充滿責備的，有趣的眼神。和動物生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心意相通的時刻令人激動。我知道，我應該愛人。但有時，我發現那很難。
疫情嚴重，大家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跟家人：1.出門戴口罩；2.不去人多的場合；3.勤洗手、消毒；4.拒絕野味；5.如身體發生與感染此病毒相似的異常情況，請多加觀察、及時就醫；6.說服家人做到前面五條。關注最新的相關資訊，同時，也請大家不要汙名化疫病、感染者、病源地和病源地的人，保持冷靜和理智。如有餘力，請通過確切、可信的渠道（注意：紅十字會已被列入失信名單）向疫區支援醫護物資，並通過合宜的方式督促相關機構履職履責。願所有人都安康，也希望生活跟工作儘早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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