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登於《檢察日報》第9156期08版
門診問題：
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緣何頻發？農民工討薪經常面臨舉證難，該如何解決？如何從根本上破解討薪難？
門診專家
山東新亮律師事務所律師 王新亮
五蓮縣檢察院副檢察長 韓秀忠
五蓮縣檢察院員額檢察官 楊鳳秀
專家觀點
◇勞動者遭遇欠薪且協商調解無果後，不得已通過勞動仲裁、法院訴訟等渠道維權，程序繁瑣，成本較高。而欠薪者往往受到的處罰並不高，違法成本較低。
◇除了合同，農民工一定要注意收集與工作相關的證據。比如工作服、工牌、考勤表、工資單、上崗證等；押金收據、工資欠條、之前的工資結算單等可以證明工資數額的證據；如果雙方對拖欠的工資數額無異議，與對方協商要求出具工資數額明確的欠薪字據；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勞動者一定要強化法律意識，注重保留書面證據。
◇建議提高違法成本，加大刑事懲處力度；檢察院、法院、公安機關、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也應密切配合，共破討薪難。
今年2月19日下午，山東省五蓮縣檢察院在疫情期間通過互聯網法庭成功支持起訴10起農民工討薪案件，最終促使原被告雙方當庭達成調解。記者從五蓮縣檢察院獲悉，自2017年至今，該院共受理此類案件79件，已累計為農民工追回481萬餘元血汗錢。
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為何頻發？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在維權中往往苦無證據、討薪無門，該怎麼辦？如何從根本上破解農民工等群體要賬難？
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
“一般來說，拖欠工資的企業，有的的確是遇到困難，暫時無力支付工資，但這只是少數，相當一部分老闆並不缺錢，可就是不發工資。根據以往經驗，一般農民工討薪問題集中在年末，這個時間勞動監察部門比較忙，案子堆積，人手有限，又沒有太大的權力，造成有些案件不了了之。”
山東新亮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新亮說，“更現實的原因是，對老闆來說，違法成本太低，他們因為拖欠工資而受到的處罰往往並不高，難以起到警示作用，即便有關部門加以整治也收效甚微。而對農民工來說，合法討薪的成本高、耗時長，結果更是無法預料。尤其是每逢年關，他們急著回家過年，沒有時間走勞動仲裁程序維權，即便通過勞動仲裁，耗時也很長。再加上農民工普遍沒有簽訂合同、沒有工資條等證據，勞動仲裁也存在困難。”
記者同時聯繫到山東省五蓮縣檢察院員額檢察官楊鳳秀，她曾辦理多起因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支持起訴案件、追索勞動報酬申請支持起訴案件和勞務合同糾紛支持起訴案件。
“2017年我院辦理的5起勞動合同糾紛案件，案件事實均發生在2014年，5名村民分別與村委會約定為村委會修建水渠路工程拉料、清理集貿市場、清理街道垃圾等，村委會未依約支付勞務報酬。在向我院申請支持起訴之前，申請人已經多次向村委會催要拖欠的勞務費，最終無果，不得已在2017年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同時請求檢察院依法支持起訴。”楊鳳秀介紹說，案件中5名村民追索的勞務費從900元至2300元不等，雖然數額不多，卻討要3年無果，最後只能通過訴訟解決。
“可以說，對農民工而言，要賬面臨重重困難。”楊鳳秀坦言，一方面，這些農民工兄弟普遍文化水平較低，欠缺法律知識，往往不瞭解基本的訴訟程序，存在較大的敗訴風險；另一方面，面對過長的訴訟週期和較高的維權成本，一些原本就經濟困難的人不會選擇打官司，也不敢打官司，因為即使最後贏了官司贏了理，也可能因為執行問題而空歡喜一場。
如果拖欠的勞務費不高，農民工無奈之下往往會自認倒黴，如果拖欠的勞務費過高，或涉及人群較多，又很容易在討薪無果的情況下走向極端，比如升級為集體上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惡性事件。
工程領域成重災區，舉證難問題突出
“歷年來，農民工欠薪的高發領域是建築工程行業，從近幾年的案件類型看，這類案件深層次的矛盾依然沒能解決。”山東省五蓮縣檢察院副檢察長韓秀忠告訴記者，“2020年1月至今，我們已辦結6件追索勞務報酬案件，還有10件在辦。
2017年，我們辦理的5件勞動合同糾紛案件以及3件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件，全部屬於建築工程領域。據統計，2017年至今，辦理的建築領域拖欠工資案件佔拖欠工資案件總數比例超過40%，可以說建築工程行業依然是欠薪重災區。”
“最常見的難點，在於舉證困難。”楊鳳秀告訴記者，我國民事訴訟法實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但是，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外出打工都是經親戚、同鄉等熟人介紹，靠的是熟人之間的信任，加上企業用工不規範，尤其是建築工程領域長期存在違法分包、轉包、掛靠等潛規則，經常有農民工都不知道自己的老闆是誰。
“這是典型的就業途徑不規範，一方面，容易出現農民工討薪不知道該告誰的亂訴局面，造成法院立案難、送達難；另一方面，很多農民工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任何書面合同，甚至連一張簡單的欠條都沒有，造成權利義務沒有書面證據予以確認，一旦發生糾紛，農民工在立案或開庭時往往拿不出有力證據，法院對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係、工資數額難以確認，大大增加了農民工敗訴或被迫撤訴的風險。”楊鳳秀強調。
證據不限於合同，考勤表、結算單等也算
2018年9月，五蓮縣檢察院辦理的一起追索勞動報酬申請支持起訴案件中，申請人許某在2014年承攬了某建設公司承建的沿街房鋼筋製作及安裝工程，並僱傭若干農民工施工。工程於2015年底完工，其間，該公司斷斷續續支付工程款和工資。
2017年12月，該公司工作人員向許某出具工程量說明，後工程款和工資多次索要不得，向有關部門反映亦未得到解決。2018年1月，許某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申請檢察院支持起訴。
承辦此案的檢察官介紹說，本案中，由於在項目施工期間該公司斷斷續續向許某支付工程款，工程完工後，該公司工作人員還向許某出具相關工程量的書面說明，“由此可以認為，雙方形成建設工程承攬法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合同，一定要注意收集與工作相關的證據。”楊鳳秀說，“比如工作服、工牌、考勤表、工資單、上崗證等可以證明本人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係的憑據；押金收據、工資欠條、之前的工資結算單等可以證明工資數額的證據；如果雙方對拖欠的工資數額無異議，最好與對方協商，要求出具工資數額明確的欠薪字據；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
勞動者一定要強化法律意識，注重保留書面證據，這樣才能在勞動仲裁和訴訟中取得優勢。”楊鳳秀提醒。
提高違法成本，加大懲處力度
“破解農民工討薪難，應當提高違法成本，發揮刑法的懲治作用。”王新亮直言不諱。
記者瞭解到，旨在懲治惡意欠薪犯罪行為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始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
據五蓮縣檢察院統計顯示，2011年至今，該院受理提請批准逮捕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2件2人，批捕1件1人，不捕1件1人，受理審查起訴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1件1人，提起公訴1件1人。
在惡意欠薪入刑前，勞動者遭遇欠薪，普遍通過協商、調解、勞動仲裁、法院訴訟等渠道，程序繁瑣，成本較高。在此背景下，惡意欠薪入刑對打擊該類違法犯罪行為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
但現實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適用率並不高。
對此，王新亮表示，原因在於，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要求企業主須是“惡意”且欠薪“數額較大”，且“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但是，目前認定“惡意”的取證非常困難，“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難以認定。
刑法規定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至於欠多少錢判多重的刑，目前並未明確標準，也欠缺相應的司法解釋，這也導致適用該罪名處理比較難，不利於惡意欠薪問題的解決。
“另一方面，根據現有規定，被惡意欠薪者必須先到當地有關部門舉報，如情況屬實，有關部門下達支付令；在接到支付令後,如欠薪者仍拒不履行，公安機關才能立案，再進入司法程序。”王新亮認為，如果可以適當調整辦案方式，降低立案條件，去掉刑事立案的前置條件，將有利於更好地打擊惡意欠薪違法犯罪。
“比如只要有數額較大的欠薪行為，同時又有轉移財產、逃匿等跡象，公安機關就可以立案。對於是否具有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等情節，可以放到案件偵查階段完成，如此就會大大震懾惡意欠薪的行為。”王新亮說。
而在韓秀忠看來，解決農民工要賬難，需要執法司法機關密切配合。他告訴記者，2019年10月，在國新辦舉辦的打擊惡意欠薪犯罪新聞發佈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羅慶東明確提出，要將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作為檢察機關服務大局、司法為民的一項重要工作。
基層檢察機關要立足檢察職能，充分運用打擊、預防、監督、教育、保護等措施，綜合採取提請抗訴、支持起訴、檢察建議等手段，依法辦理農民工申請監督維權案件，同時檢察機關要與公安、法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法律援助機構等部門加強溝通協作，建立有效的聯動機制，從制度上最大限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要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依法查處有關農民工工資案件，同時進一步暢通舉報投訴渠道，將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線索及時移送公安機關，嚴厲打擊惡意欠薪；公安機關有責任依法及時受理、偵辦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依法處置因農民工工資拖欠引發的社會治安案件；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也可以通過加強訴訟引導，依據誠實信用、公平原則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同時強化執行力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來源丨檢察日報
圖文丨盧金增 玄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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