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战政策是战国时代商鞅等法家诸子制定的一种关于国家的经济﹑军事思想和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重视农业和战争，主张两者结合。法家认为农战就是重农，重农是为了战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商君书·农战》上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在《商君书·算地》中还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关系是:"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另一位法家著名人物韩非也是农战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韩非子·五蠹》中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又说:"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农战论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重视农业和战争，并力求二者结合发展的一种经济、军事思想。它是当时地主阶级为巩固和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创立和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国家而斗争这一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儒家并不认可法家的这种政治主张。儒家认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也"，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渴望统治者内修仁政，让老百姓富而有教的。只有依靠"仁"，才能建成最终的大同社会。
一、法家、儒家对待农业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国家，农业一直是立国之本。农业是百姓生存的基础，是国家收入的来源，是国家安定的保证。
先秦时的法家是一个对农业生产有着充分认识的思想学派。在法家看来，粮食是财富的唯一象征，只有有了强大的农业作为保障，国家才能强盛，才能提供强大的军事保障，才能让统治者更好的控制人民。老百姓专心农业生产，"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鞅在泰国的改革正是人农业生产入手，通过严格的制度让全国的老百姓都从事耕战，禁止人民脱离生产四处流动，甚至经商都会受到控制。
在法家看来，只有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生产，才能积累国家的物质财富，也更方便在战争时发动动员。所以商鞅在变法时就制定了"粟爵粟位"制度，老百姓只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粮食，就可以得到爵位。对于专心农业生产的人，甚至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政策的优惠力度不可谓不大。
孔子与商鞅
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比商鞅更为激进。他认为要想统一六国，只有依靠强大的武力。而一个国家要想增强实力，只有最大限度的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最好是连商业都可以压缩到最低程度。在他看来，经商的人不事生产，倒买倒卖，是国家的蛀虫。一个强大的国家只会是一个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的国家。如果老百姓都去经商，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减少，国家的实力也会削弱。
在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上，儒家和法家是一致的。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做到"足食、足兵"，要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
儒家将从事农业生产称为"务本"，但是对国家层面的督促农业生产方式上，与法家的看法区别比较大。他们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并不是滥用民力，而是要遵守自然规律，减轻对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他们有时间去耕作。只要统治者不伤民力，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会富足。
对于商人，儒家虽然也认为他们不能产生社会财富，但并不完全否定他们的作用。但是对商人应该加强教化和管理，政府要通过对市场的监管，使商人诚信经营，让百姓的财货公平、顺利的流通，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国家自然就会慢慢强盛起来。
韩非子
从法家和儒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农业生产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用什么手段发展农业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法家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农业生产是围绕着军事强大、兵源充足的目的，他们重农，是为了实现以农养战，以农促战的最终目的。
儒家一直鼓吹以仁治国，恢复周礼，使礼乐兴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要让老百姓衣食无忧，在这个基础上再对老百姓进行教化。这是一种早期的民本思想，只有治民恒产，让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裕民兴教，才能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
二、法家、儒家的战争观
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代，无数百姓死于战火，绝大多数诸侯国都被更强大的诸侯国灭亡了。在儒家看来，这是诸侯们丢弃了"礼"这个治国之本，礼乐征伐自诸侯的原因也正是"礼乐崩坏"的结果。只有"克已复礼"，才能真正实现和平。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周天子的权威不再，"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一个社会，如果抱定"礼"不放，则极有可能"国亡而不知"，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儒家也主张强加军队的训练，实现保国、保民的目的。
孔子
孟子认为战争是不能轻易发动的，只有掌握了正义的"义战"，才能得道者多众，百战百胜。但是孟子又认为天下不是靠战争去统一的，而是要仁政。只要统治者实行仁政，百姓自然会依附，"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法家是一群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的战争观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善于用战争手段转嫁国内矛盾，打击敌人。在法家眼里，要想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义战不义战之分。只要国家财力充足，军队强大，就是实现霸业的时机。而一旦霸业完成，天下的战争自然也会消失了，也就达到了和平的目的。所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制定严明的法律，囤积充足的战争资源，修好内政，"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这也是法家战争观中重视农业生产的直接反映。
三、儒法关于农战之争
儒家和法家关于农战之争，就是"德力"与"义力"之争。在儒家看来，法家是一群只知摄取利益之徒，是"喻以利"的小人，而儒家才是"重义轻利"的君子。
儒家针对法家的农战论，提出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观点，拉开了儒法之争的大幕。这场争论并没有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偃旗息鼓，而是一场历时千年，几乎贯穿了封建社会的一场大论战，是儒法斗争的焦点。
秦兵
法家农战思想在秦国的最大实践是建立了军功爵制。这是一种"食有劳而禄有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的制度，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一场斗争。法家以法治国，奖励农耕，剥夺了奴隶主阶层的特权，遭到了许多权贵的忌恨。但是法家的改革对于秦国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法家的农耕政策，让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在秦朝之后的汉朝，儒法之争还在继续。汉武帝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进行了盐铁官营和耕战为主的改革，遭到了儒家的批判，双方爆发了著名的"盐铁之争"。儒家以孔子的"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的理论攻击汉武帝的法家政策，而桑弘羊坚定的维护汉武帝的政策，指出耕战的目的是建本抑末，富国强兵，内抑兼并，外抗匈奴，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儒家的"义"只能使国家"危不能安，乱不能治"。
曹操也是推行法家农战政策的，他认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他实行军屯和民屯政策，为曹魏集团恢复生产和为统一战争作准备，但遭到了以孔融为首的儒家的批判。孔融主张以德治天下，与曹操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分歧，这也是曹操杀孔融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利用法家的农战政策，以农事为先，"生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但是反对他的司马光等人认为这种作法是"夺富民之利"，最后会"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在儒家强大的势力面前，王安石的变法半途而废，没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会牵扯到儒法之争，明朝张居正变法，也是坚持"足食乃足兵之本"，要求发展农业生产，寓兵于农的富国强兵政策，但以儒家为首的保守势力在张居正死后废除了他的改革成果，这都是儒法农战思想斗争的沿续。
四、对儒、法农战观的评价
战国时期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代表的是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而农战政策作为法家的基本政策，对历史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
法家的农战政策，是在重视"富国强兵"这个最根本问题上提出的政策，通过这种政策，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军事基础。秦国正是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观察家下，迅速强大起来的。
秦国农民
秦国民风强悍，寡义趋利，所以要与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掌控的关东六国有所区别。对于秦人，用严刑峻法比儒家的说教更容易教化他们。在严酷的刑法和奖励农耕政策的双重刺激下，"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都是法家农战政策给秦国带来的改变。所以说，在当时法家的农战观还是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期之后，地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以儒家思想治国，使得法家思想推行起来难度越来越大。虽然法家的农战思想的最终目的与儒家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但毕竟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封建社会历史上法家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重视农业生产的。但是他们重视农业的目的是有区别的。法家重农，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儒家重农，是希望"富而后教"。虽然看起来法家思想似乎更加激进，但在战国那个特定的时代，法家的重农重兵政策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法家的战不离农，农是战的物质基础；农不离战，战是农的直接目的的思想，还是相对于儒家的"克已复礼"更为先进，更为符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在战国，法家笑到了最后。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法家重农思想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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