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胞和東南亞僑胞廣播用的開始曲一直是馬思聰的《思鄉曲》，直到1966年11月28日才換上了《東方紅》。而後，這支曲子曾被禁止演奏將近二十年。
1990年，在臺北圓山飯店，被幽禁半個世紀的張學良，首度公開慶壽。席間，他點名要聽馬思聰的《思鄉曲》。當琴絃緩緩拉開，曲調慢慢流出的時候，他先是閉目沉思，而後以手遮面，潸然淚下。
這首《思鄉曲》是我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於1937年創作的小提琴作品《內蒙組曲》中的第二樂章。當年，日寇的鐵蹄蹂躪了滿蒙華北大地，東三省的學生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流亡關內。馬思聰從綏遠民歌《城牆上跑馬》中引發靈感，譜下了這首《思鄉曲》，引發了一代代愛國愛鄉的炎黃子孫的共鳴。
從音樂神童到“叛徒”
馬思聰1912年出生於香港九龍，但他是廣東海豐人。他的一生頗為坎坷，從音樂神童到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再到國際各大音樂大賽的評委。在建國初那段時間，中國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音樂家就兩位，一是1955年獲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第三名的傅聰，二是馬思聰，正所謂“傅聰的黑鍵白鍵，馬思聰的跳弓撥絃”。人們曾經稱馬思聰為"音樂界的郭沫若"，而郭沫若曾經稱他為中國的國寶。
在馬思聰十歲時，他的大哥馬思齊從法國帶回一把小提琴送給他，從此小提琴伴隨他一生。馬思聰早年兩次留學法國，1928年考入巴黎音樂學院。1932年回國後主要從事音樂教育工作，曾在私立的廣州音樂院當院長（那時他還未滿20歲），1948年任香港中華音樂院院長。同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邀請馬思聰全家遷往美國，被馬思聰婉拒。
在新中國初期走上了人生巔峰
1949年4月，馬思聰滿懷報國之心離開香港前往北京，7月被聘為國歌初選委員會顧問，當選為文聯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副主席；8月在周總理的支持下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9月作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 15 名代表之一，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 月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周總理十分欣賞和看重馬思聰，對他處處關懷照顧。因為周總理愛才，除了政治上的一系列殊榮，在生活上，當時尚不富足的新中國也給予了馬思聰極為優厚的待遇。
在中央音樂學院初建於天津時，政府就劃撥了一棟小洋樓供其全家居住，1954 年舉家前往北京時又在安靜的西城區馬勺衚衕無償給他劃撥了一座四合院。此外還安排有司機的專車和廚師為他全家服務，並無需馬思聰提供任何費用，馬思聰對新中國也還以極大的熱忱。他不僅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學管理和小提琴教學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多次舉辦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和參加慰問演出，同時根據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要求，馬思聰發表了一系列擁戴黨和國家各項政策的文章和作品。
周總理和馬思聰（右一）
被迫出逃美國
1966年，五十多歲的馬思聰慘遭迫害。1967年1月5日夜裡，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女兒馬瑞雪、兒子馬如龍搭乘小艇從廣州到香港，最後移居美國。1967年5月，公安部與北京市公安局當月組成馬思聰002號特殊專案組，全面追查馬思聰出走的經過。當年有關部門將在這一事件定性為“叛國投敵”，之後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為此受株連的馬思聰親友達四十餘人。
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因心臟病在美國去世，長眠於異國他鄉的土地。周總理生前曾對一位到中國訪問的美國要人說：“我生平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五十多歲離鄉別井到美國去，我很難過。”
迎來平反卻未能回到故鄉
馬思聰以他崇高的藝術聲望，在美國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起初，他住在紐約的一家公寓，但好景不長，不久後他搬到費城僻靜的郊區，住在一幢18層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裡，只有兩個房間。之後女兒馬瑞雪出嫁，馬思聰夫婦就一直和未婚的兒子馬如龍住在一起。儘管在美國他經濟不算寬裕，但是多年來一直拒領美國的“政治避難救濟金”。
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
在美國的20年，儘管他外表過著安寧的生活，但他的內心，始終隱藏著思念、疑慮和擔心。在美國期間，馬思聰曾深沉地說：“房子住舊了可以換。但是對待祖國不能像對待房子那樣。我永遠熱愛自己的祖國。”他的夫人王慕理也說：“我十分懷念我們的祖國，美麗的河山和人民。”
1984年，擔任中美藝術教育會議中方代表團團長的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在赴美國訪問期間，於11月10日專程去費城馬思聰寓所探望，並向馬思聰轉達了國家即將為其平反的消息。
吳祖強探望馬思聰時的合影
1985年2月，中央文化部發出《關於為馬思聰平反的通知》。緊接著，中央音樂學院由院長吳祖強、副院長於潤洋、黨委書記陳自明、副書記潘一飛共同籤屬，致函馬思聰正式通知了徹底平反的決定。
原函如下（有省略）:
“馬思聰先生, … …現將文化部和我院對您正式平反通知寄上,請您和您的全家閱知。… …全院師生為這一冤案終於平反而高興，謹向您和您的全家致以親切的慰問。吳祖強同志在去年11月探訪您全家時，已向您介紹了國內近年變化和各方面令人欣喜的進展，我們歡迎您和您的家人，在您認為方便的任何時候，回來看一看，探視親友和觀光。另外如果您有意重返祖國定居，我們將按您的願望,做出適當安排，… …值此春節前夕，謹祝您和王慕理夫人身體健康。”
馬思聰夫婦在女兒馬瑞雪的婚禮上
終於迎來平反，但直到逝世馬思聰卻從未返回大陸，這是為什麼呢？
馬思聰沒有返回中國大陸的真正原因，跟張學良最後沒有返回中國大陸一樣，是臺灣當局派人從中阻攔。當時，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狀態，馬思聰來到美國之後迫於生計不得已與臺灣關係密切，並多次應邀前往臺灣。而對於臺灣當局來說，可以利用馬思聰作為政治上鬥爭的工具，所以待為上賓，並得到蔣介石的親自接見。
對於馬思聰來說，一則臺灣畢竟到處是中國同胞，為同胞演出使他有一種親切感。二則是他在經濟上極度依賴臺灣，因為他的作品在美國既無法出版，也無處演出，導致了他在美國沒有經濟收入。而在臺灣每作一次環島演出，都會獲得不錯的收益。
1968年馬思聰在中國臺灣演出
自從馬思聰獲平反的消息傳出之後，臺灣當局相當緊張，加強了對馬思聰的控制。一些說客、監視人多次來到馬思聰家中，勸說馬思聰不要回到中國大陸，可謂對馬思聰軟硬兼施，層層阻攔。
作為教育家桃李滿天下
作為音樂教育家，馬思聰門下出了一批以溫瞻美、黎珉、韓裡、盛中國、楊寶智、林耀基、劉育熙、向澤沛、阿克儉、黃曉和等為代表的小提琴教育家、演奏家、理論家與作曲家，這為開創中國小提琴派走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中央音樂學院著名小提琴教授林耀基，是馬思聰在一次出差廣州，在溫瞻美課堂的裡屋偶爾發現的小提琴天才，隨後將其帶回中央音樂學院，讓他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
林耀基曾說：
“我是揹著我的爸爸媽媽，自己跑到溫瞻美老師那裡去的，溫瞻美老師是當時廣州最好的小提琴老師。1952年大約五六月份，馬思聰先生來到廣州招生，為了給學校節省經費就住在溫瞻美家中。有一天馬思聰先生正好在我老師裡屋休息，我們這些學生們就都聚在外面的客廳裡給老師回課。我們當時誰都不知道馬思聰就在屋裡，一切都和平常上課一樣，記得那天我拉的是《西班牙交響曲》中的一段，這個作品對於我來說是很難的，沒想到屋裡的馬思聰先生聽見我演奏的這個作品，竟然認為我還是一塊材料。”
林耀基教授一直引以為豪：
“我很幸運，我並沒有見他，他也沒有見我，我連名字都沒有報，更沒有考試，就被馬思聰院長錄取了。”
馬思聰與學生們
秉性耿直，敢於說不
馬思聰秉性耿直，他是非分明，不含糊，不遷就，更不會阿諛奉承。
在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會上，主持大會的人建議向毛主席的巨幅畫像三鞠躬，以示效忠，馬思聰對此很反感。他和毛主席談音樂，毛主席說 “藝術必須為人民樂意接受”，他說 “不，偉大的作品，往往要經歷多年才能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隨後他舉出了巴赫的音樂的例子。
1957年7月，在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後，馬思聰在《作曲家要有自己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一文中指出：
“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但是人民的審美需要是多方面的，那末藝術也應該像人民的現實生活那樣豐富多彩多種多樣。”
這篇文章還對當時音樂創作上的公式化，注重進行曲式的群眾歌曲而歧視抒情歌曲的清規戒律，音樂刊物亂扣結論性帽子，以及創作題材只反應重大事件導致的狹窄和單調等現象，逐一提出了批評。
馬思聰這些“不識時務”的言論，還是充分呈現了馬思聰不諳政治又敢於直言的秉性。馬思聰是敢於當面向毛主席說“不”的少數人之一，他具有一個知識分子特立獨行，堅持自個兒的認識、選材、創作手法和風格，不人云亦云的品格。
劉少奇與葉聖陶、陳半丁、馬思聰（左一）
紀念馬思聰先生
馬思聰在近當代音樂史上，是少有的集創作、演奏、教學和音樂社會活動於一身的音樂家。
- 在表演藝術上，他曾被稱為“東亞第一提琴家”；
- 在創作上，他被譽為“民族的優秀產兒”、“中國國民音樂的急先鋒”；
- 在音樂教育上，他奠定了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的基礎，他的教育思想和治學態度，一直影響著中央音樂學院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
- 在音樂活動上，馬思聰曾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音樂創作》主編，還出任過國際肖邦鋼琴比賽和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的評委。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
一直以來，我們的官方媒體對馬思聰的宣傳可謂處於兩難之中：
他在60年代遭遇的不幸和離國的無奈得了國人的諒解和同情；但他在離國之初也發表過《逃亡曲》這類被視為有損中國形象的文章，之後又幾次赴臺灣演出並得到蔣介石的接見。這些不利於他“正面形象”的史實難以迴避，於是即使宣傳了，這些情況也不得不有意無意地被忽略。
本文只想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馬思聰。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如同他在《逃亡曲》開頭就強調的：
“我是一個音樂家，珍視我的工作所需要的寧靜與安定；同時，我是中國人，熱愛及尊敬我的國家與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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