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山文（TheodoreHamberg），是個瑞典基督教路德宗的在華傳教士，主要活動於中國華南地區。他只活了35歲，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無論是宗教學術還是傳教事業都乏善可陳，本來極可能一生碌碌無為。
1852年暮春，韓山文在香港結識了一位“矮小圓臉的客家人”，與這個人的結識及成為密友，改變了韓山文的一生，使他成為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這個客家人比韓山文小3歲，名叫洪仁玕。
洪仁玕其人
洪仁玕把自己的經歷和見聞詳細講給了這位“洋兄弟”，而“洋兄弟”也極為有心地記錄了下來。1854年，韓山文將這些記錄用英語結集成冊，在香港以《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chuen and Oringin of the Kwang si insurecion)之名出版，後連載於上海的《北華捷報》；該書之後又在倫敦以《中國叛軍首領》（The Chinese Rebel Chief）之名出版。1935年，簡又文將該書譯為中文，定書名為《太平天國起義記》。作為中國人，對這個書名更為熟知。
韓山文這本書的出版，不僅使西方第一次近距離了解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首的這夥東方的“上帝之子”，也讓清政府開始真切地感知到自己最強悍的敵人。
複製的太平天國“金鑾殿”
根據洪仁玕自己的回憶，他是族兄洪秀全最早的追隨者，但由於家人的強烈反對甚至棒打，他錯過了與族兄及馮雲山遠赴廣西桂平的征途，也因此錯過了太平天國早期的所有活動，並受族兄的牽連，成了清政府嚴拿的通緝犯，只能遠逃香港避禍。
1858年5月，洪仁玕離開香港赴天京投奔族兄。途中歷盡艱險，於1859年4月22日才抵達天京。5月11日，洪仁玕被天王洪秀全封為幹王，也被人稱為太平天國的“總理”。
洪仁玕之後的人生雖然還只有短短的5年，但其波瀾壯闊、跌宕起伏顯然不是本文這點兒篇幅所能涵蓋的。故而，我們只選取其中的一點——《資政新篇》。
洪仁玕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有3部，一部就是上文提到的，由他口授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還有一部“作品”是他1864年10月9日在江西被俘後，親筆寫就的3000多字的《幹王洪仁玕親筆供狀》；第三部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資政新篇》。
《資政新篇》其書
《資政新篇》，全文7000多字，1859年由太平天國官方公開刊行。
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二（1861年5月1日），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從王韜（字蘭卿，晚清思想界重量級人物，被稱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處得到4本太平天國印書，這些書由到訪過天京的英國人攜回。其中就有重刊於“庚申七月”（1860年）的《資政新編》。
洋務運動的幾位“地方代表”
趙烈文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評價這本書：
“庚申七月刻《資政新編》一本，賊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較明白。其中所言，頗有見識：一曰：‘風風類’，言中國民人浮侈之習，難以法禁。惟在上者以為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民自厭而去之矣。二曰‘法法類’，皆是效法西人所為，其欽折外洋，殆為心悅誠服，而於夷情最諳練，所有在滬西國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兩粵人習染年深，視外邦如神明。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亦未可抹殺。三曰‘刑刑類’，以為用刑當體第六天條弗殺之義，凡人重罪，惟當吊死云云。以此觀之，其人亦尚仁恕，非暴虐之徒。此三類每條上皆有洪秀全批雲‘此策是也’數字。聞洪仁玕在賊中甚得權，其人亦粵西人，與逆同族，曾入縣庠，滋事斥革，後投賊中，其未至金陵時，曾到上海留數載，故夷情最悉。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志雲：‘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有志之士尚無忽諸。”（《能靜居士日記》嶽麓書社2013年7月第一版第一冊第298-299頁）
《資政新篇》部分思想與洋務運動實踐高度契合
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系統闡述了他為太平天國未來發展提出的治國綱領，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張帶有全球視野的近代國家藍圖。
《資政新篇》分《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四個門類，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教育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系統表述了應效法西洋各國進行變革的思想。我們只需稍加對比就不難發現，《資政新篇》中許多思想與洋務派稍後的一些實踐，尤其是經濟和教育方面的嘗試具有高度契合。而在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洪仁玕的理念甚至遠遠走在了洋務派的前面。
他主張建立和發展實業，開辦工廠，修建鐵路和公路，製造輪船，創立銀行，開發礦產，建立國家郵政體系等等，並提倡鼓勵、扶持私人創辦實業，獎勵科技發明和機器製造，首倡建立專利制度。
洪秀全雕像
他主張大力興辦學校、醫院和“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等慈善機構。他提出：“外國有興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貨物船等有防於水火者，先與保人議定，每年納銀若干，有失則保人賠其所值，無失則贏其所奉。若失命，則父母妻子有賴，失物則己不致盡虧。”這實際上就是西方的保險公司。
在外交領域，洪仁玕也提出所謂“柔遠人之法”，“凡外邦人技藝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見多奇，致生別事。惟許牧司等並教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但準其為國獻策，不得毀謗國法也。”翻譯一下，就是如果洋人“技藝精巧”，國家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可資借鑑，要先允許其通商，但不能擅自進入內地。只允許他們的傳教士和教授技術的人進入，教導中國民眾。只許他們為太平天國獻計獻策，不允許他們誹謗、詆譭太平天國的基本國策。
就經濟和外交方面而言，洪仁玕的主張與洋務派的實踐相比毫不遜色，而在政治、社會生活等方面的主張，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更重要的是，洪仁玕的主張要比洋務派早好幾年。
“用夷之道，還施於彼”
上文提到的趙烈文，在他看到《資政新篇》後的大約半年後二入曾國藩幕府。就剿殺太平天國起義的方略，趙烈文向曾國藩上了一份“萬言書”——《上曾滌生大帥書》。在這份萬言書中，趙烈文就“夷務”向曾國藩提出了5個建議：
一、搜尋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置之左右”；
二、搜尋曾經去過外國的人諮詢外國的底細；
三、在各口海關與“夷務”有交集的部門中安插人員；
四、在洋人的使領館和其它機構中收買內線，讓這些內線及時提供情報；
五、收買聰穎幹練之才，讓他們登上洋人的船隻，遊歷列國，獲取外國政治、經濟、地理等情報，並瞭解外國之所以強盛的原因。
趙烈文認為：“用夷之道，還施於彼，其事亦易,非甚難為也。”（均見中華書局1962年10月第一版《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191-192頁）
我們有理由相信，《資政新篇》的有關內容給了趙烈文啟發，而他將之融合進《上曾滌生大帥書》。他的這些建議，有些直接影響了曾國藩的行動。
紙上談兵烏托邦
洪仁玕的思想是超前的，可惜的是，他的所有建議最終都只是空談，沒有一條在太平天國落實。最終倒是他的敵人——“清妖”做了部分實踐。
我個人認為，洪仁玕的這些先進思想幾乎都源於他在香港、上海等地的見聞。《資政新篇》其實只是幹王“洪仁玕個人體驗之產物”。在太平天國內部，除去天王洪秀全，沒幾個人看得上這位缺位於天國最艱難時期，卻空降而來的“總理”。再加上他天王之弟的裙帶關係身份，更使得天國諸多高級將領內心極其牴觸。可以這樣講，洪仁玕在香港、上海的經歷和見聞，於那些兩廣“老兄弟”而言，實在太遙遠、太虛幻了。
忠王李秀成被俘後曾供述：“偽幹王所編各書，李酋皆不屑看也。”（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增補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附錄·忠王答辭手卷》第401頁）
忠王李秀成雕像
據洪仁玕被俘後於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八（1864年10月28日）在南昌做的第二份“供詞”（非親書）：“那上海本有夷人，偽忠王帶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計敗回。偽忠王於庚申年五月破蘇州，小的想與夷人和好，親到蘇州，夷人因聞偽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話，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轉回南京。那廣西老賊都是開國的功臣，各顧自己，不成大局，見小的言語公正，都想推小的出京，而偽忠王、偽英王又不能依小的計議，以致今日之敗。”
可見，他至死都希望聯合洋人共滅清妖，他認為，他的計劃不為“老兄弟”們理解和支持，才造成了天國的最終失敗。簡又文先生據洪仁玕自述英文版回譯的一段內容：“現在說到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載《逸經》第九期《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供詞之回譯》）當時洋人的背向直接影響了太平天國和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勝負。這一點，洪仁玕理解得非常準確。
我在想，如果當年洪仁玕能和趙烈文見一面、聊一聊，會不會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康濤
2020年3月26日於北京無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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