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風記》的別樣芳華：一部“國風”式的戰地浪漫故事

《牽風記》是現代作家徐懷中創作的長篇小說，2018年發表於《人民文學》，2019年8月獲得

該小說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講述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卻在19歲不幸犧牲的壯烈故事。小說圍繞著三個人和一匹馬的故事，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式描寫戰爭，以特別的膽略探尋戰火中的愛戀與人性，為大眾展示了犧牲者的平凡和格局的偉大，描繪出了普通人豐富的精神世界。

作者徐懷中，原名懷忠，河北邯鄲人，作家。1945年參加八路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第二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美術組組長，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著有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等。《西線軼事》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底色》榮獲2014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

《牽風記》在雄渾和奇幻之中建構戰爭，看過之後，留給我印象更多的是它“無聲勝萬聲”的悲劇感。這個悲劇感的存在，充分地表達了作家的不一樣的另類的戰爭觀。

小說創作的魅力在於提供不一樣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牽風記》藉助一種浪漫奇崛的美學想象，建構和描繪戰火硝煙中的新型戰士形象，織成氣韻豐沛的生命氣象。以書寫“戰地浪漫曲”著稱的徐懷中，繼《我們播種愛情》《西線無戰事》之後，再一次翻開了當代軍事文學創作新篇章。

本文試從小說別樣的“戰爭”風貌出發，分析《牽風記》側重和淡化戰爭色彩，注重細節描寫，著重表現人在大千世界裡的複雜性及其人性的光輝，展現戰爭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匠心獨運和審美創造。進一步探尋小說中所表現的“生命迴歸”意識和對人性、道德、價值觀念等方面的深度思考以及對生命的回溯和本源的追求。

一、以“三人一馬”為主角，刻畫戰火中的愛情與人性

《牽風記》以 1947 年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講述了一段戰地浪漫故事。文化教員汪可逾、騎兵通信員曹水兒、旅長齊競以及老軍馬“灘棗”。這部作品以“三個人一匹馬”作為主角，既有歷史的真實性，又有浪漫而充滿生命活力、人性特質的獨特性。

小說既寫出了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豪邁與戰爭的慘烈，同時又著意刻畫了戰火中的愛情與人性，映射出一個個平凡而又豐富的精神世界，是戰火硝煙中最真實也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分。

作者徐懷中說：“我寫的是一部具有嚴肅宏大敘事背景的‘國風’式的戰地浪漫故事。我希望以自己多年來的戰地生活的積累，剝繭抽絲，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

1、戰火中的別樣“芳華”——汪可逾

在《牽風記》裡，汪可逾是一個令人驚豔的藝術形象。汪可逾乳名“紙團兒”，她出身於北平一個頗有名望的書法世家，寫字是有潤格的，而且很貴。她三歲習琴，視家藏宋琴為益友，並自詡為知音。

抗戰期間，14 歲的她還是北平的學生時，就嚮往革命，奔赴延安，可因為她隨身攜帶有一把宋代古琴，錯過了渡船，之後又機緣巧合地途經齊競所在的“夜老虎團”駐地。汪可逾想要參軍，遭到拒絕，只好去太行第二中學讀書。

5 年後的她畢業後，待她再度來到原先遇見過的那支部隊時，這才得償所願，成為晉冀魯豫軍區獨立第九團團長齊競隊伍中的一名“軍務參謀”。她生性高大豐滿又天生柔弱，是軍陣中的嫵媚、戰爭中的和平，她的芳華、才情、品性、戰鬥精神，都是無與倫比的

小說中，她的出場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突然出現在了慰問演出的現場，挽救了一場本已經尷尬結束的演出。她演奏的古曲《高山流水》，令全場軍民泰然心悅，陶醉不已。

這場演出讓那些文化素養較低的群眾和官兵聽得如醉如痴，甚至入了迷、著了魔。即便中途汽燈故障，演出暫停，觀眾還能夠回家餵奶、喂草，再接著回來繼續聽。

小說後續寫道，這場演出在過了半個世紀之後，軍史專家們前來探訪研究大掃蕩，卻被這場演出所震驚。因為“老人們對當年戰鬥中許多生動感人的細節記憶很模糊，掏不出他們幾句話了。而要未成年的一個北平女學生，以她尚不嫻熟的技藝彈奏了幾支古琴曲，老人們卻至今難以忘懷，連種種細節都能講得出來。那位汪姑娘怎樣席地而坐，怎樣將古琴架在雙腿上，又怎樣緩緩抬起右腕，以右手中指尖彈撥出一個空絃音”。

小說還寫了汪可逾的笑容：“小汪的笑容，正如含藏於心底的一汪清泉，緩緩湧出，叮叮咚咚四處流淌，永不幹枯

在腥風血雨的大決戰中，她就像一縷和煦清風，拂動人們的心靈，她的生命雖然短促，卻給歷史而留下悠長的迴響。

她拒絕大車碾壓敵軍屍體，寧可繞道而行，以致耽誤了戰地演出受到紀律處分；交換俘虜得以歸來的她，明明知道齊競想要得到的是什麼答案，但她的清澈的心靈不容任何褻瀆，寧可失去寶貴的愛情不可失落率真的自我。

汪可逾宛若赤子般毫無心機，透明陽光，處處顯露出優雅和高貴的精神氣質。小說對戰爭中知識分子的形象的塑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打破和顛覆了人們對戰爭的固有印象和認知，這種認知是超越日常經驗、甚至超越世俗邏輯的。

2、戰爭中的人性悲劇

汪可逾和另外 6 名巾幗英雄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她們寧死不屈，決心效法八女投江或狼牙山五壯士，投了手榴彈，撲下山崖。她從陡峭處跳崖，受了重傷。在全書的結尾，汪可逾死了，但她挺立著，形象不倒，精神未死。她閃放著光亮，作意欲前行狀，成為一尊永恆真善美的女性人體雕塑。

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那樣的殘酷的戰爭環境裡，汪可逾與齊競的邂逅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緣於對宋琴的共同愛好，汪可逾與旅長齊競建立了超常的友誼，而他們之間關於藝術的探討與互動、生活中的相互欣賞，無疑構成了一種別樣的愛情奇觀與“戰地浪漫曲”，浪漫、激越的戰地戀歌即將上演。

倆人藝術上的相通是他們愛情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卻不能保證愛情的牢固。他們之間的衝突不是性格原因，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是因女性貞操的喪失與否所產生的。

男主人公齊競是位儒將，他感情細膩，深愛汪可逾，心中卻有著揮之不去的貞節情結，跳不出男權思想下對女性的貞潔要求。在兩情相悅之時，齊競竟然想探查她是否處女，她感到備受侮辱，堅決拒絕。

進入大別山的頭一個晚上，汪可逾所在的八里畈區工作隊共 27 人遭遇當地民團的偷襲，她和另外六個姐妹在跳崖後被俘。那六個姐妹都被敵人強暴了，而汪可逾受到嚴重腦震盪，被營救回來 5 天后才甦醒。

當齊競委婉地問她是否也被強暴的時候，汪可逾終於看清了齊競的本質。齊競的所作所為,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戰爭帶給汪可逾的精神創傷。她大聲質問：“

汪可逾是否被強暴，小說沒有明確交代，只是說汪可逾因頭部受創而昏迷不醒，無法確認，甚至於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其實這件事是無需追問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齊競需要一個確認，一個汪可逾的親口證實。

齊競要求鋸石之後的美玉自證清白，結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對齊競而言，汪可逾只是“枉可遇”。

最後，在這場倆人之間最嚴重的衝突中，汪可逾斷然否定了自己此前與齊競建立起來的愛情與友誼。她決絕地說：“齊競！我從內心看不起你！”她與齊競的戀情最終走向了悽苦和悲愴。齊競的狹隘與自私反襯了汪可逾的天真無邪與自然美麗。

戰爭毀滅了美好，而毀滅美好的不只是戰爭，還有人性。戰爭和敵人毀壞了汪可逾的身體，她的肋骨打斷，左腿骨折，右肩破裂，受了嚴重的腦震盪；而齊競摧毀了她的精神，重創了她的內心，讓她看到了人性中的陰暗、猥瑣和汙濁。

二、“生命迴歸”意識

小說雖然寫的是戰爭，但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戰爭。當汪可逾和曹水兒被困山中，來到一個人跡罕至的超大溶洞中藏身時，她彷彿預見了未來，知道大限將至。在經歷了身心的巨大傷害後,她死前的唯一夢想,就是迴歸到一種生命的本真狀態。

於是，她卸下了身上所有的東西,包括腿上的那塊夾板。然後脫掉棉衣、單衣和內衣。拒絕進食，粒米不沾。然後，每天只飲山泉，喝一兩口，嘔吐一碗，如此往復九日，口腔、呼吸道、消化道被清洗得乾乾淨淨。接著是連續數日的比灌腸更徹底的排便。

最後要求曹水兒用泉水給她擦洗全身。按照汪可逾的要求，曹水兒先用冷水給她擦洗全身，同時又拆掉一套棉軍服，用裡面的棉花為她一點一點地清洗著身體上的汙垢。“連每一個手指甲、腳趾甲，也都用竹籤剔過了。”待一切完成，她叫了一聲“曹水兒！我的好兄弟！”就撒手而去。

曹水兒想去外面找塊白布把汪可逾包裹起來，卻因牽扯出之前和保長女兒的“私情”而被執行槍決，再也沒能夠回來。

而汪可逾的屍體卻在這方水溶洞中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她如同人體雕塑一般，遺體永不腐朽地留存著。當齊競等人在老銀杏樹下的樹洞裡找到她時，她的整個身體呈現出站立的姿態。小說這樣寫道：

汪參謀一條腿略作彎曲,取的是欲邁步前行的那麼一種姿態。她顯然是意猶未盡,不甘心在兩億五千萬年處遲滯下來,想必稍事修整,將會沿著她預定的返程路線,向零公里進發,繼續去尋找自己的未來。

這裡“預定的返程路線”其實就是汪可逾向生命原點的迴歸，所謂“向零公里進發”去“尋找自己的未來”。

正如小說對汪可逾小名“汪紙團兒”的解讀，詮釋了汪可逾短暫卻又光華的一生。

而汪可逾卻是剛剛起步,便已經踏上歸途,直至回返零公里。從呱呱墜地,便如同一個揉皺的紙團兒,被丟進盛滿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個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漸漸展平開來,直至回覆為本來的一張白紙。

她本來猶如一張白紙，被揉皺成為紙團兒，進入水中，最後從水裡出來，脫幹了水分，又還原成為一張白紙。她保持著來時高雅、純粹、潔淨的人生姿態，自己一步一步地塑造了一個完美而永不腐朽的自己。

通人性的老軍馬“灘棗”幫助汪可逾達成了願望，使她能夠在鍾愛的銀杏樹下安於長眠,迴歸到生命的本真。

三、戰爭小說中的詩意美學

《牽風記》不僅是一部戰爭題材的小說，也是一部充滿了詩意美學的小說。文筆有著戰爭文學中罕見的詩情畫意和富含浪漫情懷的內容，其實是對人類美好情感的渲染和烘托。

1、天馬神駿——“灘棗”

《牽風記》作者不惜筆墨描寫了一匹老軍馬“灘棗”。這匹高大、健壯的棗紅馬不僅通人性，而且彷彿懂音律。在汪可逾為了向老軍馬錶示感謝而練習《關山月》的曲子時，令人驚訝的一幕出現了：“哐啷一聲,農家小屋的後窗從外面撞開了,一匹棗紅馬出現在窗口。” “灘棗”出人意料地跑回村子裡,準確地找到了汪可逾彈琴的位置,這不能不說是匪夷所思的。

汪可逾對“灘棗”能聽懂她的音樂自然是十分驚奇的，“

令人驚訝的是，老軍馬“灘棗”不僅在音樂上與小汪有“共鳴”，同時也極通人性。汪可逾被安排回後方時，“忽然，大洋馬‘灘棗’向這邊奔馳而來……攔截了隊伍的去路。”汪可逾明白，“灘棗”是來追她的。它迎面攔住，不肯放行，她因此得以留在戰鬥部隊。“灘棗”還僅憑直覺，就把汪可逾和曹水兒安全送出黃泛區，成功地在敵人的炮口下避開每一處彈著點。

當對各部隊及機關所有馬匹統一“最後處理”的命令下來時，包括年齡頗大的“灘棗”在內，這群戰馬的生命就要永遠終止了。它們在被機槍掃射前繞著堰塞湖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直至口噴鮮血，一頭栽倒。

老軍馬“灘棗”卻由於連長“手生”的槍法而逃過一劫，從此消失在眾人的視野中。當汪可逾在臨死前重新彈起無弦的《關山月》時，失蹤已久的“灘棗”卻突然出現在溶洞口嘶鳴起來，但隨後很快又消失在山間。

更為奇異的是，這匹老軍馬在死前，竟然從水溶洞裡把汪可逾的遺體和古琴運了出來，並且把汪可逾的屍體運到了她一直喜歡的銀杏樹下，並且讓她立在那裡，最後，自己卻享受了天葬。

小說最後寫到“灘棗”，是以司令員齊競的視角展開的，映入齊競眼簾的不是活生生的老軍馬“灘棗”，而只是一頭白花花的大牲口骨骼。“灘棗”的屍體早已被鷹群啃食,徒留白骨森森。

2、小說裡“行為藝術”描寫

小說裡的有三次堪稱“行為藝術”的裸體表現。

第一次是在部隊連續強行軍遭遇狂風暴雨，連揹包最裡層都浸透了水，誰都沒有了乾衣服換。戰士們脫光了轉成圈用火烤衣服，女同志只能以體溫焐乾衣服。汪可逾也是累垮了，什麼也不顧了，在一家門洞裡支起門板，光著身子睡下了。不想睡過了頭，天大亮了還沒醒。結果被時任旅參謀長的齊競給遇上了。

第二次，在激戰中，她作為參謀奉命帶領滿船的女民工過河，風大浪高，又有敵機轟炸，為防止落水後衣服纏繞無法逃生，她動員大家脫掉衣服，遭到拒絕，不得不先脫光自己。100 多名裸體女人擠滿了一艘船，這景象驚呆了現場的所有民工、部隊和俘虜。

第三次，她因傷病過重犧牲。部隊遍尋不著，最後發現，她的遺體竟然一絲不掛地站立在一棵古老銀杏樹的巨大樹洞裡，看上去就像是印在那裡的一個女性人形，久而久之，必將與老銀杏樹融為一體。

這些描寫，強化了《牽風記》“超驗主義”的話語風格。讓活下來的人們咀嚼不盡、懷想不已。

四、“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

在《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一書中說：“現代的敘事倫理有兩種：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而“自由的敘事倫理學更激發個人的倫理感覺，它講的都是絕然個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獨特個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於創意的、刻下了個體感覺的深刻痕印的語言描述這些經歷。” 兩種不同的敘事倫理模式，表達出兩種絕然不同的敘事訴求和敘事效果。

1、在戰爭中呈現不一樣的“傳奇”

在解放戰爭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載體背景之下，作者避開對戰爭的平鋪直敘，“劍走偏鋒”，以一個北平女學生汪可逾在戰爭中的“小資”之風，以這個小精靈與留洋歸來的我軍高級將領齊競的恩愛情怨為線索，將戰爭年代的小女子刻寫得晶瑩剔透，別有一番另類“傳奇”滋味。

汪可逾的個性，在小說中表現得特別突出，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別樣的人格寫照。她的一切為簡直就是“與眾不同”的超凡脫俗。小說寫在開門的時候“高高地舉起臂膀，手按到房門的上沿把門推開，隨後背對房門，輕輕向後蹬一下，咣噹一聲，房門嗑上了”。

寫汪可逾的床鋪簡直就是“皇家禁地”，不許任何人坐她的床單。交團費，汪可逾總是用一塊白色小手帕託著錢，完了收回手帕，洗洗再用。晚上睡覺發現兩隻鞋子擺放不整齊，一定要爬起來把鞋子擺正才安心入睡。

房東對聯貼錯了，汪可逾寧願自己重寫一副也要給改正過來。每次與同志見面問一聲好，從來不管別人是否回應她一句問好。這樣的個性在野戰部隊，在戰爭中，恐怕是極為罕見的。

評論家朱向前說：《牽風記》最大成功，就是貢獻了“以往戰爭畫廊中，甚至是當代文學長廊中都沒有出現過”的人物。可謂是一道軍旅作的傳奇。

2、在戰爭中對個體生命倫理的思考

伴隨著這種“傳奇”的，是作者對戰爭、戰爭文學乃至於人性的深度考量，也就是“戰爭之思”。小說盡可能擺脫往昔有形或無形的思想禁錮與自我侷限，清除殘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響，實現棄舊圖新輕裝上陣。迴歸到小說創作所固有的藝術規律上來。

在大千世界中表現人的複雜性及其人性的光輝，展現戰爭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

當溶洞裡的汪可逾臨死之前,面對著已經毀損的古琴,仍是充滿著珍視與熱愛。“

奄奄一息的汪可逾，面對毀損、早已不復當年之音的古琴。做了一個讓人驚詫的舉動,她要彈奏這張無弦之琴。

騎兵通信員抱起竹筒，用山泉水為汪可逾沖洗雙手……汪參謀嫌樹葉不潔淨，她寧可像手術大夫那樣,戴上消毒手套，兩臂舉在空中，不許有任何接觸，一直等到雙手上的水自行晾乾。隨即見她十分困難地將兩腿收攏，勉強完成了一個盤腿姿勢，將那張宋琴平平正正地擺在受傷的大腿上，開始在光光淨淨的琴面上彈奏起來。

這是一場只屬於自己的無聲演出。即使滿身傷痕，連站立都非常困難，汪可逾卻仍然執著於彈琴之前的儀式。宋琴的毀損與否,並不影響她的彈奏。她牢記著彈琴之前的每一個細節,連一個步驟也不曾放過。她用顫抖的雙手，一遍又一遍地彈奏著，手指磨出了血也渾然不覺。

在無弦的演奏中，“群山萬仞，江河縱橫，海天一色，薄霧流雲，月落日出，烏啼蛙鳴。平平常常司空見慣，石破天驚聞所未聞。出自古史典籍諸子百家，或純玄思異想天馬行空。凡此悠悠不已物是人非，無不在呼應著七根琴絃的顫動盪漾，無不涵蓋於樂曲旋律的起承轉合與曲折跌宕之中”

她沉浸在琴聲圍繞的世界中,好似這一方靜謐的溶洞中，只餘她一人。這一瞬間，樂曲的起承轉合，彷彿踏著時空蹁躚而來，成為彈奏者指下永恆激盪的古音。

克勞塞維茨當年在《戰爭論》一書中強調：“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總是在某種政治形勢下產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種政治動機引起的。” 不過，如果從文學層面上“註釋”戰爭，就會獲得比政治層面豐富得多的內涵與外延。從這個角度上說，《牽風記》是成功的範例。

閱歷豐富、經歷非凡，用半個多世紀創作經驗寫作的徐懷中老人，努力地“返璞歸真”，也在努力地以富有時代氣息的文藝觀念賦予小說新的生命。

充滿靈性的老軍馬、命途多舛的古宋琴、高大古老的銀杏樹，它們在血色戰火之中，以其自身獨有的光芒和力量，和主人公汪可逾的生命體驗緊緊纏繞在一起。向我們訴說著生命回溯的美好與可貴，從而為戰火紛飛的現世增添了一抹別樣的色彩

寫在文後：徐懷中曾在關於《牽風記》的一次訪談中提到：“原來構想,是儘可能淡化戰爭背景……擔心戰爭場寫多了,給人感覺又回到以前軍事戰爭題材作品那種老舊模式上去了。”事實證明，作者對全書所進行的淡化戰爭色彩、挖掘人物內心、融入傳統文化等多樣化處理，使得緊張的戰爭更多地成為了一種敘述背景，而貫穿其中的人物價值觀和文化色彩，使得全文始終呈現出一種哲理性的思辨和美的情思。在這部作品中，寫的是特殊年代裡的軍人們，在戰爭環境中以短暫一生，彰顯人類絢爛而豐富的精神世界。愛和人性，是人類的主題，也是戰爭中不可迴避的主題。在這兩者之外，那些平凡而崇高的人最終做出了更富價值的生命選擇。

作家徐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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