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首先表現在對清靜無為的樸素美的追求方面


《老子注》意謂聖人治理天下,不人為地設立繁苛的制度法令,而任其自然發展,如此,則天下自然而治;若人為地設立繁苛的制度法令,則不但於事無益,反而會敗事。老子把“無為”的方法看得高於一切,認為“無為”表面看來是什麼事情也不做,實際卻是“無不為”,是最好的方法。

在“為無為,則無不治”的思想指導下,老子虛構了他嚮往中的烏托邦:“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老子注》

在這個烏托邦中,雖然沒有君主繁苛的制度法令,但百姓卻淳厚和睦,平安無爭,這正體現了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百姓的衣食住行,雖然原始落後,但他們卻心滿意足,恬靜淡泊,這正體現了老子崇尚樸素的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中,清靜無為與樸素無華是互相關聯的,清靜無為就是一種樸素美。與老子一樣,莊子也主張以清靜無為的方法治理天下,並將清靜無為與樸素無華緊密聯繫在一起,作為一種美學追求。

莊子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認為“無為”可被萬物所尊崇,“樸素”是天下最大的美,這都是對老子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山木》


除了虛構的上古烏托邦外,當時南方的一個邊遠落後地區,也引起了莊子的神往,並被加以理想化:“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山木》。

在這個“建德之國”中,同樣沒有君主繁苛的制度法令,百姓單純而質樸,少私而寡慾,只知耕作而不知儲藏,只知助人而不求報答,雖然不知禮義,但縱心所欲,任意而行,卻都合於自然之道。無論是上古的烏托邦,還是被理想化了的“建德之國”,都體現了莊子對清靜無為的樸素美的追求。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莊子畫像


老莊追求清靜無為的樸素美,其目的在於擺脫一一切人為因素的雕飾與限制,保持個人天然純真的情感,使其率性而行,自由發展,用莊子的話說,就是“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所以,這種追求反映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人情”觀念。

以札樂制度與仁義道德為主的一切人為因素的批判方面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以札樂制度與仁義道德為主的一切人為因素的批判方面。還表現在對老子說:“大道廢,有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第十八章,認為在無為而治的至德之世,百姓純真樸素,有仁義之實而無仁義之名,有孝慈之實而無孝慈之名,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毫不造作;及至大道廢棄之後,社會生活及國家治理中的人為因素日漸增多。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老子雕像


而這正說明了社會的虛偽與昏亂:有仁義之名,正說明大道廢棄;有孝慈之名,正說明六親不和;有忠臣之名,正說明國家昏亂。在老子看來,人為的禮樂制度和仁義道德,都違背了百姓純真樸素的本性,老子所重點批評的,是孔子那種為了實行禮治而四處奔波、大聲疾呼的執著的入世精神。在對禮樂制度與仁義道德等人為因素的批判方面,莊子直接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而且態度更加堅決,論述也更加系統。

莊子說:“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縵索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響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韁索,則仁儀又奚連連如膠漆緦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駢拇》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駢拇》

孔子重人為,強調以禮。樂制度和仁義道德限制個人的情感;老子重無為,強調人應擺脫切羈絆,恢復純真樸素、天放自然的本性,兩家自然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在對禮樂制度與仁義道德等人為因素的批判方面,莊子直接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而且態度更加堅決,論述也更加系統。

莊子他認為天下萬物各有其本然的真性,無論曲直圓方,還是粘合聚集,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須以鉤繩規矩膠漆韁索等人為因素進行干預;否則,就會違背萬物的本然真性。同樣,人也有本然的真性,不須以禮樂仁義來限制;否則,就如同以韁索膠漆等干預萬物一樣,只能使人感到迷惑。對儒家的仁義禮樂進行了尖銳批判。所以,對以禮樂制度與仁義道德為主的一切人為因素的批判,也反映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

先秦道家的“自然任情”觀念,和孔子的積極思想大不相同

老子劇照


“自然任情觀念宣揚安時處順的明哲保身思想和逃避現實的出世思想。道家從自然任情觀念出發,雖然對一切人為的社會制度和道德倫理進行了激烈批判,但當他們無力改變社會現實時,便會產生無可奈何與悲觀厭世情緒。無可奈何情緒與追求天放本性的結合,悲觀厭世情緒與追求天放本性的結合,便導致逃避現實的出世思想。這與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形成明顯對比。

中國古代的文人,在思想上大都是儒道兼修和儒道互補的。當他們身處順境時,儒家的入世思想佔導地位;當身處逆境時,道家的出世思想占主導地位。一些著名文人如白居易,早年屢次慷慨論政,直言進諫;中年受挫後鋒芒漸斂;晚年更退居洛陽,不再關心天下大事,唯以詩酒自娛,這就與受道家自然任情觀念所宣揚的明哲保身思想和出世思想的影響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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