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死亡率如此之高,意大利有何“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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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死亡率如此之高,意大利有何“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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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封城措施已經過去了一個月,雖然比起最初疫情爆發時期時情況已有所好轉,但超過12%的死亡率依然無法讓人不揪心。在研究新冠狀病毒確診和死亡人數時,研究人員腦海中會反覆浮現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該病毒在意大利造成的死亡人數遠多於其他國家?


這就要涉及到兩個概念:絕對死亡人數和病死率。


簡單介紹下:COVID-19的病死率等於已確認的COVID-19死亡人數除以已確診感染冠狀病毒SARS-CoV-2的病例總數。病死率(CFR)不應與死亡率混淆(但經常被混淆),死亡率等於在特定時間範圍內的死亡總數除以總數大約在同一時間的人口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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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更在意的是CFR,因為確診人數不斷增加,我們想要知道會有多少患者因此喪命。比起意大利的高死亡率,德國和韓國的死亡率僅在2%左右。三者間差異較大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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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率背後的病患情況


假設每個國家都有能力確定CFR的分子,即COVID-19的死亡人數,並且準確報道出來;當然前提是所涉及的國家為非專制的高收入國家,這一假設才能成立。那麼有關分母,即確診人數,我們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呢?


COVID-19致死的最強預測因子是感染者的年齡和既往疾病。既往疾病的數量與年齡呈正相關,所以簡單起見,我們接下來僅關注已確診患者的年齡。顯而易見,年齡可預測COVID-19造成的死亡,所以只有當各國的冠狀病毒患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齡時,比較各國間的病死率才有意義。


冠狀病毒感染與受感染者的年齡到底有什麼關聯呢?過去幾天中,這些信息一直頻繁出現在各國的報道與報紙中。以下圖表中的數據來自韓國新聞社news1(截圖)和意大利日報Corriere della Sera。


以十年為間隔對年齡進行分組並比較每個年齡段病例所佔的百分比,結果表明韓國(紅色柱型)和意大利(綠色柱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當前,韓國3%的已確診患者的年齡不低於80歲。大約在同一時間,意大利有19.1%的已確診患者的年齡不低於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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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但兩國確診病例的絕對總數卻相差不遠。因此,較韓國而言,意大利的醫療保健和醫院系統需要照顧更多已感染的老年患者,老人們需要更多的重症監護,同時也更有可能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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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意味著意大利的病死率與韓國的病死率沒有可比性。成為意大利病死率分母的冠狀病毒感染者的年齡比韓國冠狀病毒感染者要大得多,而且老年人死於COVID-19的可能性更大,這兩點導致意大利的CFR攀升。


這也表明,用意大利和韓國在醫療保健和醫院系統之間的差異來解釋病死率的不同可能還為時過早。在當前的冠狀病毒危機中,韓國的醫院和重症監護室尚未經受意大利目前面臨的那種程度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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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韓國,誰的CFR不同尋常?


很顯然,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兩國的年齡分佈如此不同?許多人已經指出,意大利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高於韓國。意大利較高的病死率可能反映出老年人感染冠狀病毒的可能性更高,這僅僅是因為意大利人口中的老年人人數更多。


通過比較兩國冠狀病毒患者的年齡結構與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我們可以輕鬆地驗證上述論證的合理性。人口數據來自聯合國發佈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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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冠狀病毒患者的年齡結構與總人口的年齡結構非常相似,尤其是老年人群。相對於其在總人口的比例而言,20-29歲年齡段在確診患者中的比例過高,而0-9歲年齡段和10-19歲年齡段在確診患者中的比例相應減少,達到平衡。這三個最年輕的年齡段死於COVID-19的風險很小。


因此,在確診病例中,韓國的CFR不會因確診總數中老年人的比例過低或過高而降低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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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情況則不同:70-79歲年齡段佔確診患者的比例超過該年齡組佔總人口比例的兩倍以上。在80歲及以上人群中,患病比例幾乎是人口比例的三倍。相比之下,確診病例中的年輕人以及低死亡率風險的人的人數明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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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然存在一個問題,為什麼意大利的病患年齡分佈與韓國如此不同。有一點需要注意,不同國家中對冠狀病毒的檢測程序非常不同:意大利主要檢測具有冠狀病毒感染症狀的人,而自爆發以來,韓國基本上一直在對所有人進行檢測。因此,韓國比意大利發現了更多無症狀但呈陽性的冠狀病毒患者,尤其是在年輕人群中。


還要補充一點,韓國病患主要是大邱市及其周邊的新天地大教派的追隨者。也許該運動的許多追隨者都相對年輕,所以對這些人進行測試後,20至29歲之間的病例激增。到目前為止,該舉措可能避免了冠狀病毒在韓國老年人中的廣泛傳播。


至於意大利,尚不知曉是誰在北部的老年人口中傳播了該病毒。但是,遊客在意大利北部旅行後,被診斷患有冠狀病毒的數量極高,這表明該病毒為無症狀傳播,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很可能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逐漸壯大,隨後危害老年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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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相同的時間和相似的爆發程度上,受到冠狀病毒襲擊的意大利和韓國患者在年齡方面差異很大,至少就我們所觀測到的確診患者來說,意大利的死亡人數更多。這也意味著,僅按國家追蹤的冠狀病毒確診患者人數,就像許多圖表和網站當前的做法一樣,並不能說明問題。


原始病患數量至少在短期內無法預測COVID-19造成的死亡人數。如果像韓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該病毒主要在年輕人中傳播,則醫院尚無馬上崩潰的風險。但如果像意大利那樣,病毒蔓延到老年人口,崩潰將迫在眉睫,可能就是這幾天的事。儘管相關人士正在做出努力,但這種情況什麼時候會發生仍然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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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韓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情況


其他國家可以從韓國和意大利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情況中學到什麼?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 Institute)已發佈德國確診冠狀病毒患者子樣本的年齡總量,該研究所是負責疾病控制和預防的德國聯邦政府機構。


假設子樣本具有代表性,雖然年齡總量與意大利和韓國的數據不同,但仍可以將病患分為兩組:60歲以下的人群和60歲及以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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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發現,冠狀病毒顯然已經在德國的年輕人中傳播,所以德國的情況顯然更“幸運”,德國目前的CFR非常低。冠狀病毒患者主要為年輕人可以幫助德國擁有更多的時間作好準備,應對老年人感染人數增加的情況。要記住,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德國人口中不低於60歲的比率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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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衛生局也已發佈確診病患的年齡總量,但與其他國家的總量不兼容。僅從法國的數據來看,法國的情況介於韓國和意大利之間,年齡不低於65歲的確診患者佔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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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情況介於韓國和意大利之間,法國的死亡人數很可能不會很快穩定下來。數據點很少,不幸的是,隨著病患人數的增加,確診病患的年齡信息很可能會減少,並且更多國家面臨的情況可能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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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情況為預測CFR提供了一種可行性方法


從韓國的統計數據中,可以學到可能很有用的東西。從上述中可發現,如果將30歲以下的人群歸為幾乎沒有人死於COVID-19的一組,那麼韓國確診病患的年齡分佈與總人口的年齡分佈相當接近。在醫院和護理系統沒有出現任何重大故障(!)的情況下,高收入國家(!)病死率的合理估值為1%。該估算值與Jeremy Faust博士根據鑽石公主號郵輪情況做出的建議相近。


顯然,由此得出的最糟糕的結論之一是,各國目前不同的病死率最終都會降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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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於意大利北部的醫院系統不堪重負,死亡率不斷增加,已無法挽回。德國的老年人群感染冠狀病毒的比例較低,也許已經獲得了一些寶貴的時間,但這只是一個時間差,並不是避免冠狀病毒向老年人傳播。


在法國和西班牙,尤其是後者,病死率相對較高且迅速增長,這表明許多老年人和弱勢公民已經感染了該病毒。美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可見,如何保護好老年人,也是我們面對新冠疫情時必須攻克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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