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治下的末路大明，抽签的方式选内阁大臣，这是一位算得上清正廉明的吏部尚书，为大明吏治开出的一剂堪称是饮鸩止渴的“良药”，此人便是孙丕扬。
《明史》载“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
遥想当年，这个陕西籍的倔老头整天板着脸端坐办公，成千上万善于钻营的官迷，居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晚生肃然起敬。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
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不同的职务要求选择人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
他就曾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
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文武百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
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孙丕扬用心良苦。宦官在名义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四档。
而且宦官是不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
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但是在皇上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贪玩，太监刘谨便把章奏拿回家与亲戚和哥们商量着批，首辅李东阳也难以辨别真假。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严重程度。
如果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还是有一定魄力的。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明朝达官显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所以《明史》中也有许多体谅孙丕扬的话，大体可以概括为：”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
- 文：银角大王说史；林苑浮生工作室首编，道德观的角度解读历史，求识、趣味、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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