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45歲，因反覆腹瀉，2017年1月在上海xx腫瘤醫院行腸鏡檢查及活檢提示右半結腸癌。緊接著馬上做了影像檢查，並隨後進行了結腸癌根治性手術。術後病理提示低分化腺癌，分期是IIIB，基因檢測提示KRAS野生型。術後接受了FOLFOX+西妥昔單抗治療6個週期進行鞏固。
本以為這場災難就此別過，但術後僅僅1年多，2018年3月複查顯示CEA成倍增高，肺部和腹部CT顯示多發肺和肝轉移。醫生給出了FOLFIRI化療的方案，並建議加大劑量以求更好的效果。不幸的是，4個週期的化療，儘管忍受了很大的副作用，先生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療效評價為病情進展（PD）。之後先生聽朋友的勸說，我們去了日本東京做了3個月細胞免疫治療。結果不像之前宣傳的那樣有效，他的轉移灶更多了，直徑也增加了50%以上，徹底被認為無效，而且體重下降了15kg以上。
二線化療方案失敗，幾乎處於走投無路下，當地醫生建議我們可以嘗試一下免疫治療，K藥。之後我們又在上海進行了3個月的免疫治療, 但複查的結果同樣令人沮喪。而且由於身體虛弱和腫瘤壓迫，先生每天需要吃9片止痛藥，很多醫院也已經不再願意收他入院。
萬般無奈之下，我希望帶他去美國"賭"一把，並諮詢對比了兩個機構。其中一家機構在接待時不停強調"美國的各種醫療優勢、與美國醫院的所謂合作關係等等"，而對於我先生的病情卻沒有任何的專業評價與患者同理心，"活脫脫一箇中介"是我的評價。
之所以選擇愛諾美康，我認為，儘管我們當時孤注一擲，但愛諾美康並沒有鼓吹美國醫療優勢，而是從我愛人的身體出發，告知了我們赴美的出行風險，以及分析了美國後續可能有的治療方案會非常有限，並且美國醫院拒收的概率也很大，讓我們要權衡利弊。這種靠譜的作風，是嚴謹的醫生，也更像是朋友，我和先生決定把命交給他們。
在辦理出國看病的過程中，我們也經歷了諸多波折，梅奧以及安德森癌症中心先後拒收，但當時我們的決心非常大，就是堅持無論如何都要去美國嘗試一下。之後位於波士頓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有條件接收了我們。醫生建議我們加強營養，基本狀態好轉一些的話可以赴美。這讓絕境中的我們迎來了一線希望。之後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各種輸液支持治療，雖然疾病沒有控制，但先生的體力有了一些好轉，達到了醫院的評分標準（ECOG=2）。
2018年底，我們在隨行醫學翻譯的陪同下來到了波士頓。在做了常規的病理複核以及影像檢查之後，主治醫生J博士告訴我們，對於之前術後的FOLFOX+西妥昔單抗，儘管KRAS野生型，但按照之前的研究顯示因為是右半結腸癌，西妥昔單抗並不推薦，應該選擇FOLFOX+貝伐單抗更好；我們在日本接受的細胞免疫治療，J博士也告訴我們因為沒有令人信服的數據，這個療法美國已經淘汰。目前一線、二線化療以及K藥治療均失敗，可以嘗試O藥聯合Y藥的雙免疫治療方案，21天為一個週期。
也許是天無絕人之路，也許是我們已經不能再失敗，4個週期的雙免疫治療終於迎來了好消息。複查顯示肝部的轉移灶縮小了30%，肺部的轉移灶數量也減少了20%，更難為可貴的是在這3個月的治療中，先生的止痛藥由原來的9片逐漸減少到了2片，生活質量大大提高了，體重也增加了3kg，一切的一切都向著好的方向發展。2019年10月先生的病情仍然非常穩定，已經不再需要吃止痛藥了，儘管J博士說可以聯繫香港的醫生讓我們回國繼續治療，但我和先生共同決定還是留在波士頓這個福地，對於我來說，"人在，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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