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杂志《花花公子》宣布，由于新冠疫情已经波及杂志供应链，3月底出版发行的最新一期杂志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期。
尽管并未明确宣布“停刊”，还强调了未来将出版数字版本，但按月度和季度出版的纸质版《花花公子》期刊的退出历史舞台，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意味着，走过67年争议与荣耀的《花花公子》，黯然退场。
崛起与称霸
提到《花花公子》，就不得不提其创始人：休·海夫纳。
可以说，海夫纳决定了《花花公子》的方向、特色、品位、内容。《花花公子》的成与败，很大程度维系于海夫纳一人。
纵观海夫纳一生，有一件事影响了其一生命运：婚姻。
海夫纳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于妻子的“背叛”。海夫纳出生于一个信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家庭，洁身自好，但妻子却被爆出了婚外情，并且对他承认了出轨。海夫纳表示，这段婚姻粉碎了他对人生的浪漫幻想，是一生遭受过的最沉重打击。
此后，海夫纳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风流重生”。
而《花花公子》，就此成为海夫纳将“风流理想”具体化的阵地。
1953年，27岁的海夫纳从一家日历公司买到了几张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他独自一人坐在客厅的牌桌上，用一台打字机敲出了《花花公子》第一期。那时，他不会意识到，他即将开创一份史上最成功的成人男性杂志。他甚至担忧销量，耍了个小心机，没有在第一期上标注日期，下个月也能继续卖。
然而，第一期总共卖出54175份的超强销量，让海夫纳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属于他的时代，或许已经到来。
从诞生那日起，《花花公子》的销量就一骑绝尘。
- 1959年，《花花公子》单期销量超过百万册，变成全美第一大男性生活杂志。
- 60年代，《花花公子》开启黄金时代。从1964年到1968年，《花花公子》杂志的月销量从200万册增长到500万册。
- 进入70年代，花花公子逐渐变成一个拥有电视节目、网站、游戏公司、电影公司、俱乐部、赌场在内的庞大商业帝国。
从一本杂志起步，最终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商业帝国，可以说，这在全球商业史上都绝无仅有。在杂志打造上，海夫纳别出心裁，做到了其他杂志皆没有做到的三件事——
第一件，成功塑造杂志品牌形象。
从《花花公子》第二期开始，封面上都会出现一个兔子先生。
这个系着领结的兔子将复杂隐喻表达得淋漓尽致：性+财富+地位。
为了树立花花公子品牌形象，1960年，海夫纳甚至在芝加哥创办了兔女郎俱乐部，身着兔女郎服饰的模特为男性们提供服务成为抢眼的特色。该俱乐部先后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遍地开花，《花花公子》经典的兔子形象在全球家喻户晓。
第二件，成功打造杂志定位。
《花花公子》对性的开放态度，可谓登峰造极。
67年前，《花花公子》发刊词中写：花花公子，并不是颓废的享乐主义者，而是不把生活当作仅仅是一串心酸和眼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世间之匆匆过客，娱乐和享乐是好事情。
在创刊之初，海夫纳就开宗明义地亮出了自己对性的态度，从此带领《花花公子》站在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对立面。60年代，《花花公子》一度成为美国性革命的国民读物，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性观念。
这让《花花公子》受到了美国名流的狂热追捧，争先恐后为其站台。
比如，当年风华正茂的史蒂夫 · 乔布斯。
1990年的唐纳德·特朗普，当时正是个名副其实的“Playboy”。
甚至在特朗普当上总统后，还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找他签名。
可以说，性感和名流效应，在《花花公子》的成功之路上奠定了基础作用。但将《花花公子》一举推向全球杂志巅峰之位的，还有海夫纳做对的第三件事：除了两性，还有严肃。
是的，一本单纯的两性杂志决不是海夫纳的目标，也进入不了全球顶级杂志的视野。海夫纳有更深远的目标：将《花花公子》打造成为裸露又严肃的高端生活方式杂志。
为此，海夫纳为《花花公子》打造出了与其他同类杂志截然不同的“高端严肃性”。每期杂志上，都会有15-20页的严肃性内容，包括当红作家作品、社论政论艺术、人物采访等。
而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三个方面，《花花公子》都做到了顶级程度。
- 比如，论当红作家作品，《花花公子》是严肃的纯文学阵地，云集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当代作家，包括村上春树，加西亚·马尔克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
- 再比如，论艺术评论，《花花公子》汇聚了电影大咖伍迪艾伦，库布里克，波兰斯基，以及当时各行业首屈一指的人物，纷纷在其上发表犀利观点。
- 而《花花公子》的人物采访，更是闻名于世的一绝。因为信奉自由主义，所以《花花公子》成为了当时罕见的“超高包容度”的访谈杂志。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还有当时在美国并不受待见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都曾接受过《花花公子》的采访。
而《花花公子》在稿酬上的大方，更是被誉为“纯文学的救星”，它的每篇主要文章或小说的稿酬高达15000至25000美元！
一本杂志，两种面貌，这让外界对海夫纳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称他是“最糜烂的人”，也有人称他是“最有理想的人”。
就在长达67年的血雨腥风中，《花花公子》缔结了一个传媒娱乐的商业帝国，一个集夜店、赌场、度假村、出版、影音和时尚服装为一体的大型跨界集团。
《花花公子》杂志不会想到，它创造了一个商业帝国，最终它却变成了这个帝国的“负资产”，进而被抛弃。
日落西山
两大原因，导致了《花花公子》的轰然倒塌。
第一，时代变了。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这句话对《花花公子》而言，也十分适合。
《花花公子》诞生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正是美国社会最保守的时代。女人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裙子越穿越长。海夫纳回忆道，那时没人谈论性，即使是在电影里，即使是已婚夫妇，也不能谈。
而《花花公子》的出现和崛起，正符合美国社会当时两性观念的觉醒。《花花公子》号召人们摆脱清教徒和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假正经，犹如一记惊雷，唤醒了美国社会的两性革命，由此奠定了《花花公子》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
但如今，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
千禧一代的性别观念、阅读趣味等明显与婴儿潮一代不同，加上网络资源的泛滥，《花花公子》当年拥有的“时代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更危险的是，曾经《花花公子》引以为傲的两性观念，正在成为新时代人们抨击的对象。
女权运动、人们性观念的转变，将矛头对准了《花花公子》，让其背上了“物化女性取悦男性”的指责。这令《花花公子》迅速失去大众社会支持。
更简单地说，它落伍了。
第二，世上再无海夫纳。
如果说《花花公子》是一艘巨轮，那么掌舵人从来只有一个：海夫纳。
1985年，海夫纳退居二线，《花花公子》开始风雨飘摇。2017年，海夫纳过世，《花花公子》彻底失去掌舵人。
失去海夫纳的《花花公子》，频频决策失误。对互联网兴起的应对，就堪称最大失误。在传统纸媒纷纷转战线上的时候，《花花公子》没有抓住时机奋起转型。当它发现时，已深陷泥潭。杂志销量逐年下滑，对比1970年代的近700万册销量巅峰，如今它的销量仅为彼时的4%。
而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成为了压倒纸质版《花花公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憎or可怜？
左拥右抱、生活糜烂的海夫纳曾经说：“我的日子是一个男孩成年梦想的全部。”
这句话曾一度为他带来“面目可憎”的评价。
但后来，更多人觉得他可怜。
1989年，中风之后的海夫纳渴望回归家庭，迎娶了第二任妻子。9年里，他忠于婚姻，回到了“父母时代的模范生活”。但最终，第二任妻子也出轨了。海夫纳一生最怕“背叛”，接连两次婚姻却都是“被背叛”。
有人评价，海夫纳的人生，令《花花公子》在性感的表象之下，充满了悲剧气息。
如今，时代终于为这个悲剧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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