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後以字行，改字徵仲，號衡山居士，蘇州人，其與沈周、唐寅、仇英並稱“吳門四家”。
文徵明擅畫山水、花卉、人物，是明代中期畫史中影響極大的書畫家。
他的設色畫《湘君湘夫人圖》，被鑑評為“只此一幅為真跡”的仕女畫，但細究起來，似並非真跡。
問題的緣起
《湘君湘夫人圖》（以下簡稱《湘君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屢被展出、影印，並多有研究評述。
周道振、張月尊同纂的《文徵明年譜》一書中指出，該圖上的明王穉登題跋，與清初吳升《大觀錄》卷二十著錄該圖的同題文字並不相同，指出：“豈吳氏所見，另是一幅歟？”這說法並未引起注意。
其實不只是《大觀錄》一書，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二一書著錄王穉登書題文字，與《大觀錄》相同，而不同於《湘君圖》上的王穉登題跋。
顯然，吳升、高士奇見到並著錄的《湘君圖》一圖，並非我們看到的這一幅，孰真孰偽，就需要討論了。
《湘君湘夫人圖》，故宮博物院
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湘君圖》，畫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圖繪兩仕女。
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書“湘君”“湘夫人”歌詞，署款：“正德十二年丁丑二月己未，停雲館中書。”
左下又有小楷書自題五行，述及繪製該圖的原委 。
圖右中部有文徵明次子文嘉小楷書題，時間為“萬曆六年七月”。
文嘉小楷書題《湘君湘夫人圖》
上述書題與《大觀錄》《江村銷夏錄》的著錄有個別文字不同。
該圖右下王穉登小楷書題為：“少嘗侍文太史談及此圖，雲 ：使仇實父（英）設色，兩易紙皆不滿意，乃自設之，以贈王履吉先生。今更三十年，始獲睹此真跡，誠然筆力扛鼎，非仇英輩所得夢見也。王穉登題。”
《大觀錄》《江村銷夏記》著錄的王穉登題為 ：“文太史此圖，筆法如屈鐵絲，如倪迂（瓚）所云，力能扛鼎者。非仇英輩可得夢見也。戊寅七月。王穉登題。”
王穉登小楷書題《湘君湘夫人圖》
題跋文字間的不同，顯然不是傳抄有誤所能解釋的，更何況《湘君圖》上沒有高士奇的收藏印記，而有與其同時的收藏家耿昭忠父子的多方收藏印。
說明此圖與著錄本的另一《湘君圖》，在清初被不同的收藏家各自收藏著。
相關作品間的比鑑
《湘君圖》繪湘君、湘夫人為二仕女狀，“淡設色畫，衣紋作遊絲描，主色只朱磦、白粉兩種”。
《大觀錄》一書記：“設朱碧色，能以幽淡取勝。”
《江村消夏錄》記 ：“運筆如絲，朱碧簡淡。”
可見，吳升與高士奇同記為“朱碧”的設色，即有硃紅色、青綠色兩種，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湘君圖》有朱、白兩色的設色並不相同。
同樣表明，著錄本《湘君圖》是另外的一本。
《湘君圖》為文徵明傳世僅見的仕女畫。
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書題，以及文嘉、王穉登的小楷書題，卻均非罕見的孤本之作，因此可以用相關的作品加以比鑑。
上海博物館藏文徵明小楷《離騷·九歌》卷，其中有“湘君”“湘夫人”歌詞，因文字相同，方便比鑑《湘君圖》上方所書。
文徵明小楷對比（左題《湘君圖》，右為小楷《離騷·九歌卷》局部）
雖影印不甚清楚，但大致可以看出兩者書字結構間似少有區別。
而且，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小楷書，其筆法略顯圓厚，與《湘君圖》左下文氏所書五行小楷的題記書法更為接近 。
但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小楷書，署年款為“嘉靖丙辰春三月之望”，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氏時年八十七歲。
《湘君圖》為文氏四十八歲所作，兩作相距三十九年，似乎文氏所擅長的小楷書被定格不變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文徵明《致吳愈札》，即其寫給岳父的家書，以信中涉及內容的考訂，應為文氏五十歲左右的作品。
文徵明《致吳愈札》局部
該信札所書小楷，在結構上有嚴謹修長與方整遒勁的兩種體勢，是文氏從師法唐歐陽詢並轉師晉王羲之《黃庭經》小楷的變化所致。
也就是說，如文徵明寫給其岳父的一封信札，出於尊敬長輩，一定用恭楷，又自然流露出所師法歐陽詢或王羲之楷法的遺蹟，但又形成自己書法的特點。
按照包世臣總結的鑑定之法，以此札小楷來比鑑同為文氏五十歲左右的《湘君圖》上所書小楷，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望而知為何家書”。
更何況，其與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八十七歲所書小楷的相像，不得不產生另外的疑問，孰真孰偽，還是俱偽呢？
上海博物館藏卷的文氏書款識，大意是說有人求書小楷，故用端硯、歙墨，“竟書一日至燈下，復補書《九歌》。書畢，漏下三十刻矣。”
故又感慨且有些得意地說：“餘今八十有七，明後年將及九十，恐老眼目昏，不知尚能作否？”
一個八十七歲的老人，從白天至深夜，先書《離騷》，後又“補書九歌”全文，況且又沒有明說是什麼人能讓文徵明如此地“奮不顧身”，大概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文氏子弟、門生代筆，二是作偽者的仿書，正如傅熹年先生鑑此書為“疑舊仿”。
倘如此，與此類小楷相似的《湘君圖》上文氏小楷當然也屬“舊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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