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國爭霸戰爭
春秋時代（前770—前476）相繼崛起的各諸侯大國，為控制和奴役中小國家，擴張勢力，爭奪霸權，先後在中原和江淮地區展開的一系列相互攻伐、兼併的戰爭。
爭霸緣起。西周滅亡，平王東遷，歷史進入春秋時代。隨著周王室力量急劇衰落，封國經濟不斷髮展，"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已告結束，而代之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諸侯國政治、經濟條件各異，發展不平衡，有的日趨強大，有的逐漸衰弱，強者力圖向外擴張，小國尋求大國保護，使爭奪對弱小國家控制權的戰爭不可避免。
春秋初年處於"天下之中"的鄭國，憑藉經濟富裕、輔弼王室的優越條件，開"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先例。鄭莊公採取遠交近攻之策，聯合齊、魯，攻服宋、衛，挾制陳、蔡，擊敗北戎，稱盛一時。又公然與王室對抗，在繻葛之戰中大敗周軍，使周天子的威信掃地。從此，周王雖仍為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實已逐漸淪為諸侯手中的工具。
當中原各國紛爭混戰之時，北方戎、狄部落趁機頻頻侵擾中原。被周人稱為南蠻的楚國，在征服江漢流域諸姬姓封國後，也乘勢向北推進，形成"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的局勢。中原各國迫切需要結束混戰，組成以強大諸侯國為核心的力量，共同抗禦夷狄侵擾；而強大的諸侯國正好藉此達到控制中小國家的目的。大國爭霸戰爭由此展開。
齊國稱霸。春秋初期，鄭莊公雖拉開了爭霸中原的序幕，但很快亡故，鄭國長期困於內亂。當中原各國處在內部爭權奪位的鬥爭之際，經濟發達的齊國崛起於東方。齊桓公吸取急於對外用兵，在長勺之戰中被魯國擊敗的教訓，著力整頓內政，任用管仲進行經濟、政治、軍事制度的改革，使國力日盛，奠定了爭霸的雄厚基礎。最初幾年，先是聯合宋、陳、蔡等國威逼魯國與齊結盟，繼而假周天子之命攻宋，迫宋、鄭附齊。至周釐王三年（前679），組成以齊為首的宋、魯、陳、衛、蔡、鄭、邾等國聯盟，霸業始成。爾後為鞏固其霸主地位，採取集中力量、先北後南之策，對危害急切的戎、狄舉兵進攻，大破山戎，解燕國之危；擊敗狄人，救邢於難，使衛復國。對圖謀北進的楚國，則以八國之師觀兵於召陵（今河南郾城東），並以周王之命相責，迫其定盟。此後10餘年間，以"尊王"之旗號令諸侯，出兵平定王室內亂，抗擊戎人擾周。周襄王二年（前650，根據《春秋左氏傳》記載），在葵丘（今民權東北）與周王代表及諸侯會盟，訂立盟約，使霸業達於鼎盛。
當齊桓公稱霸中原之時，西邊的晉、秦兩大諸侯國由相安而相爭。晉國攻滅虢、虞兩國後，得以控制崤函之地，扼住秦國東出的重要通道。而雄心勃勃的秦穆公，乘晉國內亂之機，干預晉君廢立，以圖控制晉國，導致秦、晉韓原之戰，秦國雖勝，卻無力服晉，遂於對抗中暫告和解。
齊國的霸業，因桓公去世而迅速衰落。宋襄公乘機而起，圖謀代齊稱霸中原，與雄心北進的楚國發生尖銳衝突。宋、楚泓水之戰，處於有利態勢的宋軍，因襄公拘守陳舊戰法而慘敗，宋國圖霸即告破滅。楚國由此控制河水（黃河）流域許多中小國家，大有稱霸中原之勢。
春秋初期的爭霸戰爭，以尊王攘夷、興滅繼絕、締盟稱霸為主要內容。它適應當時宗法制度雖已開始解體但尚未完全崩潰的形勢，把奪取政治控制權，擴大勢力範圍作為首要任務，而不以直接滅國奪地為目標。反映在戰爭形態上，仍然處於比較原始的階段：作戰規模不大，兵力投入不多；戰場侷限一處，多是封疆接壤之地；戰法運用簡單，仍是全正面衝擊的決鬥式作戰；持續時間很短，一次交戰多在一日之內，戰幕撕開，勝敗遂定。在作戰指導上，產生於古老戰爭中而已過時的觀念仍有頑強的表現。宋襄公"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而致敗的事實，說明當時作戰指導的觀念正處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之中。
晉楚對峙。進入春秋中期，爭霸戰爭持續發展。楚國得勢中原後，即遇上強晉的對抗。晉文公抓住"勤王"的招牌，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時整頓內政，尚賢使能，擴大軍隊。隨即向南擴展勢力，引起宋國叛楚從晉，誘發了晉、楚之間的首次大戰，即城濮之戰。楚軍勢盛逼人，晉軍謀高一籌，以晉勝楚敗而告終。楚國遭此挫折，轉而向南經營，積蓄力量，伺機再起。附楚的中原國家紛紛倒向晉國，踐土之盟，確立了晉國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秦國在晉文公之世雖被迫追隨晉國，但秦穆公並未放棄東出爭霸的企圖。待晉文公辭世，即發兵偷越晉境襲鄭，欲控制中原要衝之地，反被晉軍設伏殲滅於崤山谷中。此後，秦國一面聯楚抗晉，一面與晉多次交鋒，但終未越過崤函之地。秦穆公東進不成，遂向西發展，相繼滅戎人12國，闢地千里，稱霸西戎。
晉國遏止了秦國東進，卻因國勢中衰，無力阻擋楚國北上。晉、楚之間圍繞爭奪處於中間地帶的鄭、宋、陳、蔡等國，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戰爭。楚莊王即位初期，舉兵攻陳伐鄭，問鼎中原，晉國不敢爭鋒。此後，楚國多次加兵於鄭，導致與晉在邲（今河南滎陽東北）地大戰，擊敗晉軍（見邲之戰）。繼又久圍宋國都城，迫宋附楚，奪得中原霸權。楚共王召集中原各國會盟於蜀（今山東泰安東南），將霸業推向頂峰。晉國不甘心霸權失落，自景公即位後，整修內政，擴建六軍，聯吳制楚。同時，北滅赤狄，東向攻齊，於鞍之戰中大破齊軍，國勢復振，與楚勢均力敵。周簡王七年（前579），晉、楚雖達成首次弭兵盟約，但仍各懷異志。晉厲公聯合諸侯之師擊破秦軍於麻隧（今陝西涇陽北），解除南向爭霸的西顧之憂，乃於十一年（前575）興師伐鄭，釀成晉、楚之間又一次大戰，晉軍擊敗楚軍於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晉國重獲中原霸權（見鄢陵之戰）。中經晉悼公霸業益盛，至晉平公時，雖再敗楚軍於湛阪（今平頂山市北），又於平陰之戰勝齊軍，卻已是強弩之末。楚國則窮於應付吳國挑戰，無力與晉抗衡。此時，中原各國社會矛盾激化，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愈演愈烈，飽受戰禍之苦的民眾渴望安定。經宋大夫向戌倡導奔走，於周靈王二十六年（前546）再次在宋都召開13國弭兵盟會。晉、楚平分霸權，中原爭霸戰爭暫告停息。
春秋中期的爭霸戰爭，雖仍以締盟稱霸、擴大勢力範圍為目的，但"尊王"的旗幟漸被拋棄，"興滅繼絕"的舊制不復再現，更加突出了大國之間的激烈對抗和大國對中小國家的勒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爭奪的需要，各大國競相擴軍，不斷增加戰車數量，使戰爭規模日益擴大。車戰陣形由以前呆板的密集方陣逐漸改變為車步密切協同的疏散方陣，由此引起作戰的一系列變化：軍隊運動速度提高，出現了"車馳卒奔"的快速進攻，產生了示形誘敵、翼側攻擊等靈活多變的戰法，推動作為主要作戰方式的車戰走向鼎盛。在晉、楚之間的幾次大戰中，戰場統帥對諸方面因素綜合分析，爾後作出判斷，定下決心，表明人們已開始朝著認識戰爭規律的方向邁步。
吳楚、吳越爭霸。春秋末期，中原地區仍存在局部戰爭，主要是各國內部新舊勢力的鬥爭和卿大夫之間的兼併。大規模的爭霸戰爭，已從河水（黃河）流域的千里莽原轉移到江水（長江）中下游的山地水鄉。
自周簡王二年 （前584） 晉國派申公巫臣聯吳制楚，教吳人學會射御、戰陣之後，吳國即與楚國在江水、淮水（淮河）之間地區屢次交鋒，並於雞父之戰中奪取楚在淮水邊的要地州來（今安徽鳳台），成為楚國東面的最大威脅。吳王闔閭在深通兵略的伍子胥、孫武等人輔佐下，採取分兵輪番襲擾之策，削弱楚軍實力，爾後集中兵力攻楚，在柏舉之戰中，以迂回奔襲、深遠追擊的大縱深進攻戰法，破楚入郢（楚國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取得爭霸的決定性勝利。
當吳、楚交兵江淮之時，因楚國聯越制吳，越國乘機騷擾吳國後方。及勾踐為君，以擅長謀略的范蠡、文種為重臣，漸次成為吳國稱霸的勁敵。吳、越爭霸之初，越國實力尚弱，雖僥倖得勝於槜（zuì）李（今浙江嘉興、桐鄉間），旋又慘敗於夫椒（今太湖中西洞庭山，一說今浙江紹興北）。吳王夫差不度吳、越相鄰而不相容的大勢，舍近騖遠，喪失滅越良機。越王勾踐取以退為進之策，卑事吳國，臥薪嚐膽，養精蓄銳，慫恿夫差北上爭霸。待夫差擊敗齊軍於艾陵（今山東萊蕪東北），忿殺謀臣伍子胥，與晉爭霸於黃池（今河南封丘南），吳、越強弱之勢已開始急劇轉換。此後，越國多次乘隙攻吳，經姑蘇之戰、笠澤之戰、圍吳之戰，最終破滅吳國。當勾踐舉兵北會諸侯于徐州（今山東滕州南），橫行江淮，號稱霸主之時，歷史已經敲響戰國時代的鐘聲。
春秋末期的爭霸戰爭，已不再滿足於締盟稱霸，而愈益具有徹底殲滅對方，力圖破國奪地的酷烈性質。伴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革、爭霸地域的轉移和戰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車戰逐漸走向衰落，步戰急速發展，水戰、海戰開始出現。戰區已不限於兩國封疆接壤之地，多是推進到人煙稠密的敵國腹地，作戰縱深加大，時間延長。戰爭過程也變得更為複雜，往往要在幾個作戰階段中進行反覆較量，形成有著同一作戰目的，又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割裂的若干戰鬥。戰爭指導者已經擺脫攻擊"堂堂之陣"的傳統觀念的束縛，把分析敵情，捕捉戰機，靈活用兵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原則。
歷史作用。爭霸戰爭給各國民眾尤其是介於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帶來深重苦難，戰爭的重負，滅國亡家的慘禍，迫使奴隸、平民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直至武裝起義，推動各國內部的社會關係發生變化，加速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的歷史變革。以"攘夷"為背景而興起的爭霸戰爭，打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的界限，各族之間頻繁爭鬥、交往和遷徙，促進了民族融合。在爭霸戰爭的烽火中，古代宗法制度解體，大批封國滅亡，諸侯林立的碎塊逐漸走向地區性局部統一，為爾後全國性統一奠定了基礎。以車戰由盛而衰、步戰方興未艾為特色的爭霸戰爭，使戰爭這個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展現出新的面貌，開闊了人們認識戰爭規律的視野。野戰進攻作戰波瀾壯闊，出奇制勝的謀略廣泛運用，才智閃爍的戰爭指導者大批湧現，為系統總結戰爭指導規律創造了條件。正是在這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戰爭實踐的基礎上，產生了不朽的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奠定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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