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陽，明朝時稱開州，在那個時候濮陽人在朝中坐高官的比較多，州城中牌坊林立，成為一景，現在還能看到的有四牌樓、八都坊等，在民間還流傳著“小小開州不可欺，俺有八都四尚書”之說，時至今日還在傳說。作為今人，處在信息發達的新時代，我們看到前人遺世的書籍增多，瞭解的史實也在增多，史越辨越明，根據史實，我們應該不斷修正一些誤傳，讓真相還原世間。究竟開州有幾都幾尚書，聽聽濮陽縣檔案局的郭愛民怎麼說。
濮陽縣檔案局《明直隸開州八都三尚書文獻選編》201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後，一時間引發不少議論。許多人讚揚說，該書是濮陽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突出體現了濮陽優秀的歷史文化，不僅內容豐富全面真實，而且有簡明扼要地註釋，方便普通人閱讀。但也有一些人發出疑問，諸如“開州”之前為何要加“直隸”？一向說八都“四尚書”，怎麼現在成了“三尚書”？還有人問“八都坊”到底建於何時，怎麼序言說法不一致？筆者現予簡要回答。
首先說“直隸”問題。據《明史·地理志》，明朝全國叫“開州”的政區有兩個，一在貴州省，隸屬貴陽軍民府，民國初年廢州，改名紫江縣，現稱開陽縣；一在北直隸，隸屬大名府，民國初年改稱濮陽縣。兩地相距遙遠，且都歷經明清兩代，都有進士與歷史名人。《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登錄進士時，均分別標明“貴州開州”與“直隸開州”，以防混淆。筆者在網上查閱資料，有時竟查到王崇慶是貴州人的記錄。《明直隸開州八都三尚書文獻選編》，作為河南人民出版社正規嚴肅的出版圖書，不能只考慮本地讀者，應當考慮到濮陽、河南以外的地方。因為書中資料不僅包括從基層到朝廷各個層面，涉及到全國許多地區，有些內容甚至牽涉到鄰國。因此，從資料利用者考慮，把開州具體的隸屬關係寫清楚，具有一定的現實與歷史意義。
再看“四尚書”問題。此說在濮陽傳播的確已久，但據筆者考查，見於文獻者，只有1989年華藝出版社出版的《濮陽縣誌》，第五頁《概述》寫道：“明代……在朝為官者，有八都(堂)四尚書。吏部尚書王崇慶(南京、北京兩都尚書)、兵部尚書趙廷瑞、董漢儒”。顯然，這裡所謂的“四尚書”，並非真的有四個人，而是把王崇慶註釋為“南京、北京兩都尚書”，一人當兩人。加上趙廷瑞、董漢儒，把“三個”當過尚書的“人”，說成了“四個尚書”。縣誌即縣史，發行面很廣，影響自然也大。社會上“四尚書”的說法，大概來源於此。遺憾的是，縣誌說錯了！據《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端溪王公墓表》，他雖任過南京戶、禮、吏三部尚書，卻沒有在北京任過尚書，只任過北京工部、禮部侍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然王崇慶任“南京北京兩都尚書”的事實不存在，那“四尚書”之說即該自然瓦解。
但是，有些人不願承認這個是實，總是有意無意地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進行辯解，為“四尚書”正名。如有人提出，王崇慶既任過南京戶、禮、吏三部尚書，趙廷瑞、董漢儒又任過兵部尚書，四個不同部門的尚書，不也可以看作“四尚書”嗎？這是把“尚書”一個職名，又按“職責”轉換成了四個“人”，把“四種”不同職責的尚書，當成了“四個”人。若依同樣標準來看“八都”，那“八都”豈不應改叫“一都”？因為，他們雖是“八個人”，卻都在都察院擔任一種“職責”，連起來就是“一都四尚書”。但是“八都坊”命名時，並非以“職責”為標準，而是以“人”為標準的。紀著、侯英、王綖、李珏、趙廷瑞、史褒善、吉澄、董漢儒等八人，刻在坊上的職務，不是他們每人的最高職務，也不是最後職務，而是他們眾多職務中的共同點“都御史”。一個“都”字，表示“八人”都曾擔任過國家最高監察衙門都察院的堂上官，即各種副、僉都御史，然後以各人入仕的時間順序排列，坊名才叫“八都坊”。常識告訴我們，事物分類，必須堅持同一標準。否則，必然分不清楚。顯然，若叫“一都四尚書”，也與“八都四尚書”相違背，大家更會感覺不舒服，那就不如既照顧習慣，又實事求是，將“都御史”與“尚書”都“以人”為標準，叫他“八都三尚書”吧。畢竟，在明朝開州的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王崇慶、趙廷瑞、董漢儒之外，第四個任過尚書的人了。
不過，近來又有人找到新材料，說東明縣的石星，是明朝萬曆年間兵部尚書。有家譜說他家在“開州習城莊岔河頭村，後遷居東明城內”，“按籍應為開人，這可能就是‘四尚書’最好的解釋，也印證了‘小小開州不可欺，俺有八都四尚書’的俗言。”(《濮陽早報·文創週刊》2018年7月9日，史曰岫《明朝時濮陽有八都幾尚書？》)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判斷歷史人物是否屬於本地人，依據家譜固然有理，但更要弄清其家族源流，是遷居還是祖籍？人群的特點具有流動性。地方誌收入歷史名人，以當時法定行政區劃為準，不以家譜上有無名字。比如史褒善，其家譜稱為《開州京兆史氏譜》。“京兆史氏”表明其祖籍在首都北京附近，實指“薊州”(今天津以北，屬市轄區)。若查族人名字，《薊州史氏譜》可能也會有史褒善。儘管他是大理寺卿，是歷史名人，但薊州地方誌也不會收錄他的事蹟，因為他早已隨著父祖遷居到開州了。同樣，假使石星祖籍“開州習城莊岔河頭村”，到他成人時，其家早已落戶東明，那他也就成了東明人，不會再被當作開州人對待。事實也正是如此。《明清進士題名筆錄索引》，登記著所有進士的戶籍和名次，是紀錄明清兩代進士的權威史料。其上有：“石星，直隸東明⑩，明嘉靖38/3/80”。說明石星是東明縣人，嘉靖38年第3甲第80名進士。明朝規定所有參加進士考試的士子，都必須親自在試卷上如實填寫本人戶籍，冒籍者一經查出，嚴懲不貸。與此相適應，清·乾隆21年(1756年)《東明縣誌》中，既有石星中舉人、中進士的記錄，又有他的人物傳記及立於東明城內的五座牌坊，相反現在所能見到的幾種《開州志》，則是一點也沒有他的情況。
至於有人說，長垣、東明兩縣明清之時是開州屬縣，它們本土也有幾個尚書，或可被計算在開州之內，“四尚書”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並非“確指”，更是站不住腳。開州對兩縣只是宏觀管理，明清兩代開州志書，根本不紀載它們的具體情況。它們本土究竟有多少尚書，都是誰，與“開州八都三尚書”“四尚書”之爭，完全扯不上半點關係。更何況東明縣，於“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省入(開)州及長垣縣。弘治三年(1490年)九月復置，屬(大名)府。萬曆中，仍屬(開)州。”(《明史·地理一》)在長達一百多年時間裡，並不屬開州管轄呢？
總之，正視並糾正明朝開州“四尚書”說法之誤，恢復“三尚書”的真實歷史面貌，對於正確認識開州歷史，並進而宣傳濮陽，是一件大好事。若不認真研究，分清是非，正本清源，那才是繆種流傳，貽笑大方。地方文化宣傳，不僅需要典型和廣泛，更需要真實和準確。
最後說“八都坊”建坊時間。同樣因1989年版《濮陽縣誌》，在其《附錄·四》(第668頁)有一篇題名《韋大秦》的文章，說“八都坊”建於明“嘉靖”年間，在濮陽曾因起一場爭論。筆者經多方調研，於1994年11月，向縣政府有關領導寫出報告，指出“八都坊”建於嘉靖年間的錯誤。因為“八都”最後一名的董漢儒“生於嘉靖41年。”嘉靖年號共45年，即使最後一年(1566年)建坊，董漢儒當時也才5歲。一個5歲的孩子，怎麼可能當上“巡撫湖廣副都御史”甚至“兵部尚書”，而為其建坊呢？根據“八都坊”附近居民反映，該坊建於明萬曆45年(1617年)春天。文物部門認為口碑資料，不足憑信，對此將信將疑，只是籠統認可為萬曆年間。直到幾年後，我又從老城北街居民單山科家裡，徵集到原坊一塊刻字殘石，驗明所刻文字為“萬曆四十五年春 月”(該石現藏濮陽縣檔案館)，確定是原“八都坊”建立時間，並在《濮陽日報》發文後(見《濮陽日報》2006年2月21日，陳曉燕《“八都坊”建坊時間有新證》)，爭論才算徹底結束。至於北京大學張希清教授為本書所寫“敘言”，將建坊時間錯寫為“嘉靖四十五年”，與濮陽原縣委書記張建國“敘言”的“萬曆四十五年”不一致，或因張教授對《濮陽縣誌》“嘉靖”之說印象較深而一時疏忽。當然，出現這一失誤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校對不甚。發現問題後，檔案局立即採取補救措施，對張教授序言的錯誤說法進行改正。在此，謹向所有讀者表示由衷的歉意。
濮陽縣檔案局 郭愛民
201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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