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蔚霞在晚清中國的洋員中，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之所以說其有爭議，是因為有人說他曾經做出過貢獻，也有人說，他拿著中國的高薪，去依然做著貪汙受賄的勾當。
有記載說，在1894年和1900年招商局兩次換旗中，蔚霞都出力甚多。1894年換旗時，“由蔚霞名下具領輪船四五艘，出名保護，往來行駛，悉獲安全。事後論思，於局事實有功績可記。其時該總船主親赴天津幫同料理，調派輪船，運輸大宗軍械，前往韓境，接濟前敵華兵，幾於躬預行間，為我國家效用” [1]。
清廷恩賜盛宣懷紫禁城內騎馬
因此，英國人蔚霞在局35年，深得招商局總辦盛宣懷的信任和讚譽，但作為招商局幫辦的鄭觀應卻對其有著不同的評價。鄭觀應同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外國在華人員抱持著警惕和戒備心理。
鄭觀應評價蔚霞時說，此人並非駕駛出身，對輪船駕駛是個門外漢，也不熟悉下屬各船主的技藝特長，讓他當總船長，不但船主不服氣，就連各國也恥笑中國聘人不當。鄭觀應還認為蔚霞在擔任總船長期間存在營私舞弊的嫌疑，他與身為總管車的英國人吉列文是姻親關係，因此蔚霞常常袒護吉列文的違法行為，二人狼狽為奸。蔚霞回英國休假之時，“其事有應交副總船主鼐德所管者，蔚霞亦交吉列文管理，蓋恐外人知其內事私弊也”。[2]
鄭觀應雖然認為蔚霞存在營私舞弊的嫌疑，但官微言輕，盛宣懷並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他也只能是無可奈何。鄭觀應不但懷疑蔚霞徇私舞弊，還認為其財產來路不明，總船主月薪七百餘兩之多，乃本局享有高薪之人，但“招商局在外國所造之船和在滬所修之船並水腳回頭，一切九五折皆不歸局，故總船主雖富有數十萬，尚為洋商看輕，想亦因其不正歟？”[3]
鄭觀應認為蔚霞利用職權在招商局營私舞弊，因此他也對蔚霞極不信任。1894年4月，龔照瑗被任命為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前往英國赴任。當時，輪船招商局正準備從英國訂購輪船，當鄭觀應將定造新船資料交給龔照瑗的時候，他說船系蔚霞聯繫英國公司訂購，請龔公使在驗收時一定要親往查看，這樣做是可以和廠家直接聯繫，船價自然較蔚霞經手要便宜許多。
鄭觀應像
為引起盛宣懷的主意，鄭觀應還在1894年7月提交了一個報告，說根據他的調查瞭解，所訂購船隻當時的公平標價是3.1萬磅，這個價格已經不菲，而蔚霞提供的報價卻要每艘高出近萬英磅。蔚霞此舉實乃維護其兄的利益罷了。因為他的兄長就在這家船廠工作，凡是訂購船隻和配件，大多都是蔚霞委託其兄代辦。鄭觀應在給盛宣懷的報告中還說，蔚霞與其兄暗中合作，競以招商局的名義越權行事，之前，“託蔚霞查問太古所裝西江船長擴快慢，吃水深淺如何”，可是，蔚霞不與招商局商量，也不問太古的船樣及價格，卻獨自繪出圖樣，也不問價格，卻以輪船招商局的名義，讓其兄代為訂造。
鄭觀應不但不信任蔚霞，而且還對他很有些不屑。認為，“蔚霞非駕駛出身，不能上堂理論，亦一憾事也”。[4]最讓鄭觀應感到不滿的是，蔚霞自正式擔任總船長後，很有些大清官員的作派，很多事情上都任人唯親，打造自己的家天下，他使用洋員和華員，不管能力高低，只看聽不聽話。
在鄭觀應的印象中，“拱北”號輪船主、瑞典人皮裡山大是一個行事穩妥的洋員，但是他因1892年曾經向盛宣懷彙報蔚霞虛報訂購船隻價格，引起蔚霞的忌恨與不滿，因而找了個理由將皮裡山大辭退。據此，鄭觀應認為，蔚霞所提拔和重用的船主，往往不重視他是否是個人才，“而先視其人之能受其鈐制與否”。[5]
蔚霞在華拿的是高薪，但是，鄭觀應認為高薪換來的安逸卻使蔚霞喪失了對工作的敬業負責態度。“聞蔚霞富將百萬，近年辦事更不認真，去年所修之船，應三個禮拜方可完工，今只兩個禮拜苟且了事”。更讓鄭觀應不能容忍的是，他認為蔚霞視招商局的財產如兒戲，他說，蔚霞為發洩個人不滿情緒，竟然僱請匠人鑿破“新豐”號輪船上的鍋爐。董事們雖屢次要求將其辭退，董事會還專門開會討論此事，指責蔚霞心懷叵測，居心險惡，建議“應即將該船主遣撤，以示懲儆”。但輪船招商局遲遲沒有作出回應。[6]
既然蔚霞在鄭觀應的眼裡如此的不堪，那麼從招商局督辦一路升到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為什麼一直沒有對蔚霞做出懲戒，而卻對其大加讚譽呢？有一個問題不能不讓人訝異：輪船招商局作為官督商辦企業，因為有政府撐腰，督辦的用人、理財之權把清末衙門裡的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腐朽行為也帶進了近代化特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營私舞弊首先在大清官員中成了風氣，在當時的官督商辦企業中，很多都與盛宣懷有著一定的姻親或者朋友關係。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洋大人》改寫
在當時的中國電報局中，各地分支機構負責人竟然是盛宣懷的叔父、堂弟、堂侄、姻親、外甥、女婿等人來擔任。盛庚（盛宣懷叔父）長期主管寧波的輪、電兩局；無錫電報局的主管人盛宇懷（盛宣懷堂兄）臨死時要求由他的兒子盛棣頤繼任；盛宣懷的父親盛康說：“棣頤年甫十七，可暫委殿頤代管並攜同棣頤在錫學習。”如此的家天下，恐怕只有晚清官場上才有的奇談。在輪船招商局，廣州分局長期為唐廷樞的兄弟所把持，漢口分局控制在盛宣懷的姻親施紫卿手裡，天津分局則控制在李鴻章的故舊麥佐之手裡，由他們“兄授其弟，父傳其子，恬不以為怪”。[7]如此局面，難怪鄭觀應會痛心疾首地說，“招商局腐敗極矣，弊端極多，買煤有弊；買船有弊；攬載水腳，短報有弊；輪船棧房，出入客貨有弊；用物有弊；修碼頭，不開標有弊；分局上下浮開有弊；種種弊端不勝枚舉！”[8]大清官員如此，又怎麼會關心一個洋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來一徇私利呢？
參考文獻
[1]張後銓：《招商局近代人物傳》，第259頁。
[2]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860—862頁。
[3]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輪船招商局》，第489頁。
[4]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827頁。
[5]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輪船招商局》，第508—511頁。
[6]張後銓：《招商局近代人物傳》，第262頁。
[7]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現代書局1933年版，第52、136頁。
[8]汪熙：《論晚清的官督商辦》，《歷史學》1979年第1期，第102—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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