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恩義
《盛世危言》發當時改良主義的先聲，首次完整系統地提出近代中國的改良主張。認為“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短短几句話，指出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該何去何從，書中主張重商為致富之基，富然後能強，強而後能抵禦外辱，而要實現此種目標，還需學習西方，重視學校、改良政治等。
《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國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救國綱領，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司法、社會等諸多方面，針對各個方面提出改良方案。書中體現了鄭觀應的富強救國之道。抵禦外侮，實現民族獨立；重商，實行商戰；學習西方，教育救國，變法自強是其主要思想主張。
鄭觀應在上海、澳門等地從事商務活動，同時作為一名民族資本家，深切感受到外國資本和傳統勢力的雙重壓力，於是提出振興工商，與西方進行商戰的主張。在政治上，鄭觀應觸及君主專制制度，主張開設議會。另外，鄭觀應還主張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近代化。鄭觀應同時注重揭露、批判西方的侵略，號召反抗侵略。
同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堅持以王道理想為本，以學習西方先進器物為輔，最終希望迴歸“一道同風”的大同世界。書中首篇即為《道器》，作為全書的總綱，強調教化和王道，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用“化西為中”的方法學習西方文化，促使中國文化不斷髮展和完善。鄭觀應所謂“道”和“器”，大體是指精神和物質，鄭觀應認為物質文明西方強於中國，精神文明則中國勝過西方，把中西文化結合在一起即可生成完美的文明。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仍避免不了“傳統”的包袱。
澳門鄭家大屋內景
鄭觀應並非晚清維新變法的主要人物，但其《盛世危言》被時人和後世稱為“變法大綱”，廣受讚譽，在晚清引起了轟動。張之洞稱此書“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在上可以成為輔世的良藥，在下可以此儲備人才。盛宣懷讀了此書後，寫信給鄭觀應，向其再討要20部，以“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1895年，江蘇藩司鄧華熙曾把《盛世危言》上呈給光緒皇帝，光緒皇帝讀了之後，也對此書大為讚賞，下旨令“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對此事，盛宣懷曾寫信給鄭觀應，稱朝中臣工“倘能從此啟悟，轉移全局，公之功豈不偉哉！”此後“京都各地索者絡繹不絕”。鄧華熙調任安徽巡撫後，在1897年、1898年又曾兩次向光緒皇帝推薦此書。1898年，帝師、禮部尚書孫家鼐再次將《盛世危言》上呈給光緒皇帝。帝師、軍機大臣翁同龢曾於1898年告訴鄭觀應，光緒皇帝經常閱覽批註此書。幾年之內，《盛世危言》翻印20多次，共10萬餘冊，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最為暢銷的著作之一，被贊為啟迪思想、統籌全局的名著。曾有外國報紙稱《盛世危言》“所載中外各事，中華人近以該書作指南針，邇來場中考試常出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盛世危言》成為當時科舉考試的題庫之一。《盛世危言》還曾流傳至日本、朝鮮等國，風靡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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