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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二戰後幾波民族化浪潮中建立起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國家建構上絕大多數都是“嫁接”西方體制，但中國卻是在學習、借鑑基礎上的“自主創新”。
2018年的中美貿易摩擦，引發了對中美關係的整體反思。主流的觀點認為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到從前，甚至有滑向全面戰略競爭的危險。鑑於美國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分量，中美關係之變很可能意味著中國整體外部環境的變化。
這種變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將是史無前例的。自近代以來，中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接近世界舞臺中心。而這個舞臺的框架，是基於西方文明、依賴於西方實力搭建的。
這樣的歷史，本身就說明了東西方文明的兼容性。中國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分歧和矛盾日漸凸顯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必要放大文明的異質性。但回望歷史、思考當下，我們的確需要對中國的特殊性有理性的認知。
近代以來中國外部環境第一次出現鉅變，肇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那場戰爭之後，中國傳統的內部治理模式與對外交往方式都走向土崩瓦解。那個時代，全球化的“主題”是殖民化。
美國曆史學者斯蒂芬·哈西爾，在其《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一書的開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到1914年為止，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範圍已佔全世界陸地面積的84.4%以上，但中國的發展軌跡為何與歐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徑庭？他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因為從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精英們雖然意識形態有差異，但他們都致力於探索對現代國家的建構。
在哈西爾看來，進入近代以後，“國家力量”是式微還是增強，是印度與中國在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呈現不同命運的關鍵。他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英國在加爾各答、孟買建立貿易據點後，可以迅速把自己的財稅、行政模式甚至文化複製到這些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政治統治，併成為將整個印度殖民化的前哨。
但這種情況在中國從未發生，歐洲列強在中國建立的通商口岸，從來沒有成為它們殖民中國的據點。相反，通商口岸成了中國企業與西方同行進行貿易甚至“商戰”的平臺。即便是侵犯中國主權的“租界區”，某種程度上也扮演著中國借鑑和學習西方財稅、行政、司法、警察制度等現代國家構建的角色。
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裡，直到獨立前的印度都更像是個地理概念，但中國卻一直都是一個政治實體。一戰、二戰後幾波民族化浪潮中建立起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國家建構上絕大多數都是“嫁接”西方體制，但中國卻是在學習、借鑑基礎上的“自主創新”。
這就是中國的“特殊性”。中國與世界都需要理性看待這種特殊性。它形成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我們應該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中國沒有跟隨西方的殖民化時代，卻準確地把握並跟上了歷史的主流趨勢，雖然這個過程有波折。
“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這是1894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的。鄭觀應論述的“富與強”之間的邏輯，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但歷史同樣也證明了，在中國追求富強的過程中，國家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目前美國把對美中經貿關係的不滿，轉移到了國家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就像重商主義在歷史上有褒有貶一樣，五十年、一百年後再回頭看，國家的角色也會是一個歷史現象。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糾纏，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戰略、戰術運作。我們沒有必要將此上升到東西方體制、文明對抗的層面。
在中國外部環境再次面臨鉅變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在堅守中國“特殊性”的同時，繼續探索國家內部治理與對外交往的新模式。這種模式的形成將是一個歷史過程，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國家建構”的再創新。
作者 | 南風窗主筆雷墨 [email protected]
新媒體編輯 |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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