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蔚霞在晚清中国的洋员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之所以说其有争议，是因为有人说他曾经做出过贡献，也有人说，他拿着中国的高薪，去依然做着贪污受贿的勾当。
有记载说，在1894年和1900年招商局两次换旗中，蔚霞都出力甚多。1894年换旗时，“由蔚霞名下具领轮船四五艘，出名保护，往来行驶，悉获安全。事后论思，于局事实有功绩可记。其时该总船主亲赴天津帮同料理，调派轮船，运输大宗军械，前往韩境，接济前敌华兵，几于躬预行间，为我国家效用” [1]。
清廷恩赐盛宣怀紫禁城内骑马
因此，英国人蔚霞在局35年，深得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的信任和赞誉，但作为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却对其有着不同的评价。郑观应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外国在华人员抱持着警惕和戒备心理。
郑观应评价蔚霞时说，此人并非驾驶出身，对轮船驾驶是个门外汉，也不熟悉下属各船主的技艺特长，让他当总船长，不但船主不服气，就连各国也耻笑中国聘人不当。郑观应还认为蔚霞在担任总船长期间存在营私舞弊的嫌疑，他与身为总管车的英国人吉列文是姻亲关系，因此蔚霞常常袒护吉列文的违法行为，二人狼狈为奸。蔚霞回英国休假之时，“其事有应交副总船主鼐德所管者，蔚霞亦交吉列文管理，盖恐外人知其内事私弊也”。[2]
郑观应虽然认为蔚霞存在营私舞弊的嫌疑，但官微言轻，盛宣怀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郑观应不但怀疑蔚霞徇私舞弊，还认为其财产来路不明，总船主月薪七百余两之多，乃本局享有高薪之人，但“招商局在外国所造之船和在沪所修之船并水脚回头，一切九五折皆不归局，故总船主虽富有数十万，尚为洋商看轻，想亦因其不正欤？”[3]
郑观应认为蔚霞利用职权在招商局营私舞弊，因此他也对蔚霞极不信任。1894年4月，龚照瑗被任命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前往英国赴任。当时，轮船招商局正准备从英国订购轮船，当郑观应将定造新船资料交给龚照瑗的时候，他说船系蔚霞联系英国公司订购，请龚公使在验收时一定要亲往查看，这样做是可以和厂家直接联系，船价自然较蔚霞经手要便宜许多。
郑观应像
为引起盛宣怀的主意，郑观应还在1894年7月提交了一个报告，说根据他的调查了解，所订购船只当时的公平标价是3.1万磅，这个价格已经不菲，而蔚霞提供的报价却要每艘高出近万英磅。蔚霞此举实乃维护其兄的利益罢了。因为他的兄长就在这家船厂工作，凡是订购船只和配件，大多都是蔚霞委托其兄代办。郑观应在给盛宣怀的报告中还说，蔚霞与其兄暗中合作，竞以招商局的名义越权行事，之前，“托蔚霞查问太古所装西江船长扩快慢，吃水深浅如何”，可是，蔚霞不与招商局商量，也不问太古的船样及价格，却独自绘出图样，也不问价格，却以轮船招商局的名义，让其兄代为订造。
郑观应不但不信任蔚霞，而且还对他很有些不屑。认为，“蔚霞非驾驶出身，不能上堂理论，亦一憾事也”。[4]最让郑观应感到不满的是，蔚霞自正式担任总船长后，很有些大清官员的作派，很多事情上都任人唯亲，打造自己的家天下，他使用洋员和华员，不管能力高低，只看听不听话。
在郑观应的印象中，“拱北”号轮船主、瑞典人皮里山大是一个行事稳妥的洋员，但是他因1892年曾经向盛宣怀汇报蔚霞虚报订购船只价格，引起蔚霞的忌恨与不满，因而找了个理由将皮里山大辞退。据此，郑观应认为，蔚霞所提拔和重用的船主，往往不重视他是否是个人才，“而先视其人之能受其钤制与否”。[5]
蔚霞在华拿的是高薪，但是，郑观应认为高薪换来的安逸却使蔚霞丧失了对工作的敬业负责态度。“闻蔚霞富将百万，近年办事更不认真，去年所修之船，应三个礼拜方可完工，今只两个礼拜苟且了事”。更让郑观应不能容忍的是，他认为蔚霞视招商局的财产如儿戏，他说，蔚霞为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竟然雇请匠人凿破“新丰”号轮船上的锅炉。董事们虽屡次要求将其辞退，董事会还专门开会讨论此事，指责蔚霞心怀叵测，居心险恶，建议“应即将该船主遣撤，以示惩儆”。但轮船招商局迟迟没有作出回应。[6]
既然蔚霞在郑观应的眼里如此的不堪，那么从招商局督办一路升到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为什么一直没有对蔚霞做出惩戒，而却对其大加赞誉呢？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让人讶异：轮船招商局作为官督商办企业，因为有政府撑腰，督办的用人、理财之权把清末衙门里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腐朽行为也带进了近代化特性的资本主义企业。营私舞弊首先在大清官员中成了风气，在当时的官督商办企业中，很多都与盛宣怀有着一定的姻亲或者朋友关系。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在当时的中国电报局中，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竟然是盛宣怀的叔父、堂弟、堂侄、姻亲、外甥、女婿等人来担任。盛庚（盛宣怀叔父）长期主管宁波的轮、电两局；无锡电报局的主管人盛宇怀（盛宣怀堂兄）临死时要求由他的儿子盛棣颐继任；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说：“棣颐年甫十七，可暂委殿颐代管并携同棣颐在锡学习。”如此的家天下，恐怕只有晚清官场上才有的奇谈。在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长期为唐廷枢的兄弟所把持，汉口分局控制在盛宣怀的姻亲施紫卿手里，天津分局则控制在李鸿章的故旧麦佐之手里，由他们“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以为怪”。[7]如此局面，难怪郑观应会痛心疾首地说，“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8]大清官员如此，又怎么会关心一个洋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一徇私利呢？
参考文献
[1]张后铨：《招商局近代人物传》，第259页。
[2]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860—862页。
[3]汪熙、陈绛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489页。
[4]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827页。
[5]汪熙、陈绛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508—511页。
[6]张后铨：《招商局近代人物传》，第262页。
[7]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52、136页。
[8]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第102—105页。
閱讀更多 作家李書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