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中原大地遍地烽火狼煙，這場禍亂的根源，是由於西晉統治者內部的權力紛爭，以及對於各個民族的勞動人民的壓迫而帶導致的，而同時，與自西漢以來的民族政策，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幹賞啖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
如果不是西晉統治者高壓的民族政策，這場浩浩蕩蕩的神州之亂，完全可以避免，最終，西晉王朝也被覆滅在這場風波里。在後世的認知中，五胡亂華 的民族主義屬性被人為的擴大了。而回到我們的前文，最初的五胡僅為匈奴人，就連“東胡”的鮮卑人，也沒有被算在內。
五胡亂華的最初定義，僅僅就是“五部胡人”的簡稱。五部胡，始於西漢，為歸附西漢的匈奴人。東漢末年，曹操將這些人，劃為五部，於是，就有了“五部胡”的稱呼。
《晉書•劉曜載記論》：「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
最早有關五胡的說法，是出自《晉書元帝論記》，文章中有“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的說法，此時的五胡，絕對不會鮮卑人、氐人和羌人，西晉滅亡於316年，而此時，這些民族的軍頭，根本沒有形成氣候。
而五胡的說法，只能是匈奴人。
實際上，氐和羌兩個民族，很早就接觸了漢族，甚至可以追溯至商代。《後漢書西羌傳》中，就有讚頌了商王武丁，“氐和羌”兩個民族，“莫敢不來王”的說法。和氐與羌相比，雖然匈奴人也與漢族同源（《史記》），但他們實力強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甚至語言和也漢族不相通，所以，從歷代史書的民族情感上，匈奴都不會被漢族書生們認同。史家更不會認同匈奴人。
而實際上，漢族文化對內遷匈奴的影響是非常強大的。內遷後，漢族地主和官僚經常將匈奴人作為奴婢，《三國志陳泰傳》中，就記載有大量的奴隸市場，曹魏也征伐匈奴人為自己屯田。
在這種殘酷的統治的基礎上，曹魏還對匈奴人的高層，進行瓦解和分化。首先，通過屯田制度的滲透，實際上，曹魏政權正在逐漸將匈奴人的生活習慣朝著普通漢族公民轉化，雖然，因為曹魏集團的生命力非常短暫，而讓這場轉化無疾而終，但這種思路卻被漢族統治者吸收，並在北宋一代，大放異彩，這一戰略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其中名將曹幃因此，也真正實現了吐蕃的漢化，十萬胡塵一戰空。這裡的盪滌胡塵，不是將異族人民全體無差別屠殺，而是通過開放的政策和先進的文化，將他們融入漢家體系中，成為進步國家的公民。
當然，這也要求了漢族政權，要在綜合國力和民族文化上，遠遠優於各少數民族。
而晉朝的建立，特別是對代匈奴人的高壓政策，讓曹魏的努力付之東流。而這種文化影響則是巨大的，比如劉淵的部族不僅改為漢姓，甚至劉淵還能順利的通讀漢族書籍，尤其喜好《春秋左傳》，在後來的民間文學中，劉淵的形象，幾乎和漢族著名英雄關羽一摸一樣了。
而劉聰更是通曉百家，而劉聰的臣子居然能夠引經據典，勸諫劉聰，則顯示了除了高層領導和底層勞動人民外，經過從西漢的到晉代這麼多年的轉變，匈奴文化已經大部分和中原漢族文化融合，從本質上，這些匈奴人已經放棄了劫掠了為榮耀的文化基礎，進而向著傳統漢族政權的仁政、愛民的方向轉化，儘管這個過程中會出現反覆，但是少數民族的影子已經在“南匈奴”這個族群中，越來越渺小。
前面講過，這個過程雖然整體看上去，是一個符合歷史大勢的順流，但是我皇晉王朝一系列的高壓的騷操作，讓這個過程發生激烈的倒退。而這個倒退，激發了匈奴人民的強烈的民族意識，而為了自身的利益，又有不同目的的軍頭對各族人民進行文化誤導，最終導致了“殺胡令”的產生。
值得一提的是，殺胡令一事中，很多人因為長的像匈奴——深目、高鼻、多須而被誤殺，卻沒有記載因為長得像“氐、羌、鮮卑”而被誤殺。而冉閔自身的“土家族”的民族基因，也實際上證明了，漢人這個族群在當時，已經融入了更多的少數民族源流與基因。
不僅在軍事鬥爭領域，胡(匈奴）與漢族鬥爭激烈，而在文化層面，漢族政權也對匈奴政權口誅筆伐。對於漢趙政權的評價之低也就不難想象了，在漢族史官充滿情懷的筆調下，胡人吃“兩腳羊”的記載，也就不奇怪了。
民族的融合是一條曲折的道路，和歷史發展息息相關。雖然，由於西晉統治者的階級政策，造成了這場多民族的大動亂，但是當大亂之後，人民痛定思痛，才發現，其實這一切的紛爭，除了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獲得了一時的痛快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實際的進步意義。
因而，當鮮卑唐的關隴政權穩定下來之後，人們再也不去追究那虛無縹緲的始祖源頭，而是明白了 ，不論哪個民族，都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只有大家和諧相處，這片土地才有生機，只有大家攜手，這篇生機盎然的土地，才會被人們歌頌，只有這樣的土地，才是我們共同的華夏——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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