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於漢超被開除往下談
近日，球員于漢超因對車牌號進行塗改，被廣州市公安局做出罰款50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處罰。恆大俱樂部在查實此事後發佈公告稱：“球員于漢超嚴重違反《廣州恆大淘寶足球俱樂部球員‘三九’隊規》之‘九開除’的紀律規定，經公司研究決定，給予開除處分。”事情很簡單，但問題卻不少。
開除于漢超，恆大有權如此？
在解釋此問題之前，我們得先了解什麼是“開除”。“開除”一詞雖然用得很頻繁，但在《勞動合同法》中並沒有確切的表述。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根據“開除”的實際效果，我們通常將“開除”認定為解除勞動合同。
“三九”隊規屬於恆大的規章制度，于漢超的行為可被視為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恆大依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因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而做出開除決定，該決定有理有據。
被開除，從此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解除勞動合同就是雙方提前終止勞動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本可從此“互不相干”，但對於職業球員和俱樂部來說，尤其是像于漢超這種國內頂級的球員，往往就沒那麼簡單了。
開除決定做出後就意味著于漢超是“自由身”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如何理解恆大所說的“開除”的含義。恆大俱樂部於2015年在新三板掛牌上市，其年報顯示，球員屬於俱樂部無形資產，是俱樂部最主要的資產形式。于漢超這種級別的球員更是屬於公司的核心資產，況且於漢超還有兩年合約，如果就此“一刀兩斷”，就會讓俱樂部資產白白流失，這種損失找誰補償？考慮到恆大有可能面臨的巨大經濟損失，將恆大的“開除”理解為對於漢超的“三停”（即停賽、停訓、停薪）似乎更符合實際。如此即為恆大下一步與于漢超商議補償問題爭取了時間，也表明了恆大懲罰球員的態度。也就是說，“開除”並不是像“德轉”管理員朱藝認為的開除于漢超，于漢超就是自由身了，最起碼應該不是立即解除合同。
“塗改車牌”損失有多大？
首先，于漢超不能向恆大主張經濟補償。如上文所述，于漢超的行為屬於其自身過錯導致的合同解除，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條關於經濟補償金的規定，對於因員工過錯而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員工無法主張補償金。換句話說，于漢超不僅兩年的工資沒有了，連所謂的“N+1”的離職經濟補償金也拿不到。
其次，恆大可以要求于漢超支付違約金。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二條，恆大可以要求于漢超支付培訓費用，也就是說這幾年的培養費（即分攤到于漢超身上的教練費、場地費、器材等費用）你要還我，但是對於像于漢超這種水平和年齡的球員來說，如何界定哪些費用屬於培訓費用，哪些費用屬於為保持其運動狀態的正常開支也須仔細斟酌，但筆者覺得費用也應該不少。
若如果雙方無法調解，是由足協解決還是交由法院審理？
于漢超屬於足協註冊球員，根據《體育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此類糾紛應該先交由中國足球協會的仲裁委員會進行處理。一般來說，仲裁遵循的是一裁終局，裁決作出後當事人就同一糾紛再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仲裁委員會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況且在足協章程中明確規定，不得將雙方之間爭議訴至法院。就算一方訴至法院，如果另一方提出了管轄權異議，法院就沒有權利審理。當然有些判決也認為球員勞動合同中的實質內容符合《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勞動合同的基本條款，故由此產生的糾紛屬於勞動糾紛，應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參見2016遼01民終1948號判決）。
但筆者認為，這類糾紛以仲裁方式解決也可能更為合適。首先，正如上文分析，球員既是俱樂部的員工，也是俱樂部的資產，俱樂部可將球員轉會，以獲得轉會費用。如果直接解除合同，不僅對於漢超，對於恆大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其次，對於這些轉會費、培養費的問題，若以法院傳統的勞動合同糾紛審理理念進行處理，很難能夠依據行業特點平衡當事人的利益，而且在歐洲五大聯賽中我們也能看到，此類糾紛也是通過仲裁方式進行處理（如穆圖當年因吸毒被切爾西隊解約，切爾西隊最後也是通過上訴瑞士的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獲得了賠償）。考慮到球員勞動合同除了傳統的工資、福利等內容，還存在巨大的球員價值利益，將球員與俱樂部簽訂的勞動合同認定為一種商事合同似乎更加恰當，所以對於其仲裁的約定應予尊重（參見2019遼02民終5279號）。
作為球迷，筆者還是挺喜歡于漢超的，有速度、有創造力、敢拿球、敢突破，這些都是國內球員中少有的。但對於恆大和于漢超來說，這件事從本質上來說是一起合同糾紛，這其中即有勞動合同，也有轉會合同，既涉及於漢超的損失，又涉及恆大的損失。不論以什麼方式處理糾紛，都不妨嘗試引入法經濟學的視角，在明確責任的基礎上，如何將整件糾紛的成本損失控制在最小，如何最大化彌補守約方的損失或許才是最核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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