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你的“Met story”是什麼?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你的“Met story”是什麼?

2020年是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創建150週年。受疫情影響,目前大都會博物館處在閉館狀態,在此前的消息中,大都會宣佈將閉館至7月,而“150週年特展”也將延期。

然而,在閉館期間,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依舊在通過線上講述著博物館故事。作為慶祝大都會博物館150週年的一部分,“大都會博物館故事(Met story)”是一個視頻系列,該項目是為期一年的社交媒體計劃,旨在分享參觀過大都會博物館的人的故事,談及他們自身與博物館的聯繫。這些分享故事的人則包括藝術家、策展人、老師、設計師、演員、博物館工作人員、公眾人物等。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的“Met story”是什么?

大都會博物館

Met Stories :回顧與期待

目前,這一視頻系列已發佈了四集。第一集的主題是“回顧與期待”,大都會影像檔案保管員斯蒂芬妮·波斯特(Stephanie Post)講述她與大都會攝影歷史檔案的故事;教育家,前Runway項目的主持人蒂姆·岡恩(Tim Gunn)則分享了他在大都會博物館中看到的時尚歷史;而紐約芭蕾舞演員西拉斯·法利(Silas Farley)則講述了博物館藝術是如何成為舞蹈靈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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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斯·法利(左),斯蒂芬妮·波斯特(中),蒂姆·岡恩(右)

斯蒂芬妮·波斯特在大都會博物館工作了25年。在她看來,大都會博物館如今已改變了很多。“我在影像檔案部工作,我也喜歡整理這些檔案,其中包括老照片,員工照,博物館內部及外部的影像資料。這是我所能觸及到的時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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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波斯特在整理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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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檔案,大都會博物館展廳內部

斯蒂芬妮表示,“我學習如何看待線索。有些照片上可能沒那麼多的信息。比如,許多圖片上面並未標註日期,所以我只能更進一步,仔細地看這些圖片。例如,這裡有遛狗的女士,也有閱讀報紙的男性的照片,後者在讀的是《生活(Life)》雜誌,上面顯示著1970年第四期,那時大都會博物館剛翻修完。此前,大門口的樓梯並不寬,是十分擁擠的。今年是大都會150年,也是翻修後的50週年,如今,大都會面向世界,歡迎所有的人來博物館參觀,已成為了城市的一部分。就像50年前那樣,你可以看到孩子們在門口玩耍,相互追逐,熱狗攤依舊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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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檔案,1970年代大都會博物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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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檔案,1970年代大都會博物館外

在她看來,坐在檔案館裡看這些照片,看著時光流逝,看著博物館的變遷,“時光是最好的鏡頭”。

教育家,前Runway項目的主持人蒂姆·岡恩(Tim Gunn)說,“我來到大都會時總會精心打扮一番,以表示對文物的尊敬。這些文物的眼睛或許也會回眸看著我們。”在他的故事裡,他講述瞭如何在博物館裡發掘時尚的歷史:

“當我獨自在館中徘徊時,我發現博物館裡沒有關於時尚的課程,我認為那是毫無責任感的。當你在埃及展廳看著那些雕像時,你或許會想,20年前,亞歷山大·麥昆設計過。因此,我想到的是,我將帶我的學生來大都會,帶到古埃及展廳參觀,因為這裡是時尚的搖籃,這裡是裁縫業的起源,這裡是珠寶設計的起源。生產織物起源於埃及,而亞麻始於8000年前。然後,我們會走過古希臘、古羅馬展廳,開始談論布料。然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部分,我們會關注於當時的高級時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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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古埃及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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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古埃及展廳展示的亞麻織物

“對我而言,大都會給予了我燃料,讓我在這裡發現自我,瞭解自我。這些文物是活著的。他們在當時被創造出,並和當下相連接。”

紐約芭蕾舞演員西拉斯·法利(Silas Farley)則講述了博物館藝術是如何成為舞蹈靈感的。首先,他講述了他與芭蕾的不解之緣,也講述了博物館是如何給予其靈感的:

“我第一次看芭蕾是在我六歲的時候,那是在北卡羅來納,我家鄉的教堂中。從此,我便被芭蕾所迷惑住了,走上了成為芭蕾舞者的道路。我覺得男芭蕾舞者就像是戰士詩人,這也讓我最終來到紐約,成為紐約芭蕾舞團的一份子。14歲時,我來到這裡,開始了芭蕾舞訓練。”

“當時的贊助商給了我一張大都會博物館的會員卡。我一直很好奇芭蕾和其他藝術形式是如何相關聯的。而我覺得大都會就是為我這樣的人設計的,我在藝術圖案中看到了韻律,在繪畫的筆觸中看到了動態,在雕塑中看到線條、形態和精確性。作為芭蕾舞者,這些力量和感性的結合是我所追求的。在羅丹的雕塑中你可以感受到這些,在中國畫長卷和書法中,同樣蘊含著我所尋找的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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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斯·法利在羅丹雕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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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美術館館藏的中國繪畫

Met Stories :打破邊界

第二集的故事則圍繞著主題“打破邊界”,其中,廚師、作家約坦·奧托倫吉(Yotam Ottolenghi)談到食物和藝術是如何相聯繫的;穆斯林律師協會的聯合創始人阿西姆·雷曼(Asim Rehman)回顧了他是如何從童年時代訪問大都會,以及博物館是如何塑造他的美國穆斯林身份的;而獨立策展人和藝術史學家洛瑞·西姆(Lowery Sims)則講述了她在大都會博物館從事當代藝術收藏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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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瑞·西姆(左),約坦·奧托倫吉(中),阿西姆·雷曼(右)

廚師、作家約坦·奧托倫吉(Yotam Ottolenghi)說道,“我是廚師,我喜歡博物館,但我並不覺得這兩者能有什麼聯繫。直到2015年,大都會聯繫了我,他們有一個展覽“耶路撒冷:1000-1400”,他們希望我做一個活動來創造這種地道的中世紀盛宴,該地區的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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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館藏的中世紀藝術品

約坦表示,“在中世紀的耶路撒冷,基督教,穆斯林在一起,那時候的美食也成為了如今中東的美食文化。但我並不知道中世紀的情況。因此,當我準備這次盛宴時,我尋找了世上的第一本烹飪書籍,那是10-13世紀在巴格達出版的。令我震驚的是,實際上那時該地區的食物與現在的食物是多麼相似。例如羊排和水果、堅果,鷹嘴豆和小扁豆等中東飲食文化中的所有這些東西,實際上在當時就存在了。而當我走進博物館的時候,也能發現相同的情況。當你認真地看待藝術作品時,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化,展廳為不同文化的人提供了橋樑,每樣物體都不是孤立的在那裡的,而食物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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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館藏中展現美食的藝術品

穆斯林律師協會的聯合創始人阿西姆·雷曼(Asim Rehman)則回憶了自己第一次去大都會博物館的情節,“我在紐約長大。我家也是在附近唯一的移民家庭。1987年,我父母租借了一輛校車,帶上了許多穆斯林家族,大家一起帶上零食來到大都會博物館遊覽。這件事最終也登上了穆斯林通訊報。那一次遊覽也是我第一來到大都會博物館,也讓我感受到大都會是一個大的社區,裡面也展示著我們的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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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阿西姆·雷曼與父母及其他穆斯林移民一起參觀大都會博物館

“大都會並不單單是物件,而是我們創造的這個社區,可以讓不同的人一起參觀這些物件。隨著我逐漸長大,我不再討論伊斯蘭藝術是多麼美麗,多麼重要,重要的是學習,面對不同的文化傳統,打破邊界。”阿西姆這樣說道。

獨立策展人和藝術史學家洛瑞·西姆(Lowery Sims)講述了她在大都會博物館從事當代藝術收藏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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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瑞·西姆在展廳內

“我此前在大都會待了27年。最早,我是大都會的一名普通員工,從事的項目名為‘社區項目(community programe)’,我們的工作是讓大都會走到戶外。1975年,我成為了20世紀藝術的助理策展人。在當時,大都會對於20世紀的當代藝術的選擇是非常保守的,到90年代中期,大都會逐漸開始關注了作品的多樣化,我們試圖展示人類的全部努力。從我個人而言,我見證了大都會的改變。如今,博物館更強調互動和公眾的參與。機構過去是單方面的權威,但是如果機構邀請人們參加,作為我而言,我當時一直在做的是問觀眾的感受。有時候,作為策展人,你只需要問和聽,然後再繼續工作。”

Met Stories:被看到

第三集的主題是“被看到”,藝術家,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政策顧問喬迪·阿坎巴伯特(Jodi Archambault)談及了博物館中美洲原住民藝術品的展示是如何影響身為美國原住民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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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迪·阿坎巴伯特

在敘述的開端,喬迪·阿坎巴伯特(Jodi Archambault)指著一件服飾設計表示,“這是我設計,且穿過的衣服。我穿著它跳舞有5年了。這個設計源自傳統的拉科塔(Lakota)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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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迪·阿坎巴伯特與她設計的服飾

在南達科他州的松嶺印第安人保護區長大的喬迪表示,“我奶奶和阿姨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教我們如何串珠。她們會確保我們穿著得體。她們就是這樣長大,然後再教我們。在我成長的環境中有許多的美國原住民藝術,但是我們卻沒有博物館去保留它們。當我來到大學,學習藝術與歷史時,學習世界藝術時。我意識到,博物館使我們所有人變得無名。博物館通常給那些創造藝術的白人標註姓名,但對於那些土著藝術創作者,博物館只會給予其作品做標註,是用殖民地的名字來為其命名,有時這些標註甚至是錯誤的。”

“展廳中有希瓦莎的雕塑,它的頭看著地面,看上去相當令人沮喪。這就是美國長期以來看待美洲原住民的方式,如今博物館開始收集那些作品,並展示它們。在2015年,大都會舉辦了展覽“Artists of Earth and Sky”,我設計的服飾也成為了展品的一部分。此前,大都會從來沒有展現過當代的原住民藝術作品展。2015年才開始,這的確有些晚了,但總比不展示的要好。現在,這件作品成為了館藏,這件衣服是人們之間交流與對話的通道,不僅是這個時代的人,還有以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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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關於美洲原住民的展覽

Met Stories:相連

在圍繞“相連”展開的故事中,大都會博物館的軟件監察員珍妮塔·佩特韋(Jenita Pettway)作為黑人婦女講述了日常經歷以及其與格倫·利根(Glenn Ligon)作品的聯繫;而紐約蒙古文化理事會創始人阿里安(Ariun Sanjaajamts)則講述了她在博物館中遇見的蒙古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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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塔·佩特韋(左),阿里安(Ariun Sanjaajamts)(右)

珍妮塔·佩特韋(Jenita Pettway)表示,“有時候,我覺得我在這裡只是一個觀眾,一個參觀者。”人們在博物館中相互交流,但卻沒人來和我說話。人們只是從我的身邊走過,我的工作是為博物館進行軟件測試。我會瀏覽網頁面,確保顯示的信息準確無誤。

“有時候,我是唯一一個在這個房間裡的黑人。在那一刻,雖然在一個人滿為患的房間裡,但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人。”珍妮塔表示,在大都會工作時,黑人身份或許會讓她孤單,但當她看到格倫·利根(Glenn Ligon piece)的作品——四件蝕刻版畫時,她認為作品與他拉近了距離,“他也是非洲裔美國人,和我一樣。它使作品不那麼神秘,而不是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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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倫·利根的蝕刻版畫

”在蝕刻畫上的黑色部分讓人很難去閱讀上面的文字。上面有引用拉爾夫·埃裡森(Ralph Ellison)的小說《看不見的人》,‘我是一個具有實體的人,有 血有肉,有骨骼,纖維組織——甚至可以說,我還有頭腦。請弄明白,別人看不見我,那只是因為他們不願看見我。’格倫·利根在1992年表達了這些感受,現在,差不多快30年過去了,我依舊能感受到他的那些話語,有著同樣的感受。博物館需要周圍社會的反應。在大都會,並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帆風順的,但他們正試圖容納所有的人,為他們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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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在格倫·利根的作品前

“如今,我會去網上看作品,因為那是更私人的觀看體驗。讓我覺得我和作品是相連接的,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可以感受到自己。”

紐約蒙古文化理事會創始人阿里安(Ariun Sanjaajamts)則在故事中講述了在博物館中遇見蒙古歷史的的經歷:“我在蒙古長大。人們在那裡,不被允許學許多世界的歷史。再加上,蒙古的歷史是被禁止的。所以,關於歷史,我有著許多的問題。我們來自哪裡?我們的古代藝術是怎麼樣的?但那時,我找不到這些答案。在我27歲的時候,蒙古從社會主義變成了民主主義。那時,我並不瞭解我們的歷史,我們需要從頭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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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安(Ariun Sanjaajamts)在大都會博物館觀看蒙古文物

“2010年,我女兒來到紐約,我也因此來到了紐約,翻開了人生的另一個篇章。在大都會博物館內徘徊時,我看到了關於兵器的展廳,一些展品吸引了我的眼球,一件繪有佛像圖案的頭盔,我看到介紹寫著‘蒙古,15世紀—17世紀’。蒙古在社會主義時期並不允許人們談論宗教。最終,我在大都會看到了蒙古國的歷史。大都會展示了蒙古的歷史文化。我並非是歷史學家,但我開始組織了社區的蒙古移民來這裡參觀。而當蒙古的官方來這裡考察,瞭解在美國的蒙古人的生活時,必須要有人來搭建橋樑。大都會展示了蒙古的歷史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現在,我有一個孫女,她學習英語,而我也在教她蒙古語。我帶她去大都會博物館,讓她在那裡學習世界歷史,以及蒙古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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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安(Ariun Sanjaajamts)組織參觀大都會博物館

目前,“大都會博物館故事(Met story)”正在繼續。與此同時,大都會博物館也鼓勵觀眾講述自己的故事。“你的大都會故事是什麼? 在#MyMetStory與社交媒體上共享你的故事。提交你的故事。”大都會博物館在官網上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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