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这本书，让人对苏东坡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他的人格魅力让人叹服，伟大之处竟然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唯有抱以发自内心敬佩的微笑。
苏东坡，又名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四川眉山镇人（生于1036～卒于1101年），北宋著名诗人，集书、画、佛家、道家、养生术、建筑水利等造诣于一身，曾是当朝皇太后眼中的红人，也一直被奸佞朝臣视为眼中钉。
他一生潇洒豁达，又怀有一颗报效国家的仁义之心，奈何时势弄人，虽然命运多舛， 但他特有坦荡情怀却书写了别样的人生经历。
首先要源于他独特人格的形成，而最初父辈对他的人生启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祖父虽目不识丁，但人品不凡，思想开通质朴自然，胸襟开阔。
父亲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后来科举考试落地，在俩儿子的感染下重燃信心，后来文采竟然不属于他两个儿子——苏东坡和苏子由。他父子三人之所以被世人称为“三苏”，果然名不虚传。
在他姐姐出嫁后被豪门程家虐待而死，父亲对亲家所做出的表现，认为跟强盗没有两样，不光是内心强烈愤慨那么简单，在他有生之年坚决不得来往，这也一样影响到了苏东坡。
就连苏东坡的母亲，也在他孩童时用范滂的事例鼓励他要做一个像范滂一样勇敢无畏的贤孝之人。
家人对他的影响自不多言，然而从小环境的影响也给苏东坡增添了一样不可多得的才能，那就是梅州人特有的雄辩口才和“难治”，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而苏东坡的好口才，这一点在他为官执政期间，应对王安石阵营的那些奸佞小人，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象他操着一口婉转的四川话，在朝堂上对那些蝇营狗苟之人是口舌如簧，游刃有余。
正是特殊的人生性格造就了他非凡的人生价值观，苏东坡一辈子以笔买祸，豁达不羁。
如他所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字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在他贬谪黄州时，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很是感到惊恐，所以有了给太守朱寿昌写信反对杀婴恶俗的第一份有人道关怀的信件。
在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下，使百姓债务高筑，流离失所，不敢回乡，导致朝廷的贷款成了死账，为了改善局面，多次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的债务。
再有，章惇是苏东坡官宦时期的最大死敌，也是他的同乡，但他处处为难苏东坡，后来章惇被放逐，他儿子又是苏东坡的门生之一，担心苏东坡往后报复，而苏东坡既往不咎给他的儿子写信给予宽慰，可见他的度量有多大。
而这三件事后来成了苏东坡三大人道精神的体现，让后人赞叹不已。
于外，能体现他士大夫的执政为民，刚正不阿，于内，能携三五好友，纵情于诗酒美景的快意人生，从不计较得失成败，而此种境界在当时也只有苏东坡才有吧。
苏东坡的人生之乐在有好酒喝，有美景赏，有好友陪时，他给天下写的四大精品：《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这些绝世美文，都曾有仇家因羡慕嫉妒恨，想把他关入监狱的说法，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
他的诗词讲究节奏和韵律，像赤壁夜游这首诗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此种情怀可谓波澜壮阔，不可一世。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期间，拟过八百道圣旨，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言辞简练明确，而圣旨的文字要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这类文字对苏东坡来说，可谓轻而易举从来不用查书。
也正是自己的文字诗词，也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的诸多烦恼，奸佞朝臣用抠字眼的方式，对他的信件文字进行歪曲和是非捏造，让他不停地贬谪，几近颠沛流离而浪迹天涯。
他并没有为此而心灰意冷，所到之处很快就能和官民打成一片，在黄州时修黄楼，在苏州时西湖修苏堤。 就拿苏堤来说，历来苏堤春晓，现如今已被列西湖十景之一，每到春日，杨柳夹岸，湖波如镜，月沉西山之时，清风徐来，令人勾魂销魄，自然让人想起苏东坡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
做为地方官，他执政为民，带领民众疏浚运河水利，解决百姓的生活用水问题，在天灾水患期间，收养遗孤救助百姓，他多次的贬谪流放，所到之处百姓官员夹道欢迎，离开之时都会让人们不忘对他感恩戴德，百姓越是欢呼赞扬他，在当权派的心中就更加的憎恨他。
虽然官场黑暗让他不能尽可能的施展抱负，但他在日常的平淡生活里，总是用他达观的人生态度品味生活，他修炼瑜伽追求养生之道，自酿桂酒，研究美食，用心平气和的平衡心态调生养性。
不得不说这种源于他高尚道德的浩然之气，不可抑制至大至刚的强大人格，以及在不断的追求正义和求善的过程中，无畏天地，即使到他生命的终结之时，也已然放下了所有顾虑，不求往生，但求顺其自然，这就是他的处世态度。
东坡已死，但他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他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还有他一身正气下的豁达精神，而这才是真正万古不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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