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號樓工作室 文|梁超
隨著疫情的衝擊，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顯得脆弱不堪。
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向此前全美呼籲：在中國的美國公司應考慮撤離中國，美國政府提供“搬家”的費用支持。早前，日本同樣呼籲日本企業撤離中國，並宣佈提供2200億日元（約20億美元）的資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2億美元支持日企搬離中國轉向東南亞等亞洲其他地區。
這一系列的呼籲和動員，讓“全球產業鏈正在去中國化”的猜測和討論也越來越多。曹德旺曾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提到，“疫情後，全球產業鏈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我們一定要警惕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在與識局對話中表示，外資大面積的外流和撤離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產業鏈調整搬遷或者轉移，從歷史上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由跨國公司為主驅動的。有三種情況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一是投資企業長期經營不善，出現虧損；二是東道國投資環境發生變化，不利於外商投資；三是兩國處於敵對狀態，存在戰爭威脅。如果以上三種情況都不滿足，跨國公司是不會輕易做出撤資決定的。只要中國的生產環境條件還可以，跨國公司有利潤可以掙，這種撤離就不會實質性發生，更不會主動撤離，所以“政治動員的撤離不會如願以償，或者說不可能對中國經濟實現真正的釜底抽薪的目的。”
識局：現在有一種聲音，擔心疫情過後，世界的產業鏈會去中國化，你覺得這種擔心必要嗎？
霍建國：從目前的各種數據和歷史數據看，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只能說存在著威脅，或者說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至少目前出現大面積的外流和轉移，暫時還看不到。
識局：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霍建國：主要基於國際產業分工的形成，或者說供應鏈的形成，這是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調整撤離或者重新佈局。上世紀80年代，由於產業內分工和貿易發展的需要，在跨國公司推動下，把生產的不同環節，配置在相對成本較低的地區，形成了全球產業鏈佈局的新格局。經歷了80年代到21世紀初長達30年的調整過程才形成了今天的全球產業鏈格局，期間中國承擔了很多國際產業鏈轉移的部分，貿易發展和外資的進入，在這裡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現在國際環境雖發生了複雜變化，大國的競爭和矛盾處於上升階段，但要想靠政治動員撤離，我覺得是不現實的，幾乎是不可能達到目的。但是也要注意，如果經濟環境或者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或者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沒有了，那麼有可能會有一個逐步流出的過程。現在看這種跡象並不明顯。
之前有說日本呼籲日本企業撤離中國，並且提供資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或者轉向東南亞等亞洲其他地區。像這種情況，我覺得要仔細加以分析研究，是不是就是出自對中國的打壓，進而釜底抽薪，我覺得還不是很明顯。
各個國家在疫情面前都有各自的困難，如果說日本國內的企業由於中國的斷供出現了無法維持生產的情況，或者日本國內有些產品過度依賴中國，可能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日本的企業很困難，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也發生了問題，比如武漢封城，疫情最嚴重的二月，有一些生產出現斷供，在復工復產前有一段時間是保證不了供應的。所以日本把這作為特殊的緊急情況，也是對企業的扶救措施。企業如果在中國生存困難，退回日本或者轉向東南亞，肯定會提供必要的幫助。這種是屬於階段性的一種應急措施。
而美國的情況責令當別論，因為美國推行的就是同中國脫鉤的政策定位，其目的就是要動員所有的美資企業撤離中國，認為在中國建廠助長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他們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的長期存在，所以一再發出政治動員，但實際上也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
識局：為什麼沒有明顯的效果？
霍建國：因為產業鏈搬遷或者轉移，是由跨國公司來完成的的。大部分在華的合資企業是跨國公司投資形成的，有的是合資的，有的是獨資的。我覺得除非在高壓政策下，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下，跨國公司不得不撤離，或者是它在這確實無法生存的情況下，才會迅速響應號召撤離。只要中國的生產環境條件還可以，有利潤可以掙，這種撤離就不可能發生，甚至不排除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進一步優化，更多的跨國公司會考慮加大對我國的投資。
當然也會有一些企業會象徵性地把一些困難的生產環節做一些調整，但是主要的很多關鍵的中間品的生產、人員配套，是很難做出撤離中國的決定的。從目前看，我個人覺得跨國公司還沒有下決心響應。
從美國商會和歐洲商會調查的結果看，接近50%的企業都不會考慮撤資問題，40%的企業表示需要認真研究才能作出決定。另外，只有不到10%的企業表示可能要撤離，可以肯定的說，這些企業目前存在著經營困難或虧損問題。
我們注意到，有些企業投資的撤離實際上在過去的兩三年當中，已經陸續發生了一些，日資的撤離現象也不少。最早像勞動密集型的鞋類、玩具、服裝等美資企業，諸如阿迪達斯、彪馬，已經將生產線撤到越南了。但是同時，在高端的製造方面，比如，蘋果手機的配套件、平板電腦的生產，包括特斯拉和汽車業的一些配置，並沒有動。還有加強的跡象，這就說明靠政治動員的撤離不會如願以償，或者說不可能實現對中國經濟釜底抽薪的目的。
識局：我們要如何應對西方這種“去中國化”的趨勢？
霍建國：我覺得現在一方面是抓復工復產，同時加快落實原有的改革開放的舉措仍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對市場營商環境的改善，加快推進公平的競爭環境。如果這些改革內容跟上的話，外資在這裡投資有錢掙，也很舒服，它憑什麼要撤離？就算美國補貼搬家費，回去之後生產不賺錢，我認為它們也不會做出冒險的決定。
我認為，這種撤離中國的動員終將是徒勞的，但是會對我們改革開放形成新的倒逼機制。一方面是在疫情困難時期，我們要確保生產和供應鏈的穩定，保質保量的完成供應；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市場的競爭環境能不能真正做到國民待遇。
這些因素是真正決定外資是否要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而不是靠政治動員和補貼就可以見效的。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再觀察事態的變化，最好做一些實際的調研，看看現有的幾類企業大致他們的心態怎麼樣。
識局：目前來看，未來全球產業鏈會出現集聚化的趨勢，這對中國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霍建國：肯定是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因為當年西方轉移產能進行全球佈局，是在全球化快速進展的推動下，跨國公司為了盈利做出的安排。但是歐美國家暴露的產業空心化也是很嚴重的，因為美國的服務業佔比達到80%，製造業就剩下不到10%的結構。實際上他們早就在討論產業空心化問題。
特別是這次疫情期間，暴露了很多產品供應保障問題，他們也覺得很多製造業都由中國來主導和掌控，他們不放心。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更迫使他們加快推動這種調整，他們肯定不希望完全依賴中國，也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定的主動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復工復產不到位，有些調整也是必然的，像汽車的零部件供應，像IT的電腦配件，手機的部件，這些產品在中國的配套都很高。
所以在疫情衝擊下，我們在二月份就已經意識到了關於保證供應鏈的緊迫性。在復工復產當中，我們就強調參與國際價值鏈，特別是核心部件中間品這一塊，一定不要耽誤國際市場的供貨。應該說我們做的還是不錯的，基本保證了穩定供貨。
當然這裡邊可能會有一個時間差，我們2月份動員，3月份基本上就形成了產能，我們剛剛感受到壓力緩解了，但海外疫情卻加重了，他們被迫停工停產，總裝廠不能開了，所以導致全球產業鏈的破壞。
現在確實面臨調整的壓力，國際跨國公司肯定要考慮各自零部件和各自產業佈局的調整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抓住這一輪調整的機會，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穩定外貿外資的發展，進一步改善國內的營商環境。我們的努力對保證全球產業鏈的穩定必將做出巨大的貢獻。
但這就是一種國際競爭，實際上在前兩年我們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過程當中，中國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進一步增強鞏固製造業的優勢，從而形成在高端發展上的一種提速，甚至強調更多的擴大利用外資，引進國際高端的製造業。但由於發生了疫情，這個進程受到了很大影響。
我們要把握準這種發展的態勢，一方面關鍵還在國內，我們的製造業基礎是好的，能力和潛力也是很大的，但要意識到很多領域還有待提高，尤其是供給側改革還有很多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就是大膽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合作，這是產業分工或者是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一個客觀的需要，並不會由於誰跳出來搞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強調單邊主義就能終止這一客觀規律。
最近我們要特別注意，美國的做法基本上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但對於國際上個別國家，由於自己的生產原因或者遇到了困難要做一些調整，我們也要有包容之心，也要理解人家，不要一股腦的全部都歸類到“拆我長城，釜底抽薪，落井下石”這類的評論，一定要注意區別對待，這樣才有利於我們更廣泛地開展國際合作，擴大我國製造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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