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普通人究竟要不要戴口罩?在中国、日本、新加坡，这不是个问题，不戴口罩你可能都出不了小区。
但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他们在戴口罩问题上是有些“手足无措”的，因为欧美社会普遍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甚至欧美国家的官员、疾控中心及医疗专家都坚称健康者不必戴口罩。
全世界因口罩已经形成“两大阵营”。
为何欧美一开始并不推荐戴口罩?
针对这一点，最流行的说法是“一般公众戴口罩没用”。
但是这里面的逻辑实际上相当别扭。为什么更频繁接触患者的医务工作者需要口罩、甚至是N95级别的防护，而对于也存在一定几率会接触到患者的大众来说，口罩就没有用呢?难道病毒还看你是不是从事医务工作?
与其说“没有用”，言下之意其实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众佩戴口罩对防护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对于口罩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也就是西班牙流感暴发前夕。芝加哥约翰·麦考密克研究所(John McCormick Institute)的一名医生在73名护士身上做了试验。试验之前，护士中大约有8%会染上猩红热;然后，他给护士们分发了双层纱布制成的口罩、并在每日妥善消毒，将感染降到了0。配合实地观察，他亦自己搭建了简易的实验室装置模拟真实传染环境，来探测纱布能否有效阻挡与飞沫类似的病菌载体。
后来的大部分关于口罩的实验，也是在类似的医院或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有确切的病毒暴露，有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得出口罩本身是否有用的结论，或者什么样的口罩防护效果如何。所有对于口罩的认知，都是基于过往研究的证据进行综合、抑或是推测而得，之前和口罩相关的研究，都是在与新冠相似的普通冠状病毒肺炎，以及流感之上得来的。
从原理上讲，含有过滤功能的口罩的确能有效阻隔病毒传播。不过，过往对流感的研究表明，佩戴口罩，对流感的传播并没有显著的帮助，而且N95口罩并不比一般口罩更管用。这有可能是人们并没有正确佩戴口罩，或者是像现有的政策制定者担心的那样——佩戴了口罩之后，反而不注重社交距离。
而新冠的相关研究就更少了。仅有的几项研究，其质量、有效性也不一而足。一篇来自韩国的论文，研究了医用口罩和棉口罩在阻碍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被广泛报道，但样本却仅有4个病人。亚洲各国在疫情控制上的成功，更可能是来自于更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换句话说，我们没办法在实际的场景下控制出一个精确条件，来获取“口罩”这个物品是否有用的结论。
更为复杂的是，新冠病毒究竟是否通过“空气”传播、怎样传播?
现有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绝大部分通过飞沫传播，也就是打喷嚏、咳嗽或者说话的时候喷出的飞沫中载有病毒;而飞沫是有重量的，并不会在空气中飘太久，也不会大规模地扩散，因此保持社交距离(2米或者6英尺)是相对有效的办法。
然而，关于“气溶胶传播”的说法不时见诸于各路媒体，让人对现有的防控建议产生疑虑。毕竟，如果有证据表明气溶胶传播、或者表明新冠病毒会飘散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么即使是普通医用口罩也是不足以防护的，N95才能有效过滤气溶胶，达到令人满意的防护效果。
但和口罩研究一样，这些关于“病毒传播”的研究，亦有相当大的局限。比如美国NIAID(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在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论文里提到，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能够在空气中停留，“通过气溶胶传染是可能的” 。不过，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气溶胶生成的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其它的一些媒体广泛转载的、看起来稍微有点“可怕”的研究，例如“研究表明超市走道内充满了病毒”、“超市通风口发现病毒”，或者“室内各处取样发现病毒RNA”，此类研究多是通过采样、实验室建模的方式进行的，都无法说明有活性的病毒能够在某个地点达到能够触发感染的浓度。
所以绕来绕去，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证据”繁杂，却又没有足够统一到形成“结论”的地步。我们只能知道最差的情况——在医院里，医生必须做好从头到脚的防护。但普通人呢?室内环境呢?室外环境呢?都没有明确结论。
除了这些现实因素，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使然。
“戴口罩等于生病了”，这一观念在欧美社会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前不久，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展开了一项关于在欧洲戴口罩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欧洲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口罩是重病以及医嘱时才需要戴的东西”，多数受访者看到街头戴口罩的人会感到“不正常”。
当地时间3月3日，瑞士人民党一名女议员因为戴着口罩出席当天的瑞士联邦议会会议而被驱逐出了议会大厅
美国一些州有法律规定，禁止遮盖面部。这是因为在民权运动时期，3K党人会罩住自己的面孔进行一些极端破坏活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
直到如今，在欧美，遮挡面部的行为往往会被与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除非有特殊需求，在公共场合，人们不得“使用不自然的织物盖住面部”。
美国之外的欧洲，法国于2010年颁布的《禁蒙面法》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盖面部。德国的相关法令早在1985年就通过了，荷兰是在2018年通过的禁蒙面法。
与其说欧美人觉得口罩没用，不如说觉得它“可怕”。
反观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戴口罩的习惯与防污染、花粉过敏及冬天保暖都能联系在一起。甚至戴口罩已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有著名的“口罩姬”现象，韩国偶像团体成员经常戴着口罩出行，中国的明星艺人也是如此。
猜猜她是谁
在中国、日本等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口罩在生活中的角色。在日本，即使没有传染病，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并不少见。日本人早已将原本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口罩，“转移”到了生活场景中，为它加注了更浓重的文化和社会符号意义。将个人卫生看得十分重要的日本人，把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作为一种礼仪;而讲话时唾沫星子四溅，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
实际上，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内化了“卫生”这一概念。“卫生”(hygiene)作为一种舶来品，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需求，也成为了一种“先进社会”的文化输入而被个人所采纳。
直到现在，在中国，文明和卫生这两个词通常都是连用的。保持个人卫生不仅是实用目的，也是一种姿态、一个符号。在疫情中，则是个人躬身实践防疫的标志。
在中国和日本，与疫情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远远地坐在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依旧戴着口罩。这被网民和媒体解读成一种“表率”——告诉所有人，现在戴口罩是必要的。而这种表率，也被层层贯彻到了每一个人。
可是看纽约州疫情通报的新闻发布会，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被台下的质问，为何让纽约市民外出戴口罩，而自己却不戴。科莫表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四周都没有人，我保持了充足的社交距离，所以不用戴。
不过，如果在疫情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任何有效手段都值得尝试”的地步下，还在纠结戴口罩是否“真的有用”，可能就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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