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疫情的不斷蔓延，各國政府相繼採取了封鎖邊境和大規模隔離等一系列措施。在各個國家為疫情而感到擔憂的同時，流動性勞工們也面臨著有家難回、大失業潮、缺少衛生條件下被全體隔離和在大流行下被迫外出工作的威脅。如何保護好在各行各業起到關鍵作用的移民勞工的基本健康、為被隔離的勞工提供安全和衛生的生活環境，這是一個各國政府需要回答的緊迫問題。
土耳其的移民前往希臘邊境。新華社 資料
在新冠病毒席捲全球的今天，人們不得不承認本次疫情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而在所有遭受疫情衝擊的人群中，流動性勞工（migrant worker，包括本國城鄉之間的流動性勞工以及移民勞工）所面臨的困難與風險也是最為直接和恐怖的。在“資本全球化”趨勢加劇的今天，歐美國家以及海灣石油國家嚴重依賴跨國勞工，而如菲律賓等國家則依靠跨國勞工賺取外匯，外勞輸出的現象已經越來越普遍。但是，跨國勞工缺少實施自我隔離的住所；在無法保持“社會距離”的情況下，冒著相互傳染的風險被集體隔離並且在邊境封鎖的情況下難以回到家鄉，全球的流動性勞工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作為許多國家的農業、建築以及其他行業最依賴的勞動力，流動性勞工所經歷的苦難將會很快輻射到每一個人身上。
“回家”太遠，路阻且長
隨著各國紛紛關閉邊境和實施更為嚴苛的出入境管理，“回家”對於人們而言已經成為了一個嚴肅的挑戰。據報道，在例如越南等國家，混亂的機場管理和實時更新的邊境政策使得回家變成了一件昂貴、嚴苛而又危險的事。而對於流動性勞工來說，“回家”這一概念則顯得更加遙遠。隨著大量的企業在疫情期間開始裁員、回國的機票價格不斷飆升，流動性勞工在缺少收入的情況下不得不在“高價購票回家”和繼續留守尋找工作之間作出選擇。但是，隨著疫情的不斷惡化，各國的“邊境封鎖”政策讓流動性勞工失去了選擇的權利。嚴苛的邊境封鎖也發生在阿根廷、澳大利亞、以及包括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和阿曼在內的海灣國家；在無法回家的情況下，勞工們只能努力確保自己可以保住工作，維持自己的基本生計。
而對於那些趕在封鎖前趕回故鄉的勞工而言，他們選擇回家的主要原因是對於自己健康安全的保護和身為家裡唯一收入來源的考慮。根據《衛報》的報道，在伊朗疫情的暴發下，已經有超過13萬名阿富汗人逃離伊朗回到阿富汗，人們擔心他們會給這個充滿衝突和貧窮的國家帶來新的感染。阿富汗人表示，伊朗的情況每天都在惡化。來自巴格蘭省的18歲的勞工Mirwais表示，“邊界太‘忙碌’了。每個人都害怕這種病毒。我忍受了在伊朗遭受的眾多羞辱，將賺來的錢寄回家。但是我無法抵抗冠狀病毒，因為我是家庭中唯一工作的人，如果我死了，家裡的其他人也將餓死。”更加重要的離開伊朗的原因是，在伊朗，阿富汗人無法得到需要的治療。43歲的古爾·艾哈邁德(Gul Ahmad)說，由於伊朗醫生忙於照顧伊朗人，阿富汗工人缺乏醫療保障。“我們不能去看醫生，原因很簡單。伊朗人忙著照顧自己的人民，他們對生病的阿富汗人一點也不關心。”
而在南非，政府延續了針對移民以及外來勞工的“仇外”態度。除了宣佈移民在其庇護許可到期的三十天內可以續簽外，政府對於外來勞工可能面對的健康威脅沒有作出任何表態。事實上，政府宣佈的應對病毒蔓延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在與津巴布韋接壤的邊界上建造一個40公里的圍欄；但是與津巴布韋的11例確診病例相比，南非有1845例確診的新冠病例。政府的封鎖行為和其命令南非人留在家中的舉動，使得該國的非正式員工和移民工人面對巨大的經濟困難，並使得他們難以維持生計。“人們將陷入現金短缺的境地。每個人都對此感到擔憂。”為南非Intellidex研究公司的政策分析師Mmamoletji Thosago說，“政府應該向非正規員工和移民勞工提供相同的援助方案，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勞工失業，經濟受創
另一些移民勞工則表示，比起回家，他們更加關心自己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已經失業的勞工們則在憂慮他們能否在疫情期間儘快找到工作，來支持遠在他國的家人的開銷。疫情期間的企業關閉對於流動性勞工工作產生的巨大沖擊和影響是立竿見影的。項飆在《從鏈式反應到網格反應：SARS和COVID-19流行期間的流動與限制》中對於2003年SARS期間中國農民工的分析也許同樣適用於今天的跨國勞務輸出的，“農民工的流動，是鏈式反應（chain reaction）的結果。2003年的SARS期間，北京關閉了70%的餐廳（Yang 2003），這就可能導致237300名農民失業（這是我根據Xinhua News Agency 2003作的估測）。”據《經濟時報》的報道，多年來，有數百萬亞洲人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工作，他們在這個石油資源豐富的海灣國家供養直系親屬，並把錢寄給自己國內的親戚。這些工作者中的大多數，從事著建造房屋，照顧病人和餐飲工作；但是，伴隨著裁員潮的來臨，他們中的許多人遭到了解僱；其中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而剩下的工作者仍然在苦苦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在三月，來自印度的廚師班杰特（Banjeet）被工作了20年的迪拜亞洲連鎖餐廳解僱。與其他搶在阿聯酋航班暫停之前回家的前同事不同，班杰特選擇留在當地找尋工作。他說：“目前，我將留在這裡。也許我會和我的妻子開辦自己的小生意，我們必須持積極態度，並共同努力。”
科威特工人建設隔離中心，用於接收隔離人員。 新華社 圖
事實上，移民勞工的留守與失業將不僅僅對他們所工作的國家產生影響，更將會對他們祖國的經濟產生衝擊。據《經濟時報》報道，“因為服務業，旅遊業和建築業的停工，海灣地區和整個亞洲都將面臨裁員潮。由於移民勞工失去工作，不僅他們所工作的國家的經濟受到影響，而且他們本國的經濟也受到影響。分析人士說，印度和菲律賓等嚴重依賴匯款的經濟體將面臨巨大沖擊。它將在兩個方面產生影響：預計返鄉工人將增加失業人數，而他們過去貢獻的收入——至關重要的外匯收入將嚴重下降。”可以預見的是，當多數移民勞工為無法收回欠薪或找不到新工作而焦慮時，他們工作的國家以及他們的祖國也同樣身處在經濟困境之中。許多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依賴美國親戚的匯款。同時，埃及和其他中東國家吸引了數百萬亞洲移民工人，這些工人將大量收入匯回國內。然而，經濟學家表示，從較富裕國家向較貧窮國家的數十億美元匯款可能正在消失，這威脅著全球數以百萬計家庭的福利以及未來幾個月各國的健康。
據《衛報》的報道表示，澳大利亞有超過110萬名臨時工，包括國際學生，打工度假者，過渡簽證持有人，獲得臨時保護或安全港簽證的人員，其中大多數人沒有資格獲得政府的所有援助方案。新冠病毒造成的大規模裁員嚴重影響了移民工人。許多行業從事酒店，零售和服務業，其中一些行業因停工而遭受重創。有學者表示，澳大利亞有義務支持它邀請到該國的移民勞工，並且澳大利亞的經濟也離不開這些移民所帶來的勞動力。來自克蘭拉納道德領導中心，《不是澳大利亞人：臨時移民如何改變國家》一書的作者，彼得·馬雷斯（Peter Mares）表示，“如果臨時簽證持有者被困在澳大利亞，不能回家，也找不到工作，他們需要得到一些幫助。人們不可能在一無所有，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生存。針對他們的援助應被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來嚴肅看待。我們看到了勞動力中大量的臨時移民勞動力的影響，我們也應該思考當他們的工作突然消失時會發生什麼。”
“被迫”隔離，危機四伏
在回家成為了不可能的選項後，駐留在工作國家的流動性勞工們還面臨著被隔離後互相傳染病毒的風險。據報道，在新加坡，低薪移民工人約佔新加坡570萬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據非政府組織估計，其中約有200,000人睡在每個房間可容納12至20個人的宿舍。人道主義移民經濟組織(Home)的個案工作經理Luke Tan說，除了共用宿舍，工人們還和幾十個人共用廁所和就餐區……宿舍的廁所沒有消毒，垃圾也沒有定期清理。而這一切都可能成為瘟疫迅速傳播的條件。4月5日，新加坡政府宣佈Punggol的S11宿舍和Westlite Toh Guan宿舍將被為隔離場所，要求工人在宿舍內被隔離兩週。S11宿舍有13000名工人，88例感染案例，而Westlite Toh Guan宿舍則有6800名居民和29例感染案例。移民工人們生活在擁擠的、缺乏衛生保障的房間內，針對他們的為期兩週的隔離很可能引發進一步的病毒感染。
據路透社報道，在卡塔爾，當局在3月11日表示，在一個居民區被隔離的238人被檢測出患有新冠病毒，其隨後發佈的公告將大多數報告病例與移民勞工聯繫起來，但沒有提及移民勞工的國籍。據《衛報》報道，“在數百名建築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後，卡塔爾最大的移民勞工營地被全面封鎖。警方正在“工業區”一個巨大區域的周邊進行警戒，導致數千名工人被困在骯髒、擁擠的營地，那裡的病毒可以迅速傳播。居住在該地區的工人表示，沒有人可以進出該區域，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在Fifa世界盃2022年基礎設施項目中工作。”在卡塔爾生活了17年的migration-rights.org的副編輯瓦尼·薩拉斯瓦特（Vani Saraswathi）說，在勞改營中，勞工們無法獲得任何防疫保護：“在大多數營地沒有自來水和消毒劑的情況下，工人如何保護自己？在成千上萬人並肩生活的營地中，他們如何保持社會距離？”
即使新加坡政府保證為被隔離的移民勞工提供報酬和每日的三餐（作為對比，卡塔爾營地裡的部分工人正處於“無薪休假”的狀態），但是政府對於被隔離的移民工作者的最基本衛生以及居住條件仍缺乏重視。對於已經出現感染跡象的隔離區，政府採取了嚴堵的態度，但卻沒有及時採取治理手段。考慮到新冠病毒恐怖的傳播力和殺傷力，政府的拖延可能會導致隔離營內移民勞工的群體感染。事實上，部分國家的政府也預見到了勞工群體感染帶來的可怕影響。卡塔爾政府的傳播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實行隔離的地方，有關當局將與僱主密切合作，以確保滿足居民的福利和醫療需求。定期分發食物，水，口罩和手消毒劑。該部正在與公司協調，確保滿足工人的日常需求並按時支付工資。”在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長張志賢(Josephine Teo)承認，“提高工人宿舍的標準”至關重要，但他指出，僱主擔心農民工的住房成本，以及終端消費者是否會接受這些成本轉嫁。在政府沒有給出明確指示的當下，新加坡的維權組織也在加緊幫助農民工，其中的Chulia Street項目將向農民工分發38,000個護理包，其中包括預付卡和洗手液等必需品。
勞工經濟，不可或缺
新冠病毒對於很多第一世界國家的農業、建築業以及服務業的衝擊之大超過了許多人的想象；而這些行業的立身之本正是移民勞工們的勞動力。在《從鏈式反應到網格反應：SARS和COVID-19流行期間的流動與限制》中項飆談到：“疫病的流行與人口的流動密切相關。可以說，在維持增長方面，商品的流通和人員的遷移要比工廠裡的流水線更為重要。新冠病毒的流行和隨後的應對影響特別大，因為它們突然中斷了所謂的“流動經濟”（mobility economy）。 ”
根據路透社報道，意大利農業部門正面臨壓力，由於無法再從羅馬尼亞或阿爾巴尼亞等國獲得數萬名移民工人，種植工作無法繼續進行。意大利的農業專家Riccardo Valentini表示，意大利有成千上萬的農場，大部分的體力勞動是由移民來完成的，而本次邊境關閉使得數萬名季節性工人失去了進入意大利的機會。根據《衛報》報道，英國將需要 “包機運送東歐的勞工飛往農場工作”，以防止水果和蔬菜庫存用完。英國迫切需要填補9萬個職位，以供工人採摘 “可能會爛在田間”的農作物。法國農業部長甚至呼籲，美髮師，侍應生，花店和其他暫時無法在被封建的企業工作的人前往土地開始採摘農作物。這些讓人擔憂的現象也暴露了如果沒有來自東歐的低成本流動勞動力，較為富裕的歐洲各國的糧倉就很有可能失去收成。
墨西哥國民警衛隊阻攔中美洲移民試圖進入墨西哥，北上美國。新華社 圖
在美國，由於對季節性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加劇，美國國土安全局為移民工作者們開出了公開信，表明國土安全部認為他們“對食品供應鏈至關重要”。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一個公開的秘密是，採摘美國食物的絕大多數工作者是無證移民（主要來自墨西哥）其中許多人是美國數十年的居民。他們通常是美國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被驅逐出境的烏雲籠罩著整個家庭。而在大流行期間，移民和海關執法部門已表示將調整其執法模式。3月18日，該機構表示將“暫時調整其執法姿勢”，不針對普通無證移民，而是針對那些構成公共安全或刑事威脅的移民進行監管與調查。
更為棘手的問題是，由於對移民勞工的迫切需求，這些國家可能將會要求勞工們在疫情期間保持外出工作。在泰國，政府解除了對建築工程的限制，使數千名移民工人面臨致命的疾病。移民權利慈善機構MAP基金會負責人布拉姆·普萊斯（Brahm Press）說：“對移民建築工人的補貼很少，他們沒有口罩和洗手液，也得不到有關冠狀病毒的任何防護信息。”而對於美國的農業移民工人來說，生活在缺少衛生防護擁擠的居住環境內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感染風險。《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寫道，“想象一下你在一輛破舊的單層房車裡醒來，房車裡擠滿了十幾個陌生人，每個房間都有四個人，每個人在去上班之前都使用同樣擁擠的衛生間和廚房。你坐在一輛改裝的校車後面，和40多個陌生人肩並肩地往返于田野之間。一天的工作結束後，你要等輪到你洗澡和做飯時，才能躺下睡覺。這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太多農民的生活。”考慮到大多數移民勞工卻少基本的醫療保障，如果他們在被要求持續工作的情況下遭受感染，他們很可能無法保護自己的健康。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工作地點的特殊性，移民勞工們可能無法及時獲得醫療幫助。舉例來說，位於佛羅里達州Immokalee的25,000名工人不得不面對以下事實：Immokalee沒有病床，沒有呼吸器，沒有重症監護病房，沒有受過培訓的醫務人員。無論是通過私人還是公共交通，勞工都無法到達最近的醫院。
政府針對這些勞動者所採取的措施傳遞出了明確的信息：雖然你的勞動是必要的，但你是可以犧牲的。在國家享受著低價的移民勞工的同時，他們卻對勞工的健康風險視而不見。這些國家將移民勞工暴露在風險之下，並且做好了隨時替換他們的準備。
對此，葡萄牙政府針對外來勞務以及移民的保護政策或許可以引起其他國家政府的重視。葡萄牙政府表示決定暫時給予目前在該國的所有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全部公民權。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該國的爆發升級，該政策使得外來勞工以及移民能夠充分利用該國的醫療保健，從而降低公共衛生的風險。“人們不應該因為他們的申請尚未得到處理，而被剝奪他們的健康權。”內部事務部發言人克勞迪婭·維洛索表示，在這非常時期，移民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申請人僅需提供其正在辦理居留申請的證據，就可以享受該國的醫療服務。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正在申請居留權，但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有創紀錄的580,000名移民在葡萄牙居住，去年有135,000人獲得了居留權。
人們已經認識到，將移民勞工暴露在病毒下將會對公共健康和本國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在移民勞工因為疫情不得不在回家與留守之間作出選擇；在失去工作缺少收入和冒著風險外出工作之間權衡利弊的當下，如何保護好在各行各業起到關鍵作用的移民勞工的基本健康、為被隔離的勞工提供安全和衛生的生活環境，這是一個各國政府需要回答的緊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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