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真相
“襄陽說”的專家好意思說“學術”嗎？為了隆中屬於南陽，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戰國時期，秦王滅楚，在漢水以南設南郡，泥嘴屬中廬縣，萬山屬襄陽縣，但襄陽專家非要擅自把這個夾縫以南的小山村（無名）留給六年以後設立的南陽郡。西漢時期，“襄陽有阿頭山（陵之大者曰阿）”，但襄陽專家不承認襄陽最高的（隆中）山為阿頭山，偏偏指萬山東邊一個三層樓的小山包為阿頭山，讓人貽笑，其心機路人皆知啊。東漢時期，儘管眾多史書（包括習鑿齒）均明確指出“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習鑿齒語），但視而不見，睜著眼說這一段漢水“犬牙交錯”（能把這麼明確的記載說成犬牙交錯也算本事），還拿與南郡八竿子也打不著的武當位於漢水以南（在這裡專家東西南北也分不清了）來證明隆中屬於南陽郡。等建安十三年曹魏設立襄陽郡，漢水北岸的樊城一帶設立鄾縣、鄧城縣了，隆中還是不能屬於襄陽，一定要屬於南陽。而諸葛亮上書《出師表》的時候，明確指出“今天下三分”，但二十年前設立的襄陽郡還是不能承認，說諸葛亮“堅持大漢的行政區劃”，真是奇怪，大漢這個時候消亡了嗎？襄陽郡不是大漢的行政區劃，難道是西晉的行政區劃？到了東晉，鄧縣劃歸義陽郡管轄，與隆中隔著樊城、安養二縣，但還是不行，隆中還是要歸南陽郡鄧縣。而宛縣改名南陽以後，唐代劉禹錫的“南陽諸葛廬”仍不能是南陽，那是漢代的南陽之鄧縣隆中。他們用自己弱智的腦袋代替唐代大文豪的腦袋，真讓人無語。而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鑑》說的“襄陽之隆中”也不對，說這是宋代的行政區劃，司馬光用宋代的行政區劃去寫漢代歷史，腦子沒毛病吧？總之，在隆中歸屬這個問題上，襄陽專家是盡了心的，不管什麼時候，隆中必須屬於南陽，甚至不惜大放厥詞，有“許多人不懂裝懂，不知道三國時期襄陽是屬於南陽的”“南陽在襄樊一帶”這樣令人笑掉大牙的“驚世駭人的高論”，我等也是服了，為了一個隆中，什麼沒有底線的論調都有，這樣的專家配談“國學文化”嗎？
奔流到海不停留
諸葛出山: 火燒博望火燒新野等大事都發生在漢江以北的南陽郡！
看看諸葛亮的朋友們: 司馬徽，徐庶，石廣元禹州人（今河南許昌），崔州平汝南人（今河南駐馬店），龐統襄陽人（今湖北襄陽），龐統別稱風雛，東漢末年隱居於南陽紫山，現存有風雛臺。大都在南陽郡及其附近，而且南陽郡從沒有管轄過漢江以南的南郡，而且諸葛亮從沒說自己在南郡或者在襄陽而是親口敘述躬耕於南陽，爾來二十一年矣。
攝Y魂
《草廬對》是如何被襄陽篡改為《隆中對》
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志》紀雲：“《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據此可以看出，當初陳壽撰《諸葛亮集》時，就把劉備三顧草廬時與諸葛亮的對話節錄下來，定名為《草廬對》而列二十四篇內的《計算》篇中。
我們今天看到的《諸葛亮集》將《草廬對》列為卷首，是中華書局編輯部於1960年8月出版時，依據清人張澍的《諸葛忠武侯集》和陳壽的原著《諸葛亮集》而整理點校的。
從陳壽《進〈諸葛亮集〉表》時的“泰始十年（公元275年）”起，《諸葛亮集》中一直以《草廬對》定名，至今已有1700多年。
然而清代的吃瓜貨編《古文喈風》誤將這段選文命名為《隆中對》，既缺乏可靠的歷史依據，又不能反映客觀實際。因此，《隆中對》純粹為後人強加，又以訛傳訛。致使後人忘卻了本名《草廬對》，只記得篡改的假名《隆中對》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
直播真相
《隆中對》，一篇節選於《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的三百餘字短文，曾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編初三課本，1988年後淡出，2001年經審查通過復又入選2003年春開始使用的初中教材。 隆中對的故事發生在襄陽，在1989年之前，是史學家們的共識。但在1989年開始對此產生了爭議。
郵電部計劃在1990年發行《三國演義》（第二組）郵票，其中一枚“隆中對”的小型張觸發了湖北和河南兩地對“三顧茅廬”發生地的爭論。河南南陽集郵界人士認為“隆中對”發生於南陽，而非襄陽。並通過當地集郵協會向市委、市政府相關部門呈報，組織起一場“維護史實”的爭論。《集郵》雜誌先後發表了湖北丁寶齋的《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和河南張曉剛、王玉君的《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兩篇文章。這場爭論最終導致“隆中對”小型張夭折，取消發行。
1989年12月13日，20多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聚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會議廳。就由《三國演義》郵票引起的“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陽還是南陽召開學術討論會。經過“南陽”和“襄陽”雙方的激烈爭辯，史學家們從歷代史籍文獻記載、當時的地理區劃、政治軍事態勢和諸葛氏的社會關係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分析論證之後，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陽隆中成為定論。
閑雲
臥龍崗在元朝前叫八里崗，諸葛亮在漢朝。而漢朝只有南陽郡，現南陽市在漢朝叫宛縣。躬耕於南陽是躬耕於宛縣？基礎知識就推翻的南陽臥龍崗是李鬼啊！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鄧縣隆中。而三顧茅廬在隆中，劉備與諸葛亮對話當然可以稱"隆中對“。2019年新版教科書對於《隆中對》《出師表》都解釋為南陽鄧縣隆中即現在襄陽隆中！
蓑衣寒江雪
南陽一些人認為諸葛玄死後，諸葛亮去了宛城(南陽市)，《三國志》裡僅說"玄死，諸葛亮躬耕於隴畝"，並沒有說諸葛亮去了宛城躬耕，我們不防按照一些南陽人的思維，諸葛亮去宛城躬耕
首先科普一下，襄隆中距南陽臥龍崗約290里路，中間多為丘陵地，路不太好;諸葛亮要首先賣掉黃存彥轉給諸葛玄的百畝薄田，辭別兩位姐姐，帶著13歲左右的諸葛均，兩人步行300裡去宛城。
諸葛亮要到襄陽去學習(諸葛亮老師在襄陽)，弟弟尚幼，不能一人留在家中，所以諸葛亮帶著弟弟一起跑馬拉松，經過三天步行到襄陽，晚上住店，在襄陽學習三天，再帶著弟弟跑三天馬拉松去宛城種地，農忙時不去學習了
公元197年，宛城(南陽市〉張繡和曹操開戰，由於臥龍崗近白河(淯水)，距宛城僅6~7裡。古時候，扎兵營不能離城太近，離城太近，容易受到弓弩的傷害，距城約3裡地，如果曹操帶兵2萬，古代5人為一伍，住一帳篷，那麼2萬人，要4千帳篷，留出車馬道，還要防火燒，4千帳篷至少紮營五里，那麼臥龍崗就被兵營包圍了，為什麼會包圍臥龍崗呢？因為紮營要近水，近水可以防火，也有利於做飯，洗菜，宛城郊區只有一獨山(丘陵)，臥龍崗成了放哨好地方，因為地勢較高，
曹操再白痴也不會容軍營中有陌生人，所以諸葛亮只能和弟弟到襄陽姐姐家避難，姐姐畢竟不是父母，不可能讓兩個弟在家住三年(戰爭自196至199年)，所以諸葛亮從197~199年在宛城躬耕不可能。
199年後，諸葛亮已經不小了，可以娶黃月英了，弟弟也16~17歲了，三個再去宛城躬耕，三個跑三天馬拉松去廠臥龍崗耕地，然而在襄陽已經耕了3~4年地，還有必要再去宛城嗎？重新從零開始，搭建茅廬，人生地不熟;
兩人擰不過諸葛亮硬是去了宛城，等到207年，劉備從新野到臥龍崗請諸葛亮，宛城城郊除了獨山一片平曠，古代天氣能見度極好，站在宛城城牆上，一望無餘，距城6~7裡地，地勢稍高的臥龍崗更是一覽無餘，劉備三兄弟三去臥龍崗竟無曹兵發現。
古代兩軍對持，都會有明哨，暗哨，探子在城周邊活動，劉曹兩軍交戰多年，竟無一人認識劉丶關丶張？
無人認識劉丶關、張，諸葛亮宛城十年競無一熟人更令人不解，諸葛亮不以宛城為友，卻結交了幾個在襄陽居住的人，徐庶丶崔州平丶石廣元，龐統令人不可思意。
諸葛亮在宛城，曹操眼皮下面生活多年，曹操竟然不識，難道曹操不愛才嗎？還是諸葛亮沒有才？
提醒辣語
本不想回答這無腦之人提的無腦的問題。奈何在提問者自問自答的下面揭穿他的謠言，卻被設置成不能操作，鼠輩怕被揭穿謊言？
所謂的“逍遙雲端”的回答有三處造謠：
1、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志》紀雲：“《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
《華陽志》全書分為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後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壽、李勢志，先賢士女總贊，後賢志，序志並士女目錄等，共12卷，約11萬字。（《華陽志》閱讀鏈接http://www.guoxuedashi.com/SiKuQuanShu/349i/）該書沒有單獨為諸葛亮立志，只在劉先主志劉後主志中有所提及，更無可能提到
“《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該話是清人張澍編輯《諸葛忠武侯集》自說自編而已，卻被南陽人嫁接到常璩的《華陽志》，歷史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能不讓這些棒子興奮嗎？於是乎，你傳我來，我傳他。
2、引用圖片，說諸葛亮躬耕於臥龍崗，敢問南陽方拿得出一個諸葛亮到過宛城附近記載來嗎？你都不能證明他到過宛城附近，更別談元代才有名字的臥龍崗了。
3、PS的地圖把隆中和阿頭山標為一處。這個謊言揭穿很多次了，奈何某地憤青太多，請拿史料證明。
《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臥龍，伏龍都是比喻諸葛亮是隱藏的人才。“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此間自然是司馬德操居住的附近，推薦的也是他熟悉的人士，自己的學生哪個有能力，當然自己知道。
《三國志諸葛亮傳》關於躬耕的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裴注為【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很明確的記載，諸葛亮躬耕時和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交往密切，當時他們都在劉表治下社會穩定，學風很濃的襄陽學習，和動亂的宛城沒有半點關係。
臥龍外號只是說他是個人才，和諸葛亮居住的隆中沒什麼關係。更和1000多年後的元代才改為臥龍崗的臥龍沒點毛的關係。因為諸葛亮壓根都沒到過宛城附近。
到目前為止，南陽拿不出一個諸葛亮到過宛城附近的證據，更別提什麼臥龍崗了！諸葛亮怎麼可能遠離荊州政治中心-襄陽（那可是他獲得天下形勢的源頭）？諸葛亮怎麼可能遠離至親，難道他的姨丈、大姐夫、二姐夫、老丈人都嫌棄他，不能管他溫飽？諸葛亮怎麼可能遠離老師、朋友？那可是他獲取知識的良師益友！諸葛亮會傻到主動離開政局穩定的荊州首府，主動到動盪不安的宛城？？
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在學術界本來就沒有任何爭議。所謂的爭議不過是南陽民間一廂情願，在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僅憑一句“躬耕南陽”及元代碑刻內容裡面的“據傳躬耕地”來爭躬耕地，是極不負責任的。
看看史學家朱大渭的關於躬耕地的文章，再次給南陽噴子普及一下歷史知識。
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策”，因其對後來建立蜀國和三國鼎立局勢的準確預見，被譽為千古佳話。但關於“隆中對策”的地址，即諸葛亮躬耕地問題，論者頗有爭議。一說在南陽鄧縣隆中，一說在南陽郡治宛縣。（1）最近在發行三國系列郵票的實際工作中，即產生了這一爭議。實際上，諸葛亮躬耕地不僅牽涉到三國系列郵票的發行，從史學和人物評論的角度看，他10年躬耕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交往，對其青年時代的成長和後來的軍政業績以及劉備能夠請其出山建立蜀國等等，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聯繫這些問題作全面的考察，是很有意義的。
(一)諸葛亮躬耕地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我認為前者論據充分，符合歷史真實；後者實據不足，難以成立。關於諸葛亮躬耕南陽鄧縣隆中，在他死後300餘年內最為可靠的重要資料就多至七條。
第一，《晉書》卷八八《孝友·李密傳》說：西晉劉弘鎮襄陽，密子興(又名安)“在(劉)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唐修《晉書》此條資料應根據最早的王銓王隱父子所著《晉書》)。
第二，王隱《蜀記》記此事最詳。他說：“晉永興(304—306)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2)
第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日隆中。”（3）
第四，《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記載，他從滎陽太守任上回襄陽後，給桓溫弟秘信中說：“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風雛之聲；……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又說：“若向八君子者(此信共追思八人)，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
第五，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九《沔水又東逕隆中》條雲：“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應為和季)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又《沔水東逕樂山北》條雲：“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
第六，劉宋盛弘之《荊州記》說：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雲是孔明避水(暑)臺。……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為宅銘。今宅院見在”。（4）
第七，蕭梁鮑至《南雍州記》載：“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5） 上述七條資料，儘管出自五人之手，時間也有先後，但它們明確指出，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處，即南陽鄧縣隆中，而無任何疑點。李興的《碣文》約423字，全文載王隱《蜀記》。（6）習鑿齒的《宅銘》約80字，載《藝文類聚·居處部·宅舍》、《初學記·居處部·宅》。他給桓秘的信，節錄256字，載《晉書》本傳。王隱既然在釣蜀記》中全文轉載李興的《碣文》，他在撰寫《晉書》卷八八《李密傳》時，必然會提及此事。私家撰寫《晉書》雖多，而王隱《晉書》寫作時間較早，開始於東晉之初(318—321)，完成於東晉庾亮為荊州刺史時(334—340)，並上呈晉廷。故現存正史《晉書》卷八《李密傳》中關於李興寫諸葛亮《文》的記載，當從王隱《晉書》或《蜀記》而來。習鑿齒所處的時代，稍晚於王隱，他所撰的《漢晉春秋》、《宅銘》以及給桓秘的信，所記諸葛亮隆中故居，既是在家鄉的耳聞目睹，又必然參閱了王隱的《晉書》和《蜀記》的資料。《水經注》作者酈道元經過實地考察，所以沔水經樂山北、隆中流向極為準確。所記李安作《宅銘》，無疑從《蜀記》而來，因所引前三句與《蜀記》碣文無異。關於習鑿齒所寫《宅銘》，顯然酈道元必定親見《宅銘》文字，才可能有具體的年號和年數記載。《荊州記》和《南雍州記》所載，既參閱了前代人的資料，又增加了一些景物。可見上述各條資料，互相關聯依存，彼此印證可靠，形成完整的一體，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條，都必然牽涉其他六條，因而諸葛亮躬耕南陽鄧縣隆中的結論，乃是無法動搖的。
我們應當注意，前面所分析的最重要的前五條史料，是以王隱和習鑿齒兩人的著作為核心。王隱父王銓為魏晉時人，略晚於諸葛亮。他“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7）王銓蒐集《晉書》資料時，離三國時間最近。據證實，王銓約生於魏嘉平五年(253年)，約卒於西晉元康五年(295年)，年約43。（8）王銓弱冠醒世時，也即蒐集整理材料時，離諸葛亮躬耕隆中只不過66年，離諸葛亮死只有39年。所以他留給王隱的“遺業”，即《晉書》和《蜀記》資料或部分稿本，更具有權威性。王隱為西晉末東晉初人，“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9）東晉元帝建國之初，即太興(318—321)初年，便召王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所以王隱《晉書》開始時實為官修正史。當時另一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預為餘姚大姓)，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10）據此，知王隱父子皆為史學名家，實際上《晉書》和《蜀記》應為其父子兩人共同寫成。習鑿齒為襄陽人，襄陽離鄧縣隆中只有20裡。他所活動的時代，離諸葛亮躬耕隆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相去之不遠”。關於鄧縣隆中諸葛亮故宅，他除參閱王隱《晉書》、《蜀記》外，必定親自目睹及聽故老傳聞。習氏本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深為時人所器重。荊州刺史桓溫闢為從事，轉西曹主簿，後遷別駕。溫常征伐，以“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11）桓溫對其“親遇隆密”，曾褒獎說：“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12）具有一流軍政才能的桓溫，對習氏如此推崇，其才學人品素質，便可想而知。習氏所撰《漢晉春秋》，起自漢光武帝，終於晉愍帝，凡54卷。從其臨終上疏和《三國志》、《後漢書》注引內容看，該書尊蜀漢為正統的史觀雖未必可取，其敘述漢晉間約290年曆史，體例統一，史實完整，確為一部謹嚴的史著。（13）主張“南陽宛縣說”者，貶《漢晉春秋》“實際是一篇雜文”，乃是帶常識性的錯誤。像習鑿齒這樣一位嚴肅而著名的學者和史家，記述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乃其家鄉近代史事。再聯繫離諸葛亮躬耕時間更近的史學名家王隱父子的記載，以及酈道元參考他們的資料，又經過實地考察，再次追述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的史實，可謂證據確鑿充分。毋庸置疑。
(二)東漢末鄧縣隆中在政區上雖屬南陽管轄，但為其邊遠地區，中間又隔著一條大江沔水，因而同郡治宛縣的隸屬關係不緊。由於鄧縣隆中離襄陽很近，在當時割據勢力紛爭中，它一直在劉表割據勢力範圍之內。因此，我們再進一步從荊州治所襄陽和南陽郡治宛縣所處的地理政治軍事形勢，以及諸葛亮所結交的親友來考察。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劉表任荊州刺史，把州治移至襄陽，並平定了當地的戰亂。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的17年中，劉表所控制的以襄陽為政治軍事中心的荊州地區，“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14）政治形勢穩定，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定。（15）而且襄陽“跨連荊豫，控扼南北，三國以來，嘗為天下重地”。（16）這裡東西南北水陸交通都極為便利，被稱為“水陸之衝”。（17）陸路由襄陽往北，經新野、南陽宛城，北至京都洛陽；往南經江陵、長沙可達廣、交二州，這是一條貫通南北的主要通道。從水路來說，發源於陝西漢中地區的沔水，流經襄陽、樊城，成為陝、鄂間的主要交通動脈。由襄陽沿沔水南下可達夏口，沿江東下直達揚州，溯江西上可達益、梁二州。由於襄陽政治經濟形勢穩定，交通方便，從而成為當時各地文人學士的避亂場所。加之劉表“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愛民養士，從容自保”。（18）史稱“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19）王粲《荊州文學記》說：“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他還對曹操說：“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20）王粲本人就是初平四年(193年)，由長安逃到荊州的。鄧縣隆中既離襄陽很近，又在沔水之南，地處劉表政治勢力統治的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範圍之內。
南陽宛縣的地理環境和政治形勢，恰好與襄陽地區相反。南陽郡本為東漢帝鄉，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當董卓之亂髮生後，司空袁逢之子袁術南下佔領了南陽郡。東漢南陽人口最多時有240餘萬。袁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略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21）史載：“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征斂無度，百姓苦之。”（22）因而袁術佔領南陽時期，該地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其政治統治不穩。同時，南陽宛縣往東北方向離許昌很近，曹操為了鞏固後方，勢所必爭。從南陽宛縣南下又威脅襄陽，所以劉表也在暗中窺測。袁術在南陽處於曹、劉兩種勢力夾擊的地位。初平二年(191年)冬，袁術曾派兵欲襲奪荊州，為劉表軍所敗。初平四年(193年)正月，劉表主動向北進軍，袁術退駐陳留郡，為曹操追擊，敗退至九江。從初平四年冬到建安元年(196年)大約三年內，劉表曾一度控制南陽郡。建安元年(196年)冬，東漢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率兵入荊州界，攻南陽郡穰縣，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張繡代領其眾，佔領南陽宛縣。張繡雖然表面上聯合劉表，實為獨立割據勢力。所以從建安元年冬開始，南陽宛縣實際上為張繡的勢力範圍。（23）
張繡佔領南陽後，對曹操的許昌形成威脅。隨即，從建安二年(197年)春正月到建安三年(198年)春三月，曹操連續三次征討張繡，雙方激戰於南陽宛縣和穰縣一帶。（24）建安三年四月，曹操圍張繡軍於穰縣時，聞袁紹欲攻許昌，遂解圍北上。建安四年(199年)九月，曹操派軍守官渡，預作與袁紹軍決戰的準備。此時，袁紹派人與張繡結好，欲藉以牽制曹軍。張繡從謀士賈詡議，率眾降曹操。從此，南陽郡東北部地區(包括宛縣)，成為曹操的勢力範圍。建安七年(202年)，劉表曾遣劉備北侵，兵至宛縣東北葉縣，曹操遣夏侯敦、于禁等之。雙方戰於南陽宛城東北的博望縣。（25）劉備燒屯退兵新野，後屯駐樊城。以後劉表再也不曾派兵北上，南陽郡西南部(包括鄧縣)為劉表所據，其東北部則為曹操所佔領。諸葛亮叔父玄於興平二年(195年)冬在豫章太守任上，漢廷遣朱皓代玄，雙方兵戎相見。玄被朱皓戰敗後，退守西城。史稱“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26）他攜家帶口，輾轉流離，大約於建安二年(197年)依附劉表。（27）此時，南陽宛縣既非劉表轄地，又為曹操、張繡長年激戰爭奪地區。諸葛玄自應去好友劉表所統轄的政治環境安定、文人學士雲集的襄陽，而絕不會去兵荒馬亂又無所依靠的南陽宛縣。建安四年(199年)以後，諸葛亮更不會去劉表敵對勢力曹操管轄的南陽宛縣躬耕。同時，襄陽四通八達，聚集著眾多的學士名流，對全國各地的政治軍事信息靈通，這給諸葛亮交遊士林，尋師訪友，增益學問，討論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諸葛亮十年躬耕時期結交的眾多親友，如徐庶、崔州平、石廣元、龐統、馬良，以及長輩司馬徽、龐德公、黃承彥等人，他們或是襄陽人，或在襄陽地區活動。這些人與諸葛亮同輩的是其學友，常切磋學問，議論時事，關係極為密切。（28）長輩便是他的師長，諸葛亮常親自登門跪拜求教。（29）這些師友中，如徐庶、龐統、司馬徽、龐德公都是當時襄陽才高識廣的著名人物。徐庶“聽習經業，義理精熟”。（30）龐統被稱為“南州士之冠冕”。（31）司馬徽是東漢末著名的古文經學家，在襄陽招收弟子講學，尹默、劉廙、李撰、向朗、龐統、諸葛亮等人都曾是他的學生。（32）龐德公名高一時，荊州牧劉表曾多次登門請他輔佐，都遭到拒絕。（33）他們的幫助和教誨，對諸葛亮從17歲到27歲政治思想成長成熟的關鍵時期，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從蜀國建國綱領《隆中對》的完整提出，充分證明了諸葛亮在隆中的10年學習研究，以及向師友求教，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成熟併為他後來的事業從思想理論上奠定了基礎。諸葛亮在後來治理蜀國時，還親切地回憶當年躬耕時友人的啟誨說：“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見啟誨。”（34）可見他們之間交情深厚，相互幫助，使諸葛亮受益匪淺。不僅如此，諸葛亮大姐嫁襄陽大族蒯祺為婦，小姐嫁龐德之子山民，他本人娶劉表內親襄陽名士黃承彥之女為妻。劉表親信襄陽大姓蔡瑁一姊為劉表“後婦”，一姊嫁黃承彥，所以劉表實為諸葛亮的姨父。（35）而且劉表長子劉琦曾多次請諸葛亮為其“謀自安之策”，以及吳國晚期丞相襄陽張悌兒時曾為諸葛亮讚譽，可知諸葛亮躬耕期間同當地政界和大族人物常有接觸。（36）諸葛亮在十年躬耕時期，已同襄陽地區的劉表割據勢力，以及地方豪族和名士，結成一種超過師友情誼的親緣關係。他的這種親戚和師友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只有長期在鄧縣隆中躬耕，離劉表荊州治所襄陽很近，才有可能形成。因為宛縣距離襄陽120公里，合今240華里之遙，加上古代交通極不方便，步行大約要三天，往返需要六天。況且，南陽至襄陽的通道，常為兵亂所阻，難於通行。假如諸葛亮在南陽宛縣躬耕，上述社會關係豈能建立。而且，劉備建安七年(202年)以後退屯新野、樊城，只有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兩處相距不遠，在摯友徐庶的推薦下，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一月，劉備才有可能“三顧茅廬”，請諸葛亮輔佐他，從而經過14年的鬥爭，使劉備建立了蜀國. 試想，諸葛亮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倘若他在南陽宛縣躬耕10年，魏晉至元初1000餘年，不留一點遺蹟，也不見有片言隻語的記述，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三)關於主張“諸葛亮躬耕南陽宛縣說”的文章，主要有三條所謂“依據”，經過仔細考辨，實際上無一條能夠成立。
第一，諸葛亮《前出師表》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他們認為秦代劃分南陽和南郡的邊界是以沔水為界，而沔水之南的隆中，不屬於鄧縣，所以“躬耕於南陽”，指的是宛縣(37)。他們還舉出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漢代部分，隆中屬於南郡。（38）我們認為，首先不能把兩郡邊界以沔水為界絕對化，何況秦建制離東漢末已400餘年，邊界變化較大。東漢時，實際上南陽和南郡已開始突破沔水界限，如南陽郡之武當、筑陽、山都三縣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證。（39）隆中是個小地名，在地理志中不可能找到它到底屬南陽鄧縣或南郡襄陽縣。習鑿齒在寫《漢晉春秋》時，似乎已經注意這個問題，由於他是當地人，又是史學名家，對100多年前家鄉的地理沿革，無疑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特別明確肯定地指出：“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日隆中。”習氏所言南陽鄧縣隆中，是從行政管轄上講的，正好解釋了“躬耕於南陽”的疑竇。因為當時人談籍貫或所處地區，可不講縣以下小地名，而以郡名代之這類事例在魏晉史籍中常見。至於“襄陽城西二十里”句，則是從隆中所處地理方位上講的，因為當時襄陽城已為襄陽名郡治所。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襄州·襄陽縣》條說：“萬山，一名漢皋山，在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日：‘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這條資料十分重要，它更加具體地說明，自古以來襄陽縣西邊地界短促，其與鄧縣分界線，在襄陽城西11裡的萬山，諸葛亮躬耕的隆中不僅在鄧縣境內，而且距離該縣分界處還有九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集漢、魏、六朝各家地記，又採《水經注》及《括地誌》，旨在“審戶口之豐耗，辨州城之疆理”，歷來被譽為是一部地理名著。點校家“通過查證，認為此志最可依據”。（40）它講鄧縣和襄陽縣邊界的沿革，恰好似在給《漢晉春秋》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條作註釋，從而更增強其可靠性。試問，我們應當相信離諸葛亮躬耕時間較近的李興《碣文》及習氏《宅銘》和《漢晉春秋》的明確記載呢，還是相信400多年以前的秦代南陽和南郡邊界的籠統劃分為依據的推論呢?如果不帶任何偏見的話，無疑只能是相信前者。關於《中國歷史地圖集》隆中屬南郡，那是1975年舊版的東漢南郡轄區。但該地圖集1985年新版，在第三冊的三國部分已改正了舊版的錯誤，將隆中劃歸南陽鄧縣，而且鄧縣還包括沔水以南小部分。（41）這同《漢晉春秋》和《元和郡縣圖志》完全相吻合。作者已改正了舊版南郡對隆中的錯誤轄區，主張“南陽宛縣說”者卻仍徵引舊版南郡對隆中的管轄，說穿了無非是想使自己的論點多湊一條依據，這種學風是極不嚴肅的。
第二，主張“宛縣說”者，還有一條所謂“過硬”的材料，即李興所撰《碣文》中，開頭便說“天子命我於沔之陽”，古人以山南水北稱陽，那麼諸葛亮躬耕地應在沔水之北。（42）這是不明史實真相，對李興《碣文》的曲解。其實，《碣文》第一句乃是講劉弘奉詔於南陽鎮壓張昌起義。西晉太安二年(303年)五月，張昌起義發生，“江沔間一時焱起……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43）當時鎮南將軍新野王司馬歆鎮襄陽，向朝廷告急。晉廷派劉弘為荊州刺史，與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領兵至南陽宛縣。張昌親自揮師北上，在樊城一戰，擊斃鎮南將軍司馬歆。晉廷詔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同年六月，劉弘以長史陶侃等率大軍進據襄陽。張昌則避開陶侃大軍，徑直北上圍劉弘於南陽宛城，敗趙驤，殺羊伊，劉弘敗退梁縣(屬豫州汝南郡，與南陽接界處)。張昌義軍回軍進攻襄陽不克。七月，張昌退回江夏郡。劉弘帶兵擊殺范陽王硫所派荊州刺史張奕後，正式領荊州刺史，進駐襄陽。接著，陶侃大敗張昌軍，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入長沙下雋山。次年(永興元年，304年)正月，益州刺史羅尚為李雄義軍所敗，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44）。李興去荊州求糧的時間，《蜀記》為永興中。永興只有三年，據《通鑑》考訂為永興元年(304年)，完全符合史實。（45）李興本為蜀人，因公事去襄陽趁機觀看前蜀相諸葛亮故宅，以示緬懷。劉弘忠於晉室，也是“奉命於危難之間”，撫今思昔，追念諸葛亮之為人，與李興同往，並命興為《碣文》，應為情理中事。李興所撰《碣文》第一句為全文序句，講劉弘受詔為荊州刺史以鎮壓張昌起義，為義軍所阻於南陽，而且開始為義軍所敗，部屬死傷甚眾。接著，“聽鼓鼙而永思”到“軾諸葛之故鄉”，是講陶侃等擊敗張昌義軍後，劉弘鎮守襄陽，在平息戰亂之餘，要發揚諸葛亮的“遺光”，徹底平息戰亂，把國家治理好。這是劉弘與李興觀諸葛亮故宅，以及撰寫《碣文》的主旨。所以下文用較長篇幅寫諸葛亮的功業。最後又回到諸葛亮的故宅：“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今我來思，覿爾故墟。”（46）文中“故鄉”、“此宅”、“故墟”，均指諸葛亮隆中故居。這樣，《碣文》從頭到尾，意明理愜。如果說，“沔之陽”指諸葛亮故宅在沔水之北，那麼“天子命我”如何解釋呢?難道當北方劉淵已起兵，西南李特、李雄起義如火如荼，特別是長江中游的張昌義軍向北挺進，京都洛陽震動，晉惠帝還有閒情逸致，專門下詔命劉弘去拜謁諸葛亮故居，豈非天大的笑話。
第三，《水經注》卷二九《沔水注》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指諸葛亮)宅銘焉”。主張“宛縣說”者提出，西晉只有惠帝司馬衷在位有永平年號，但當年即改元元康，所以永平五年應為元康五年(295年)，上溯60年為魏明帝曹睿青龍三年(235年)，這時“李安(又名李興)的父親李密才14歲，李安是李密的第二個兒子，這時還未出生，怎麼會寫《孔明宅銘》呢”。（47）這是有意把時間攪亂，企圖達到否定李興《碣文》和習氏《宅銘》的目的。但這是徒勞的。因為李興寫《碣文》的時間，前述在永興元年(304年)，準確無誤。再過60年左右，只有昇平(357—361年)和太和(366—370年)兩個年號有五年。從昇平至太和時，習鑿齒恰好在桓溫荊州府任職。也就是說，李興為文後50餘年至60餘年，習氏均在荊州。他一直反對桓溫篡晉，作《漢晉春秋》尊蜀漢為正統，追思諸葛亮忠於蜀漢而作《宅銘》，以抒發情懷，符合其心志。習氏若在昇平五年(361年)作《宅銘》，則在李興作《碣文》後58年，離60年差二年；若是在太和五年(370年)作《宅銘》，則在李興寫《碣文》後66年，正合“六十餘年”。《水經注》在北宋以前，靠抄寫流傳，在傳抄中經註文混雜，錯行錯頁，甚至某些篇殘缺不全，年號和年數尤多錯訛，本不足為怪。李興和習鑿齒所寫《碣文》和《宅銘》尚存，白紙黑字，豈能否定。至於習氏《宅銘》寫於何年，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寫《宅銘》的年號或年數有誤，便將寫銘文的事實也加以抹煞。當我通讀“南陽宛縣說”的文章後，總覺得其中多雜有感情用事，從而對許多重要史料，或輕率地予以否定，或隨心所欲，憑臆妄解，至於帶常識性的錯誤，俯拾皆是。這種不嚴謹的學風，應是史家所不取的。
綜上所述，從魏晉時的文獻記載，當時所存遺物，襄陽和南陽的政治軍事地理條件，諸葛亮在躬耕時所形成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他政治思想形成的過程，作全面的考察，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陽鄧縣隆中，即今襄樊市隆中，絕不可能在南陽宛縣。如果他不是在離襄陽很近的鄧縣隆中躬耕，便不能得到襄陽地區那麼一批出類拔萃的師友的教誨幫助，以及對當時全國形勢全面透徹的瞭解，從而也就很難產生《隆中對》中的政略戰略思想，而且也沒有機緣同劉備見面，至於輔佐他建立蜀國，也將不可能成為事實。
應當指出，作為諸葛亮躬耕的準確地點，必須辨析清楚，使其符合歷史真實，這屬於歷史科學的範疇。但作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襄樊和南陽兩地武侯祠和文物，都是中華大地上聞名遐邇的文化遺產和遊覽勝地，都應當充分發揮其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作用。如重此輕彼，或互爭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當的。
註釋：
（1）前說以丁寶齋《‘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集郵》1989年4期），唐明禮《“諸葛亮隱居南陽說”質疑》（《南都學壇》1998年1期）為代表；後說以李兆鈞等〈諸葛亮躬耕地質疑》（《中州今古》1988年4期），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問》(南陽《活動月報》1988年6月)為代表。
（2）《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3）《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4）《太平御覽》卷一七七《居處部》五。
（5）《太平御覽》卷一七七《居處部》五。
（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7）《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8）參閱曹書傑《王隱家世及其晉書》，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9）《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10）《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11）（《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2）《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3）《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4）《三國志·魏書》卷六《劉表傳》。
（15）《三國志·魏書》卷六《劉表傳》裴注引《搜神記》。
（16）《讀史方輿紀要》卷七九《襄陽》條，中華書局1955年版。
（17）《晉書》卷一《宣帝紀》。
（18）《後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
（19）《後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
（20）《三國志·魏書》卷二一《王粲傳》。
（21）《後漢書》卷七五《袁術傳》。
（22）《三國志·魏書》卷六《袁術傳》。
（23）《三國志·魏書》卷八《張繡傳》。
（24）《資治通鑑》卷六二《漢紀》獻帝建安二年至三年。
（25）《三國志·蜀書》卷二《劉備傳》。
（2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
（27）《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獻帝春秋》載：“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陳壽不採此說。他治史謹嚴，當另有實據。玄可能於建安二年西城民反後去荊州依劉表。
（28）《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
（29）《三國志·蜀書》卷七《龐統傳》裴注引《襄陽記》。
（30）《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
（31）《三國志·蜀書》卷七《龐統傳》。
（32）《三國志·蜀書》卷一二《尹默傳》、卷一二《李誤傳》、卷一一《向朗傳》裴注引《襄陽記》、《三國志·魏書》卷二一《劉寡傳》。
（33）《後漢書》卷八三《龐公傳》裴注引《襄陽記》。
（34）《三國志·蜀書》卷九《董和傳》。
（35）參考黃惠賢《校補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蔡瑁》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三國志·吳書》卷三《三嗣主傳》。
（37）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問》，載南陽《活動月報》1985年6月。
（38）張曉剛等《“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載《集郵》1989年第lO期。 ：
（39）《續漢書》卷三二《郡國四·南陽郡》，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魏·荊州》，中國地圖學社1975年版。
（40）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前言》，中華書局1983年版
（41）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地圖出版社1985年新版。《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新版東漢部分雖仍沿舊，譚先生在有關學術座談會上表示，再版時將予以改正。
（42）張曉剛等《“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載《集郵》1989年第lO期。
（43）《晉書》卷一OO《張昌傳》。
（44）《晉書》卷六六《劉弘傳》。
（45）《資治通鑑》卷八五《晉紀》惠帝永興元年。參考《晉書》卷四《惠帝紀》、《晉書》卷六六《劉弘傳》、《晉書》卷一二一《李雄載記》；《魏書》卷九六《賚李雄傳》。
（4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
（47）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間》，載南陽《活動月報》1988年6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論意見
近年來，國內有的報刊發表了一些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陽還是南陽的討論意見，並由此影響了國家有關職能部門的某些決策。這一情況，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於1989年12月6日聯合邀請北京地區各歷史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史學專家共27人，舉行了諸葛亮躬耕地學術論證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
一、歷代史籍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隆中是始終一致的；
二、東漢末年，南陽宛（今南陽市區）一帶戰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荊州是劉表治所。諸葛亮的叔父同劉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荊州（襄陽），而絕不可能住在宛縣（今南陽市區）；
三、諸葛亮在襄陽結交了眾多的名士師友，他的親戚全都住在襄陽。諸葛亮的親友中，沒有一人住在南陽宛縣；
四、元代以前，今南陽市區沒有任何有關諸葛亮隱居的文獻記載和文物古蹟。元代以後，今南陽臥龍岡才出現了武侯祠紀念性建築；
五、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在古今中外史學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所有有關三國史的論著，均認定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城西20裡之隆中。在國務院1986年12月8日公佈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的文件中，亦明確指出襄陽為“隆中諸葛亮故居”，而南陽則為“武侯祠”，這對兩處名勝地的內涵作了科學的表述。
鑑於以上理由，論證會一致認定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而決不可能在今南陽市區臥龍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社科院 為什麼專門就躬耕地做結論，因為某地無恥學者在沒有任何史書記載諸葛亮到過宛城，無任何史書記載躬耕臥龍崗的情況下，憑個人意淫，強拉硬扯，要把諸葛亮拉倒南陽臥龍崗去躬耕。他們不負責任的言論已影響到國家相關職能部門的決策，所以社科院邀請專家，經過兩年多認真查閱，給出此結論。可惜某地年輕人沉迷謠言不自知，還在拼命為躬耕臥龍崗背書，簡直拉低南陽形象！
看清楚，這個結論出臺時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南陽臥龍崗說最為猖獗的時期。因為改革開放大潮初起，旅遊經濟方興之初，某地被金錢利益衝昏頭腦。全面否認南陽曆代方誌記載和七十年代南陽官方認可（南陽宣傳部出的《諸葛亮小傳》為證），否定原臥龍崗景區門票上簡介。請了幾個喪失文人氣節的所謂“磚家”，在各大媒體肆意撰文，妄圖顛覆史書記載。特別是石小生這個貨色，隨意編造幾十篇文章，（直接拿臥龍崗證據的沒有一個，因為他知道臥龍崗說的死穴，拿不出來）。就是他們的胡作非為，影響到郵政總局的郵票發行。所以，社科院召集專家，歷時兩年多，做出以上結論。
看看南陽人在搶奪躬耕地時所用手段：
1、意淫“宛，中隆”（本意是“山中央高”）說臥龍崗才是真真的古隆中。
2、南陽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張曉剛撰文考證“天子命我，於沔之陽.....”時，直接把劉弘304年駐襄陽篡改成304年駐節宛城（赤裸裸的篡改）
3、杜撰了：《晉書 習鑿齒傳》中有此文字記載:“齒好著述,而文辭散亂,矛盾相沖。其書意可觀者,皆父兄所代,文體混漫,羞澀難解者,齒之撰也。”（赤裸裸的造謠誣陷，晉書中全是對習鑿齒的稱讚，無任何貶低之詞）
4、直接把社科院關於諸葛亮躬耕地的結論第一條說成：歷史文獻關於臥龍崗躬耕地的結論向來一致。恰恰相反結論說躬耕地就是襄陽隆中。
5、把譚其驤的“諸葛亮躬耕於今襄陽隆中”結論直接在報紙上篡改成譚其驤說“諸葛亮躬耕於今南陽市”，直接顛倒黑白，造成了香港容若先生錯批譚其驤。
6、造謠襄陽五上北京，搞定教科書事件。教科書事關教育大計，不以史書為依據，還以南陽臥龍崗的傳說為依據？
7、造謠歐廟遺址是東漢襄陽城。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也無引用任何資料。只一句話就把襄陽城換個地兒。難道別人不知道，襄陽因位於襄水（今南渠）之陽而得名？還有無知的貨色說東晉才有的北津壘，知道楚（秦統一六國之前）之北津戍是比東漢早多了嗎？
8、杜撰臥龍崗最早由黃權建祠。我們看看真相，《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中發現這樣一段文字：“侯初亡，所在求為立廟，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後為立廟沔南。事見三國志通鑑。蜀亡，故將如黃權等先已在宛，其他族當多相依，故南陽有侯祠所謂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類。”意圖以此證明武侯祠是黃權最早建立的，這段歷史無任何史書記載，且晚了諸葛亮時代1000多年，可信度本來就不高。加上之前飄逸的歷史網友已指出“這句話並不是《明嘉靖南陽府志》的正文內容，而是民國三十一年為《明嘉靖南陽府志》作的校注內容，也就是說這是一份近現代民國時期資料，而且在明清兩代的南陽府志中都沒有發現類似的記載。”（http://mini.eastday.com/a/171009121845505.html有圖有真相）。還有蜀亡之前黃權已死。這段文字內容就是假的。
9、對孫筱祥的《古隆中諸葛亮草廬及自然村模擬規劃設計構想》一文進行掐頭去尾的引用，把第一段肯定諸葛亮躬耕隆中的描述刪除，當做證明自己主張的例證。
下面是孫筱祥的《古隆中諸葛亮草廬及自然村模擬規劃設計構想》的原文開頭
再看看南陽人篡改後的引用截圖
兩項一對比，就看出某地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10、造謠襄陽隆中是阿頭山改名而來，卻不拿任何證據。實際上史籍記載阿頭山最少距離隆中10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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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元明清時代，大部分南陽地方誌、碑刻都認為臥龍崗“據傳”躬耕地，只能當個傳說，顯然不是正史，臥龍崗武侯祠主要是紀念功能，就從上世紀90年代起，南陽部分無良文人喪失文人氣節編撰史籍，造謠惑眾。在天涯網上和襄陽網友展開強烈的辯論，在襄陽方強大的證據面前，這些謠言一個個 被粉碎，這些始作俑者一敗塗地，但他們這些編造的謊言還在網上流傳，繼續在荼毒南陽人，因為餘毒未清，部分南陽憤青不辨真偽，再次在頭條上興風作浪，意圖為“臥龍崗躬耕地”爭取名分，套用南陽方的話“歷史不是泥巴，想怎麼捏就怎麼捏”，這些不實事求是的行為顯然不利於南陽名聲和地方發展，也是無用功。
明眼觀世界
怎樣篡改無非是改變原樣，改頭換面以新的面貌出現來代替原來的，只有這些才能為我所用，為爭躬耕地篡改的還少嗎？驢頭對不上馬嘴都能安上，本來諸葛亮敘述躬耕南陽，也變成了南陽鄧縣襄陽城西二十里，南陽盆地一下過漢水到襄陽城西二十里地方，隔漢水誇地區隔山也擋不住，葛亮是三國時期，習鑿齒是東晉時期，中間隔著西晉，不管是隔朝代兩個人敘述還能對接上，改過草廬對算什麼很容易，有人說草廬對和隆中對都是後人提出的，真是這樣嗎？只是不敢面對諸葛亮敘述，出師表有三顧茅廬，隆中內也蓋個草廬，襄陽三國遺蹟不少，不管真假，就是後來蓋的也都是磚瓦房，唯獨隆中一草廬，還是超越不了諸葛亮出師表，改成隆中對移花接木成襄陽。要按諸葛亮敘述南陽和草廬想扯也扯不上襄陽。
用戶wgq1212
襄陽人老說南陽是指南陽郡，那襄陽龐統應該叫南郡龐統
閒但是不疼
某些人又開始編造謊言，顛倒黑白了。《草廬對》從來都不是原名。而《隆中對》之名使用時間最早，使用範圍最廣，接受度最高。
公元207，劉備到隆中三顧茅廬時與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對答”，後人將其命名為“隆中對”。南陽臥龍崗方面對此有異議，認為：“陳壽曾編有《諸葛氏集》，收錄有該‘對答’，原名應該是‘草廬對’，‘隆中對’之名是後人取的！”事實真是如此嗎？當然不是！這不過是南陽臥龍崗方面為搶奪“躬耕地”而杜撰出來的說法！
其實，陳壽根本就沒有對該“對答”進行過命名，不論是‘隆中對’也好‘草廬對’也罷，都是後人的命名。
- 西晉陳壽在編撰其《三國志》時，同時還編撰有《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雖然其內容早已秩散，但是這二十四篇篇名卻收入了《三國志》中。有興趣的讀者翻翻《三國志》就知道，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沒有所謂“草廬對”或“隆中對”。而該“對答”內容是被陳壽記入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並未單獨成篇，自然也就無從命名。所以所謂“草廬對”也自然不是陳壽的命名。
此後，歷代收錄的《諸葛亮集》，包括《隋志》、《舊唐書》等都延續了陳壽的做法，把該“對答”內容記入諸葛亮傳記中，沒有單獨成篇。
流傳下來的如：
- 明嘉靖年間王士騏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該書將“對答”內容收入卷一“陳壽國志”中，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因此沒有單獨命名。
- 明萬曆年間楊時偉編撰的《諸葛忠武書》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卷二“傳略”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
- 明崇禎年間張溥編撰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丞相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丞相集的本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 明崇禎年間諸葛倬編撰的《諸葛孔明全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亮“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實際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後，南陽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對答”內容單獨做為一篇文章收入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現“草廬對”或“隆中對”的名稱。南陽臥龍崗方面所謂“‘草廬對’之名是陳壽在《諸葛氏集》中的命名”顯然是子虛烏有！
那麼除了《諸葛亮集》以外，有沒有其它文獻為該“對答”命名呢？當然是有的！
最早為該“對答”命名的記載可能出現於宋代！而且是以“隆中”為名！
- 南宋淳熙二年進士孫應時在他的詩《讀士元傳》中有“向來隆中語，荊益實素期。” 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為該“對答”命名的記載。
- 此後，明萬曆時期的文人楊時偉在他的《諸葛忠武書》卷四“連吳”中說“時偉按侯‘隆中語’雲：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為援而不可圖。”這裡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語”。
- 再後清乾隆四年進士沈德潛的詩《讀三國志偶作》中雲“連吳拒魏隆中語，遺恨吞吳戚是讎。”
- 還有清道光《濟南府志》中有“……嘗讀諸葛隆中語嘅然太息天啟……”
- 而明末抗清名將張煌言將該“對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詩《書懷》中有“一劍橫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勳名幾誤乘槎客,意氣全輕執戟郎。圯上書傳失絳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縱破人猶在,試把興亡細較量。”
- 清乾隆十六年進士劉墉在他的詩《讀三國志二首和韻》中有“隆中策已勞三顧，函谷封難效一丸。”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
- 清道光十二進士李星沅在他的詩《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誦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雲。漢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龍破壁將軍壘，檜栢春山帝子墳。咫尺廟堂瞻未得，成都車馬日紛紛。”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
- 汪仲洋《心知堂詩稿》收有一首詩《漢中》雲：“秦蜀咽喉古戰場，南通劍閣北陳倉。樓船煙水連襄鄧，鳥道風雲接䍐羌。百尺將壇餘壯氣，千年天獄幾眞王。興亡楚漢無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長。”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
- 清朝同治時期的文人李希聖在他的詩《酬樊按察見贈》中也說：“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終煩更一揮。”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策”。
- 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駱問禮則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在他的詩《冬日漫興次周通政與鹿韻》中有“曝日小亭邊，神遊太古前。懶因閒愈習，事與俗相沿。諸葛隆中略，歐陽穎上田。蹉跎俱負卻，黙看鳥飛還。”
- 清乾隆年間的文人黃達在他的詩《書文信國集後》中有“出師慷慨隆中略，擊楫飛騰江上心。” 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
- 清道光十三年進士桂超萬在他的詩《同九弟子谷曁吳鐵香登南嶽四首》中有“何人懷抱隆中略，出潤蒼生與爾同。”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略”。
可見，起碼從南宋以來“隆中”就成為該“對答”的名稱，此後歷朝歷代也認可用“隆中”命名該“對答”。
而“隆中對”一詞最早明確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元代。
-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遺民顧覆在《平生壯觀》中雲“饒介字介之號芥叟……諸體書紙高尺許,長丈餘.第一段臨右軍,第二段臨章草,第三段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第四段仿顏平原正書寫陳壽作武侯贊……”
- 同一時代的還有明末至康熙年間的吳升的《大觀錄》中有“紙本高七寸三分，長一尺。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末仿顏平原正書陳壽武侯傳贊……”
- 此後清康熙年間刑部侍郎卞永譽在他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成書於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饒介之四體書卷…第二段書諸葛武侯隆中對”。
- 而同一進期清康熙內閣中書、禮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銷夏錄》（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說：“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紙本髙七寸三分長一丈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
- 此後，明崇禎元年進士蔣燦在他的詩《題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對，飢驅蜀道難。” 此後“隆中對”一詞就頻繁被使用。
- 清康熙九年進士、文淵閣學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編的《榕村語錄》“卷二十一史”中：“通鑑扵己所不喜者，並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輒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卷二十二歷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比為言。”
- 清康熙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蔡世遠(1681~1734年)在其所編《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將該對策單獨成篇並冠以“隆中對”之名。
- 清雍正十一年進士雷宏(1697-1769)在《讀書偶記》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勢，動皆了了，韓淮陰登壇對、諸葛公隆中對是也。”
- 清乾隆元年進士蔡新在《緝齋文集》中雲“……三代以後，若賈誼治安策、諸葛亮隆中對以及陸贄李綱之奏議，韓範司馬之論……”
- 清乾隆年間林良銓在《林睡廬詩選》裡有“‘長吟梁父擬躬耕，鼎足圖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夢覺，秋來原上骨寒生。星臺風起吳江冷，斗帳燈光漢月明。餘恨不隨炎氣盡，惠陵終古杜鵑聲。’隆中對千古奇文，此詩又屬千古奇句。”
- 清乾隆二十六年進士趙翼(1727年~1814年)他的詩《讀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籌。草草隆中對，後來語皆酬。”《淮陰釣臺》“登壇何減隆中對，背水寧同㶚上軍。賤日流離艱一飯，時來功業陋三分。”
- 清乾隆五十五年狀元石韞玉在《獨學廬稿》中收有文章曰“諸葛孔明在隆中時，早定三分之業，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變……”曰“武侯一生以管仲樂毅自比，未嘗自命為王佐也。其隆中對曰伯業可成，未嘗以王業許先主也。其以曹操為不可與爭鋒，其以孫權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韓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 清嘉慶四年進士陳壽祺在《左海文集》中雲“......諸葛武侯隆中對策瞭如指掌其後事業莫不合符......”
- 清嘉慶七年進士梁章鉅在《退庵隨筆》中雲：“……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 清嘉慶十六年內閣學士斌良在他的詩《沔縣拜漢相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業隆中對，兩表忠誠漢上留。”
- 清嘉慶二十八年進士湯鵬著作《浮邱子》中雲“諸葛亮《隆中對》，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於是跨荊益而成霸業。”《海秋詩集》中雲“百年成大木，巨室誰能貸。不見武鄉侯，慷概隆中對。”
- 清嘉慶年間李祖陶在《國朝文録續編》中雲“自古一代開軔之君，雲龍風虎翹首攀附。蓋莫不有才略過人之士首定大計決策數言，為他日奏績，收功之左劵。淮陰侯登壇發策，楚漢大勢瞭如指掌；諸葛武侯隆中對，三分鼎足之業已定於三顧草廬之中…..”
- 清道光二年進士黃恩彤在《鑑評別録》中雲“……樸此策頗似諸葛之隆中對於天下大勢如示諸掌……”
- 清咸豐年間朱琦在《怡志堂詩初編》中有“……不然隆中對數語已可了,胡為許馳驅付託重元老……”
- 清咸豐年間劉景伯在《蜀龜鑑》中有“論曰凡事豫則立。撫軍此議與武侯隆中對、王樸平南策皆見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於巴蜀也宜哉。”
- 清咸豐年間左宗植的詩《隆中謁武侯草廬二十四韻》有：“太息隆中對，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門顛。感慨兼懷古，沈吟一泫然。”
- 清光緒二年進士謝章鋌在《賭棋山莊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對，一樣傷心白帝城。”
- 清光緒年間邱煒萲在《五百石洞天揮塵》中有“又有讀隆中對，有懷諸葛忠武侯一作雲：‘淮陰南鄭登壇日，諸葛隆中定策時。’”
- 清光緒年間黎庶昌在《拙尊園叢稿》中有“昔賈太傅之陳政事疏，諸葛武侯之隆中對，範文正之上宰相書，文信國公之殿試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內之年……”
- 清光緒年間王先謙在《虛受堂詩存》中有詩云“當年隆中對，侯也實國章。世局定三分，籌略何精詳。”
- 清末名臣張之洞在詩《韓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陘，憐君智略獨知兵。登壇豈減隆中對，齒劍方思走狗烹。
至於草廬對則最早出現於清康熙年間。
- 南陽知府朱璘在他的《諸葛丞相集》（成書於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將該“對答”首次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這可能是該“對答”在《諸葛亮集》中單獨成篇的最早記載，也是“草廬策對”這一篇名的首次出現。
- 此後，清康熙年間禮部尚書張伯行有他的《正誼堂全文•諸葛武侯文集》（成書於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將該“對答”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 清嘉慶年間進士張澍在其所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中，將“對答”單獨成篇，並正式冠以“草廬對”的篇名。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該“對答”不但歷史遠遠早於“草廬”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遠遠大於“草廬”！
可見歷代主流社會都認可“隆中對”的命名！“隆中對”才是那段偉大“對答”最正確的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