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篤倫，國民黨陸軍中將，辛亥革命志士，新政學系主要骨幹。曾先後擔任漢口公安局長、陝西漢中專員、西昌行轅主任、重慶市長等職。
1948年4月，張篤倫出任湖北省主席。1949年2月，針對華北剿總司令白崇禧制定的炸燬武漢計劃，張篤倫積極應變，巧妙周旋，遲滯了白崇禧“焦土武漢”的圖謀，為保存一個完整的武漢創造了條件。
參加辛亥革命
張篤倫，號伯常，生於1894年8月，湖北安陸縣三陂港人。自幼家貧，父親早逝，母親靠給人縫補漿洗為生。張篤倫聰慧好學。1906年考入湖北陸軍小學，1909年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思想激進，加入共進會。後因學業優良，被保送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和尚未發跡的四川軍閥劉文輝結為同窗好友。
1911年，辛亥武昌首義時，張篤倫聞訊由保定星夜兼程南歸，路經上海，被滬軍都督陳其美挽留，邀其出任上海警衛軍司令。10月29日，張篤倫聞知清軍反撲，攻佔漢口，即以“效力疆場為要務”辭職回鄂，由鄂軍都督黎元洪委為戰時總司令部參謀，在黃興領導下，督戰於漢陽前線。南北議和後，張篤倫仍回保定軍校攻讀學業。1914年7月畢業，張篤倫赴山西投大同鎮守使兼晉軍師長孔庚，任鎮守使署中校參謀，代參謀長。次年5月，因追隨孔庚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被革職重返上海。
1917年，張篤倫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後歷任湖南援鄂軍團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1926年參加北伐，北伐軍攻佔漢口後，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兼代市長。任期內，曾出面保護中共創始人董必武、陳潭秋的安全；支持武漢學生為收回英租界的示威遊行，並親帶糾察隊前往現場維持秩序；協助湖北農協捉拿潛入武漢的土豪劣紳湯毓龍等。
1927年7月，汪精衛背叛革命，張篤倫被革職。11月，因袒護中共被查究，逃亡上海，參加了“湖北革命同志會”。後來，思想逐漸背離了革命軌道，參加了湖北同鄉張群的新政學系。之後，張篤倫轉入政界，先後擔任江西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和貴州桐梓地區專員等職。
任職漢中專員
1935年9月，陝西省將漢中設立為第六行政督察區。因漢中曾為川陝蘇區的組成部分，紅四方面軍撤離後，被劃為重點治理區，急需幹才，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任命張篤倫為漢中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安司令兼區所在地南鄭縣長。
巨匪王三春，盤踞川陝邊境十幾年，攻城略地，燒殺劫掠，無惡不作，成為漢中最大的匪患。1936年4月18日，王三春傾巢出動，攻入鎮巴縣城，一把火將縣城房屋燒燬過半，還殺死居民和官兵百餘人，釀成慘案。張篤倫非常震驚，當即向省政府呈文，要求派軍隊清剿。新編第一師師長謝輔三出兵陝南，根據山地特點，採取化整為零、窮追不捨和策反其部屬等手段，歷時10個月，終將殘餘匪徒圍堵在寧陝縣東江口蒿溝，彈盡糧絕的王三春束手被擒，陝南最大匪患被清除。對盤踞在西鄉縣大河壩的股匪袁剛，張篤倫則採取懷柔收編策略，委任袁剛為西鄉民團團總，將其人員、槍支登記造冊，接受點驗。為了瓦解這支土匪隊伍，通過在漢中調訓，先後將袁剛的骨幹輪訓一遍，部分骨幹得以洗心革面。
1934年，蔣介石電令陝川兩省完成川陝公路修築，以備之需。陝西段的修建由全國經委會公路處長趙祖康負責，張篤倫履行地方督築職責，他經常去現場，協助解決施工中遇到的“工、料、糧、運、款”問題，尤其是在保護石門古蹟中起到積極作用。在山道將盡的褒谷口，漢以來摩崖石刻多達百餘幅，其中石門十三品最為珍貴。褒谷口線路最初設計是沿褒河西岸修築，在褒城過河，但勢必毀掉這些古蹟。只有在上游改道，把公路由河西移至河東，但架橋鑿洞，築路費用要加大。趙祖康、張佐周等專家提出架橋改線，保護古蹟的新方案。他們向張篤倫彙報後，同意修改了原設計線路，並協調解決了改道的費用問題，使褒谷口的這批珍貴的摩崖石刻安然無恙。
張篤倫襄贊教育、興辦學校，也留下歷史印記。1935年，他開始落實政教合一的保學制，即要求每個聯保必須建學校一所，由聯保主任兼任校長。年底政務考核，辦學效果是重要依據，不達標者，給予處分直至撤職。同時，實施民眾教育，每個學校附設成人、婦女各一班，進行掃盲教育。當時，張篤倫抓教育改革，還惹出一起民族宗教糾紛。南鄭縣（今漢臺區）在推行保學制時，將東關回民自辦的塔兒巷初小亦強行接收，引起教內人士和回民群眾不滿。他們認為塔兒巷初小是回民的祖業，是傳承回教文化的場所，決不允許任何干擾和掠奪，上書張篤倫。張派人瞭解後，明令不得接收塔兒巷初小，承認其私立性質。於是，“南鄭縣私立清真小學”得以存留。
張篤倫還在南鄭縣頒佈了教化民眾的《十戒》，“一、嚴禁忤逆不孝；二、嚴禁菸、賭、娼；三、嚴禁早婚；四、嚴禁抱童養媳；五、嚴禁放青苗錢；六、嚴禁捕殺青蛙；七、嚴禁重利盤剝；八、嚴禁買賣奴僕，做人販子；九、嚴禁打架鬧事，妨礙社會治安；十、嚴禁婚喪斂財，聚賭抽頭。”“十戒”的內容龐雜，但文字直白，通俗易懂。顯然是要掃除漢中地方陋習，教化約束民眾，可見其用心良苦。
從重慶市長到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重慶成為陪都。蔣介石為進一步控制西南，經張群推薦，將張篤倫從漢中調往重慶，擔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不久，又升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在西昌7年，主要經營西康這塊戰略區域，設想一旦重慶失守，為退至西昌第二陪都做準備。
抗戰勝利後，西昌的戰略地位下降。1945年11月，張篤倫出任重慶市長。張篤倫到任不久，在重慶市政府第336次市政會上，提出建立“抗戰勝利紀功碑”，以紀念陪都重慶在抗戰中的重大作用和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碑座由8根青石砌結護柱組成，上有石碑8面，採用上等峽石，石碑嵌於碑座外面，分別鐫刻有：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慶為陪都令》；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撰寫的《抗戰勝利紀功碑銘》；1944年5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贈給重慶市的卷軸譯文等。紀功碑於1946年12月動工，1947年8月落成，八角柱形，外飾浮雕，碑高27.5米，內有旋梯可達頂端。碑的正面向著民族路，鐫有“抗戰勝利紀功碑”七個鎏金大字，落款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慶市市長張篤倫。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國的首個國慶節。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對“抗戰勝利紀功碑”進行改建。將碑名改為“人民解放紀念碑”，由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題字。
1948年4月，張篤倫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2月，白崇禧改組湖北省政府，對張篤倫以“辦事敷衍”而去職，改任重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委會秘書長。張篤倫在得知軍統局長毛人鳳將要拘禁殺害在重慶的一批民主人士時，將著名實業家、市參議會議長鬍子昂等予以特別保護，並冒著風險，提前準備好通行證，買好飛機票，秘密安全送出重慶。
出生於富商家庭的共產黨員劉國志，被捕後堅貞不屈。劉國志被捕後，劉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營救。張篤倫任西昌行轅主任時，徐遠舉是軍統西昌站長，倆人是同鄉，過從密切。張篤倫受託，親自打電話給軍統西南區長徐遠舉，請求對劉國志以個案酌情處理。
新中國成立前夕，張篤倫攜眷飛抵香港，接待去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旋即轉赴臺灣，負責組建“革命實踐研究院”。1958年10月2日，張篤倫在臺北逝世，享年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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