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笃伦，国民党陆军中将，辛亥革命志士，新政学系主要骨干。曾先后担任汉口公安局长、陕西汉中专员、西昌行辕主任、重庆市长等职。
1948年4月，张笃伦出任湖北省主席。1949年2月，针对华北剿总司令白崇禧制定的炸毁武汉计划，张笃伦积极应变，巧妙周旋，迟滞了白崇禧“焦土武汉”的图谋，为保存一个完整的武汉创造了条件。
参加辛亥革命
张笃伦，号伯常，生于1894年8月，湖北安陆县三陂港人。自幼家贫，父亲早逝，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张笃伦聪慧好学。1906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1909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思想激进，加入共进会。后因学业优良，被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尚未发迹的四川军阀刘文辉结为同窗好友。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时，张笃伦闻讯由保定星夜兼程南归，路经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挽留，邀其出任上海警卫军司令。10月29日，张笃伦闻知清军反扑，攻占汉口，即以“效力疆场为要务”辞职回鄂，由鄂军都督黎元洪委为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在黄兴领导下，督战于汉阳前线。南北议和后，张笃伦仍回保定军校攻读学业。1914年7月毕业，张笃伦赴山西投大同镇守使兼晋军师长孔庚，任镇守使署中校参谋，代参谋长。次年5月，因追随孔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革职重返上海。
1917年，张笃伦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参谋长，后历任湖南援鄂军团长、四川边防军高级参谋等职。1924年，赴粤晋谒孙中山。1926年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任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代市长。任期内，曾出面保护中共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安全；支持武汉学生为收回英租界的示威游行，并亲带纠察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协助湖北农协捉拿潜入武汉的土豪劣绅汤毓龙等。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张笃伦被革职。11月，因袒护中共被查究，逃亡上海，参加了“湖北革命同志会”。后来，思想逐渐背离了革命轨道，参加了湖北同乡张群的新政学系。之后，张笃伦转入政界，先后担任江西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和贵州桐梓地区专员等职。
任职汉中专员
1935年9月，陕西省将汉中设立为第六行政督察区。因汉中曾为川陕苏区的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撤离后，被划为重点治理区，急需干才，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任命张笃伦为汉中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兼区所在地南郑县长。
巨匪王三春，盘踞川陕边境十几年，攻城略地，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成为汉中最大的匪患。1936年4月18日，王三春倾巢出动，攻入镇巴县城，一把火将县城房屋烧毁过半，还杀死居民和官兵百余人，酿成惨案。张笃伦非常震惊，当即向省政府呈文，要求派军队清剿。新编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出兵陕南，根据山地特点，采取化整为零、穷追不舍和策反其部属等手段，历时10个月，终将残余匪徒围堵在宁陕县东江口蒿沟，弹尽粮绝的王三春束手被擒，陕南最大匪患被清除。对盘踞在西乡县大河坝的股匪袁刚，张笃伦则采取怀柔收编策略，委任袁刚为西乡民团团总，将其人员、枪支登记造册，接受点验。为了瓦解这支土匪队伍，通过在汉中调训，先后将袁刚的骨干轮训一遍，部分骨干得以洗心革面。
1934年，蒋介石电令陕川两省完成川陕公路修筑，以备之需。陕西段的修建由全国经委会公路处长赵祖康负责，张笃伦履行地方督筑职责，他经常去现场，协助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工、料、粮、运、款”问题，尤其是在保护石门古迹中起到积极作用。在山道将尽的褒谷口，汉以来摩崖石刻多达百余幅，其中石门十三品最为珍贵。褒谷口线路最初设计是沿褒河西岸修筑，在褒城过河，但势必毁掉这些古迹。只有在上游改道，把公路由河西移至河东，但架桥凿洞，筑路费用要加大。赵祖康、张佐周等专家提出架桥改线，保护古迹的新方案。他们向张笃伦汇报后，同意修改了原设计线路，并协调解决了改道的费用问题，使褒谷口的这批珍贵的摩崖石刻安然无恙。
张笃伦襄赞教育、兴办学校，也留下历史印记。1935年，他开始落实政教合一的保学制，即要求每个联保必须建学校一所，由联保主任兼任校长。年底政务考核，办学效果是重要依据，不达标者，给予处分直至撤职。同时，实施民众教育，每个学校附设成人、妇女各一班，进行扫盲教育。当时，张笃伦抓教育改革，还惹出一起民族宗教纠纷。南郑县（今汉台区）在推行保学制时，将东关回民自办的塔儿巷初小亦强行接收，引起教内人士和回民群众不满。他们认为塔儿巷初小是回民的祖业，是传承回教文化的场所，决不允许任何干扰和掠夺，上书张笃伦。张派人了解后，明令不得接收塔儿巷初小，承认其私立性质。于是，“南郑县私立清真小学”得以存留。
张笃伦还在南郑县颁布了教化民众的《十戒》，“一、严禁忤逆不孝；二、严禁烟、赌、娼；三、严禁早婚；四、严禁抱童养媳；五、严禁放青苗钱；六、严禁捕杀青蛙；七、严禁重利盘剥；八、严禁买卖奴仆，做人贩子；九、严禁打架闹事，妨碍社会治安；十、严禁婚丧敛财，聚赌抽头。”“十戒”的内容庞杂，但文字直白，通俗易懂。显然是要扫除汉中地方陋习，教化约束民众，可见其用心良苦。
从重庆市长到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为进一步控制西南，经张群推荐，将张笃伦从汉中调往重庆，担任重庆行营办公厅副厅长。不久，又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在西昌7年，主要经营西康这块战略区域，设想一旦重庆失守，为退至西昌第二陪都做准备。
抗战胜利后，西昌的战略地位下降。1945年11月，张笃伦出任重庆市长。张笃伦到任不久，在重庆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上，提出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陪都重庆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碑座由8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上有石碑8面，采用上等峡石，石碑嵌于碑座外面，分别镌刻有：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1944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等。纪功碑于1946年12月动工，1947年8月落成，八角柱形，外饰浮雕，碑高27.5米，内有旋梯可达顶端。碑的正面向着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首个国庆节。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将碑名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题字。
1948年4月，张笃伦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2月，白崇禧改组湖北省政府，对张笃伦以“办事敷衍”而去职，改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秘书长。张笃伦在得知军统局长毛人凤将要拘禁杀害在重庆的一批民主人士时，将著名实业家、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等予以特别保护，并冒着风险，提前准备好通行证，买好飞机票，秘密安全送出重庆。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共产党员刘国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刘国志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张笃伦任西昌行辕主任时，徐远举是军统西昌站长，俩人是同乡，过从密切。张笃伦受托，亲自打电话给军统西南区长徐远举，请求对刘国志以个案酌情处理。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笃伦携眷飞抵香港，接待去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旋即转赴台湾，负责组建“革命实践研究院”。1958年10月2日，张笃伦在台北逝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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