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山东省境内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绑架案，而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1923年5月，在山东省临城县，一个由1000多人组成的土匪团伙劫持了一列开往天津的列车。除了掠夺车上财物外，这伙匪徒将车上100多名乘客掳为人质，扣押在匪巢抱犊崮山麓。
被掳人质中，有19名外国人，这一下，当时的民国政府可吓坏了。您想啊，那会八国联军在咱们国内横行霸道，耀武扬威的，民国政府哪敢惹啊。
果然，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民国政府提出严厉抗议，即要求尽快解救被掳侨民，又要保证侨民生命安全，不允许使用武力。五国公使更是提出：民国政府必须于三天内将全体侨民救出，否则每超出一天，中国就需要增加对五国的赔款若干。
日本虽然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侨民被掳，却大肆鼓吹，提出日本可以接管中国铁路，保证外国人在中国的交通安全。
迫于压力，民国政府开始向抱犊崮派官员进行谈判。都有谁呢？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敏麟，大军阀曹锟的得意门生杨以德等等，大小官员不计其数。
看着抱犊崮山脚下越围越多的政府军和各界要员，匪首孙美瑶也害怕了。他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原本他就是想通过这些人质，向他们的家属勒索点钱财。这下可好，钱财还没到手，把大批的政府军招来了。
孙美瑶的哥哥孙桂芝发现，围山的官兵并没有进攻的态势，反而不少人将军火私下卖给土匪，换取银元。他认为：1.山下的这批军队，没有打仗的士气，比自己手下的土匪还不如。2.民国政府貌似只想求合。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上演了。匪首孙美瑶不求财了，他把目标转由个人转向政府，要求自己的部队被政府收编。双方便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谈判，先是政府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各种好消息电传北京，什么吴敏麟自告奋勇，入山为质交换“洋票”，什么政府官员如何身处险境，与匪徒周旋之类的.....
紧接着又是孙美瑶临时变卦，什么任命自己为司令，改编匪军为两个师，政府提供军饷，划地自治等等一次次的提高谈判要求。就这样，时间从5月初耗到了5月底。按照这个意思耗下去，民国政府把家底都掏出来，也不够给五国的赔款。
事件的转折出现在5月25号。由于匪徒深知“洋票”的金贵，因此十分优待“洋票”。每天不但从山下将大批的罐头、香烟、水果、报纸等专门供给“洋票”的物资全部提供给“洋票”，更是允许“洋票”言论自由，每天与山下传递信件。
通过“洋票”传递的信息，在山上，外国俘虏与中国俘虏过的是天差地别的生活。山上有很多几年前就被掳掠来的中国人，其中不乏数十名儿童，他们瘦的皮膏骨头，生活在地穴内，每天只能枯坐等死，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这一下，举国哗然，朝野震怒。一致谴责民国政府崇洋媚外，只想援救外国人质，对本国人质的苦楚遭遇视若无睹。各种抗议、游行接连爆发。迫于民众的压力，民国政府终于下定了“解救”人质的决心。
5月26号，政府向孙美瑶传达了最终条件：先释放三分之二外国人质，收编带枪的匪军。6月12日，随着最后8名外国人质释放下山，这场轰动中外的绑票案，历时37天，终于喧闹收场。
孙美瑶最终如愿当上了旅长，然而6个月后，他被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设计枪杀。
这场本可以迅速解决的危机，却因为当时民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到处受到外国势力的钳制。本应该以本国人民为先的民国政府，却让国人失望之极。由此可见，唯有国强，才能受到他国的尊重，才能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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