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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自古是我国文献历史上最美好且令人遐想的夜晚，在熙宁九年（1076年）的某个月圆之夜，苏轼独自登上超然台眺望着浩瀚无垠的星河，他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如果只是从艺术手法上来讨论，这首旷世词中，苏轼将人世间该有的普通情谊寄寓情景之中。他的词，意境旷达和信手拈来的典故为后人所称赞，就这首《水调歌头》写尽了世人对于人生最美好复杂心理深刻寄托的情感。
而他每首诗的背后，无一不是脱离了浮沉的情感而拥有了更真实的内容。
在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出任密州，此前，他在东京都受到忽视，在国家最高统治人神宗皇帝眼中留下了“苏轼并非佳士”的深刻成见。
神宗皇帝赵顼在1067年正月继位，自小也是目睹了宋朝开始积弱积贫的困境，继位之初，一番报复便破土而出，他还在太子的时候就十分仰慕王安石，便即刻召他来赴京，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诗人，也留下了经典的诗作《元日》等。
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前他一直在外做官，对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当时的宋国面临经济困窘、风气败坏、国防意识薄弱，在此次上疏他针对这些提出了看法，总结出这些症状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引用了古代统治者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一味只图安逸，最终覆灭的局面，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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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他的此法不可考，而是宋仁宗赵祯也做过变法，历史上称“庆历新政”，这次变法是由范仲淹、欧阳修主持，提出十大政策——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但这次变法因为触及到贵族官僚的利益，新法举步维艰，终于在次年(1045年)初，本次新法终止，而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而这次的新法变革，以文人开头，又以文人罢黜收尾。
自古新发变革总会招来各地的不满，因为一部分人或许会在新法中图谋不轨，相反也有一部分人在这里遗失当初的利益，更有一部分人在其中牟取暴利，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想在新法中安稳度过。
其实也可以想见，当时宋朝积弱，本就不堪重负，而相对的还要为新法的顺利推恩施下，但这些钱绝对有一部分没有投入到新法改革中，这本就触犯了贵族利益的新法，而且还不得民心，让百姓原本艰难的生活过得更艰难，新法就没有继续推行的必要了。
而那个时候，苏轼也是极力反对新发。
以苏轼天生的悲天悯人，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是个保守派，也许更多的是他深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他怜悯百姓因新发的变革而激烈。
在神宗熙宁2年（1069年）五月，他做《议学校贡举状》反对贡举法改革，同年秋天，当时任监考官的苏轼发策讽刺王安石，而苏轼的两次反对新发变革让王安石对他的成见越深。
然而神宗皇帝的变革意愿十分强烈，变法就像离弦之箭无可挽回，而苏轼的上书《
在上皇帝书》，原本请求罢免王安石，结果自己却深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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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3年12月，王安石拜相，而神宗皇帝为了推行新法，有着势如破竹的决心，相较于仁宗皇帝，他更有决心讲此次新发推行和作大，所以凡是反对新法者皆被罢黜。
而这次，苏轼作为保旧党和王安石作为新党开始了真正的较量。
为了新法的顺利推行，王安石先动手清除障碍。
他有位姻亲御史谢景温，是宋代初期名臣谢绛之子，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故此谢景温巫陷苏轼在丁父忧归蜀途中，往还多次乘舟载物货、贩卖私盐。
朝廷即着人调查，对于次莫须有的事，苏轼不屑辩白，只待朝廷查证，可朝廷却查无对证，但是此番苏轼毅然自乞外任。
刚刚走上政治舞台准备一番作为的苏轼，迅速尝到了怀才不遇的滋味。
宵小们的诡诈，政见异者的残酷，在本能刺激了而立之年的苏轼，也使他那致君尧舜的拥有一腔抱负的理解受到了冲击。
而立之年，是一个男人最精力旺盛的时候，但当心中弥漫着一股失意失措的时候，与原本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态度相驳斥，大多数人更多的还是失意和无措，因为怀才不遇而失意，因为无人赏识而无措。
苏轼带着一腔失望愤而离京，此时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
其实也可以想见，当一个人因为怀才不遇而沉沦，当终有一天拨开云雾重见天日，他一定就像是潜伏在地底的竹笋，一旦爆发，就会势不可挡。而这位“拗相公”在经过数年的蛰伏之后，一且当年未负的理想，终于得到当政者神宗皇帝的赏识，便展开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新法的征程。
但这过程十分坎坷，也可以说为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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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廷积重难返，本就不是一朝一夕促就，而新法过于铺张扬厉，欲速则不达。此法没有的到朝政的上下一心，就连民间也没有拥戴，百姓照样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也许更是浊吏的因法营私，使其履行途中常常变质，以致不断滋扰民，其实新法推出，本就会有人在里面中饱私囊，官役不断的催百姓，百姓们照样如畜生一般在泥泞里挣扎，为官者却在庙堂之上津津谈着变法。
当时朝政还提出，领朝廷实行食能官卖而严禁私板， 但积贩法重而官盐费，民之贫而储存的那些人则往往获罪，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人多达一万七千多人。
朝廷新法如此心急，变法措施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宋朝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朝廷积弱积贫的局面，还是有一定的可取性，可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许多现实意义接踵而至，终究还是做不下去。
熙宁七年(1074) 十二月，苏轼自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与他同行的还有满腹委屈的王安石，在变法阴影之下因为无人赏识而郁郁不得志，故此罢相，神宗任命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熙宁八年(1075) 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颁行王安石《诗》《书》《周礼》新义于学宮，可在第二年的时候，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神宗皇帝又以吴充、王佳为相，冯京参知政事。
王安石的两度沉浮，证实了变法碰到的困难和危机。自古推行新法本就举步维艰，但是也要当政者立场坚定，但是宋神宗犹豫不决、皇恩的变幻莫测让王安石渐渐失去希望，他和苏轼一样，本质上带着失意抱憾终身。
不过万幸，尽管王安石不再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但他掀起的变法之巨浪以由此而来的朝廷、社会巨大变革仍在继续，他以一己之力掀起来巨大波浪，让人不得不重视他。
而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正作于此，他原本一腔抱负化作对亲情的不舍，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子由相依为命，或许在月色之中看似豁达的诗里还藏着他的一腔失意，但是无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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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神宗身边是韩绛、吕惠卿、吴充、王佳，这些人对变法的态度，可以也说像王安石一样热切，却并不像王安石一样为国着想，不过是借这新法而捞取政治利益，不过是想着借着大锅分一杯羹。
此前王安石对苏轼的打压，只是嫉恨惧怕其对变法的反对及破坏力，只是单纯为了为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清除异己而已，为了新法的推行，他做了此事。
可是吕惠卿、王佳等辈对苏轼的成见、敌视、排挤则更多是出于私欲，他们害怕苏轼，更嫉妒他被仁宗皇帝嘉许的才华，而一举对他展开打压。
苏轼的政治处境比之前更加不安，苏轼的几度沉浮，终于还是看清了一些现实，判抗三年不得调任升迁一步，苏轼对政治产生了恐惧。
在《密州谢上表》中，苏轼自称：
“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
而在保州低越地点表示:
“期无调手动，既然回朝廷无望，庶少逃于罪戾。”
今天，我们读苏轼的《后杞菊赋》，看他这样描述饥饿，当前是如何靠食菊饱復:“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塔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顰蹙，举箸噎呕。”
“求杞菊食之，打腹而笑。”可以看出，苏轼出任密州，当时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就连苏轼这个做官的人员都食不果腹，长年以花草为充饥之物，更不要说是穷苦的百姓了，而苏轼作为诗人的浪漫却在这里化为乌有，一切本当惬意的笑皆为化作对生活的无奈，或许更是说不出的寂寞。
此后还有历史上更大的“乌台诗案”等着他，这种寂赏如夜色时分的密州山城，他无法抵御接踵而至的黑夜。
不过是怀才不遇的伤心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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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茫茫中，你我溺逝于人潮拥挤中，相聚片首，还好与你共烹茶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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