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人都能够根据对方与自己的远近亲疏来实施仁慈与慷慨，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秩序井然，社会公共利益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我们应该遵从“自然”为人类所制定的各种原则，社会的或是公众的，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追求良好社会状态的最初源泉。社会原则通过理性和语言在人与人之间拉起一条相互联系的纽带，并且通过教育、通信和推论等为这条纽带涂上了友爱的色彩。我们知道，动物之间是谈不上所谓的善良、平等或公正的，更不用说理性和语言了。而我们人类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将动物的兽性摆脱开来。所以说，这条纽带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它的连结下，每个人都拥有了享用“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共享资源的权利。不仅是这样，这条纽带还让人类认识到：根据各项法律的记载，私有财产固然受到不可侵犯的保护，然而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像柏拉图所言的：所有财物在朋友间都不分彼此。诗人恩尼乌斯也曾经用诗句来表现了他对共同财产愿望的描绘：
“那些为迷失者带路的好心人，
他们用自己手中燃烧着的火把将对方的火把点亮，
然而，他们手中的火把却不会因此而变得微弱。”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示范性地存在于这个例子当中，它让我明白，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也应当以宽厚的心境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帮助从来不会让我们若有所失。除了恩尼乌斯的这首诗，在社会中还流传着诸多关于互爱关怀的谚语，如“对于流动的水源，人人都享有使用权”，“我们的火种可以供每个人享用”，“帮助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主意”，等等。
这样看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行为既不损失于施恩人，而对受惠人也有相当的帮助，所以为了社会公益能更快地向前迈进，我们更要多做善事。然而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又由于需要帮助者人数的众多，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恩尼乌斯所讲的借与火种的理性方式去实施恩惠。
除了我们都属于人类这个一般意义上的类同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并不相等。民族、部落和语言的异同也是决定远近亲疏的重要因素。例如，由相同语言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由于他们共享着广场、神殿、商店、街道、雕塑、法律、选举权等相同的事物，因此他们就比不同语言和不同城市之间的人们关系更加亲密。至于经常往来的朋友、亲戚和生意伙伴之间的紧密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相比起其他社会关系，亲人之间的联系则更加紧密。可以这么认为，亲属是广大社会关系中范围最小的那个领域，而夫妻则是这个小区域中最基本的关系纽带，因为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共同的生殖本能。除了夫妻关系之外，父母和子女的联系也是建立家族纽带的基本单位，更是建立国家和政府这类大单位的基层组织。再往下，兄弟姐妹就是次于父母子女的下一层纽带，紧接着就是祖孙关系。这样一层包裹一层、一层大于一层的亲属圈子逐渐向外围扩展，促使一个区域中的人与另一个区域中的人相结合，形成新的家庭，这些家庭之间又形成家庭，这种亲情纽带的延伸其实也类似于殖民地的扩张。这样，蕴涵着善和爱的血缘关系将人与人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共享着相同的传统、相同的祭祀仪式等等；最后，国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来。
其实在我看来，在所有由友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中，唯有连接相近性情和志趣的友谊关系最为坚韧。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当在别人身上找到一种道德上的善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这种优秀品质所吸引，并且希望与这个人结为朋友。而在这种优秀品质中，最能够让我们青睐的就是公正和慷慨。我们会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戴那个与我们有着相同志趣和爱好的人；另外，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志趣相投更容易结成至亲至善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几个人和谐共融，理想的友谊就是这样形成的。此外，友善的互助也可以形成牢靠的关系，但是也要把握好友善相助的程度，防止过度的相助导致友好关系的变质。
用理性的眼光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人们之间各种密切关系都是在国家这个大范围内生成的，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是何等紧密啊。我们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都是在国家这个大熔炉中凝结起来的。每个爱国者都愿意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对比之下，那些最可耻的人就是为了个人荣辱而将祖国出卖的叛徒。
我们每个人承担的责任都有轻重主次之分，在这么多的人际关系中，父母位于我们承担的道德责任之首，位于第二的是对于子女和其他亲人的赡养，最后就是与亲戚朋友的和睦相处，同甘苦，共患难。所有我们涉及到的人都是我们施惠和慷慨的对象，特别是在友谊的纽带中，我们不仅要互助友爱，而且在朋友犯错误的时候还要给予适当的批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就是由志趣相投的朋友所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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