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鴉片戰爭以後的平靜時期不同，這時各省出現了一批朝氣蓬勃的督撫，此是反對太平軍的戰爭所賜。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雖然專心致志地進行內戰，但也關心在與西方商人、傳教士及領事官接觸時經常發生的麻煩問題。他們支持宮廷堅守和約的政策，但也採取了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
他們對西方技術的興趣是直接由內戰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國藩已從廣東購買洋炮。曾國藩本人認為，湘軍在湖南湖北地區獲勝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後來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聯軍的火力輕易地打退了太平軍，這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雖然反對俄國提供海軍援助以鎮壓太平軍的建議，但仍提倡“師夷智”，並且試圖製造西方槍炮和建造汽輪船。1861年8月，當曾國藩支持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時，他強調必須學會在中國生產新軍事裝備的必要的技術。因此，必須“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1861 年收復安慶後，曾國藩派了幾個具有一定科技知識的中國數學家到安慶的兵工廠，其中有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
曾國藩的自強觀點不只是單純地採用西方技術。他經常反覆強調他的觀點說，要安置“賢且智者”到成為武力基礎的管理崗位上去，並且他很重視自己倡導的關於組織和訓練軍隊的主張。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術。1862年6月，他的日記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1862年初李鴻章在準備援救上海時，似乎就已決定“用夷變……圖在復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當李鴻章和他的淮軍乘著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通過太平軍控制區沿長江順流而下時，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機會思考西方技術的價值。李鴻章從上海不斷地寫信給曾國藩，讚揚外國軍隊遵守紀律和外國槍炮的巨大破壞力。他在評論次戰役時說， “洋兵數千槍炮併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
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用西方武器來裝備它的一部分部隊，並且開始習西洋操練。李鴻章說:“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鴻章在上海獲得的處理世界事務的知識，更加深了他的個人閱歷。1863年他寫信給曾國藩說:“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幾年來，俄國和日本已經獲得了西方技術；他們的大炮和輪船也漸漸地變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們與英法進行競爭。
“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李鴻章除了認識到中國軍事上的弱點外，在與富饒的西方對比之後，又痛感中國的貧困。他對洋人在條約商埠中所取得的經濟勢力感到憤慨，因此認為自強是一-個長期的需要。李鴻章的著眼點並不侷限於單純使用西方武器。
根據他在上海的經驗，他多少已知道一些關於機器生產的複雜性及西方挑選和培養人員的辦法。他得出的結論是，自強需要調整中國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當他建議在上海設立一- 所外語學校時，他還要求學校教授西方的數學和科學。1864 年春，他給恭親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條他稱之為變法的建議。
李鴻章抱怨在政府的從事制度中強調文字之學。其結果把軍事交給了一些未受過軍事知識訓練的人，而這些人與上流人物一樣蔑視技術。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李鴻章還指出，中國還因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和協調而吃盡苦頭。“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併。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李鴻章推測歐洲在這方面的制度則不然，在那裡據說機器的發明者- -定會得到當官的榮譽:“(在西方)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
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技術的精神很使李鴻章感動。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經把名門子弟送到西方工廠去當學徒，以獲得“制器之器”，然後在國內安裝。如果東海彼岸的小國日本尚能及時改變它的政策，難道中國就不應該改- -改它的政策？李鴻章引用了《易經》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窮，事事可通。”他建議朝廷在用人時採用新政策，其辦法也許是在考試製度中對精於技術的應試者另設新科。
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鴻章關於考試製度方面的建議從未被清帝認真考慮過，雖然恭親王確實把李鴻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摺上。
李鴻章的主張的具體結果是清帝批准創辦江南製造局(1865 年創立)。他在一份關於這一大工程的奏摺中，詳細地談到了機械對民生所作的各種貢獻。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
左宗棠(1863- 1866 年任閩浙總督)也持有李鴻章關於自強的一些觀點。 他直到1862- 1864年才 真正強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戰，當時他在浙江指揮反對太平軍的戰役，並且經過一番猶豫後，決定接受由法國領導的法華聯軍的援助。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國人給他帶來了關於西方的輪船和火藥武器的知識。
鎮壓太平天國以後，部分地由於法國人的勸告，他建議北京採用西方的技術，特別應採用造船的技術。西方的大炮並沒有使左宗棠產生深刻的印象，這也許是因為援助他的那支法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英國人和常勝軍所擁有的、併為李鴻章目睹的那種現代化大炮。但他對輪船在1864年收復杭州的戰役及以後兩年對沿海海盜的戰鬥中所作的貢獻非常欣賞。
像曾國藩樣，左宗棠也認為自強政策應包括改進吏治和實行更嚴格的軍訓制度。但他強調必須學會西方的技術。“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左宗棠為人很謙虛，所以看到了中國知識遺產的弱點：“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
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從建議在福州建造海軍船塢(1866年建成)起，就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強運動的倡導者。但他以後在中國西北的15年中，雖然最後在蘭州建了一個毛紡廠，但他的職務與李鴻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機會貫徹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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