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關注，病原體被鑑定為SARS-CoV-2 。截至2020年4月16日，全球確診病例累計超過200萬例，死亡14萬餘例，對人類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 由於其最近出現，因此關於SARS-CoV-2感染後病毒行為和宿主反應的信息很少。
2020年4月18日，美國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BenjaminR. tenOever團隊在Cell 在線發表題為”Imbalanced host response to SARS-CoV-2 drives development of COVID-19“的研究論文，該研究提供了對SARS-CoV-2與其他呼吸道病毒相比轉錄反應的深入分析。SARS-CoV-2感染的細胞和動物模型，除了COVID-19患者的轉錄和血清概況分析外，還始終顯示出獨特而異常的炎症反應。
儘管有SARS-CoV-2病毒複製，但宿主對SARS-CoV-2的應答未能啟動強大的IFN-I / III應答，同時誘導了募集效應細胞所需的高水平趨化因子。由於減弱的免疫反應將使病毒持續複製，這些發現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在合併症患者中更經常觀察到嚴重的COVID-19病例。
由於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關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被認為是從動物傳播的，病原體被鑑定為SARS-CoV-2。到2020年1月，懷疑最初受感染的患者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感染了該病毒。自2020年1月以來，該病毒已迅速傳播到中國大部分地區和其他國家。截至2020年4月16日，全球確診病例累計超過200萬例，死亡14萬餘例。這些數字每天都會更新，而且預計還會進一步增加。
通常在細胞水平上開始對病毒感染的生理反應。病毒進入後，受感染的細胞通過使用多種模式識別受體（PRR）中的任何一種來檢測病毒複製的存在。這些受體通過物理接合不同病原體共有的不同結構，充當細胞內外各種微生物的前哨。在病毒感染的情況下，複製的細胞檢測很大程度上由細胞內PRR家族介導，這些家族的PRR感知在病毒複製過程中經常形成的異常RNA結構。
病毒特異性RNA結構的參與最終導致這些受體的寡聚化和下游轉錄因子的激活，尤其是干擾素調節因子（IRFs）和核因子NF-kB。IRF和NF-kB的轉錄激活導致啟動兩個通用的抗病毒程序。首先是細胞抗病毒防禦的參與，這是由I型和III型干擾素（IFN-I和IFN-III）的轉錄誘導以及隨後干擾素刺激基因（ISG）的上調介導的。抗病毒反應的第二個方面涉及白細胞特定亞群的募集和協調，這主要是由趨化因子分泌產生的後果。
這種廣泛的抗病毒反應對病毒施加了選擇性壓力，並導致了無數病毒對策的發展。因此，宿主對病毒的反應通常不統一，並且感染可造成不同程度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代表著嚴重且迅速發展的全球健康危機。為了更好地瞭解該疾病的分子基礎，研究人員試圖在各種模型系統中表徵對感染的轉錄應答，包括體外組織培養，原代細胞的體外感染以及從COVID- 19患者。研究人員選擇表徵對SARS-CoV-2的轉錄反應，並確定其與普通呼吸道病毒（包括A型流感病毒（IAV））的比較。這兩種呼吸道病毒均編碼多種不同的IFN-I / III拮抗劑。對於密切相關的SARS-CoV-1，IFN拮抗作用已歸因於ORF3B，ORF6和核蛋白（N）基因產物。SARS-CoV-1還編碼nsp1，這是一種核酸酶，已參與切割宿主mRNA。與SARS-CoV-1類似，IAV還編碼IFN-I / III拮抗劑非結構蛋白1（NS1），該蛋白通過結合並掩蓋感染過程中產生的異常RNA阻止PRR的初始檢測。
在這裡，研選擇表徵對SARS-CoV-2的轉錄反應，並確定其與普通呼吸道病毒（包括A型流感病毒（IAV））的比較。 總之，這些數據表明對SARS-CoV-2的總體轉錄誘導是異常的。儘管有病毒複製，但宿主對SARS-CoV-2的應答未能啟動強大的IFN-I / III應答，同時誘導了募集效應細胞所需的高水平趨化因子。由於減弱的免疫反應將使病毒持續複製，這些發現可能
解釋了為什麼在合併症患者中更經常觀察到嚴重的COVID-19病例。參考消息：
https://www.cell.com/pb-assets/products/coronavirus/CELL_CELL-D-20-0098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