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二戰後受命於美國政府，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撰寫調研報告，目的在於為美國管制戰後的日本而提供方法和策略。報告以《菊與刀》命名出版，引起強烈反響，被譽為“現代日本學的鼻祖”。
這本書在書架上放了很多年，每次想打開都有些猶豫，有些心痛。潘家峪慘案就發生在我的家鄉，國恨家仇銘刻於心，不忍卒讀。
2020年多事之春，躲在家裡避疫，有大把的時間用來讀書，但我還是沒有觸摸這本《菊與刀》。直到突發了一件讓我瞠目結舌的事兒，我才有好奇與勇氣來閱讀它。日本愛知縣豐川市曾經向無錫市新吳區捐助了4500個醫療口罩和500套防護服。“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日本人的友愛讓中國人感動不已。出人意外的是日本疫情嚴重的時候，這位市長居然說：“我們之前曾經援助45000只口罩，如果有剩下的能不能還給我們？”
送出去的東西有沒有要回來的道理？
一個堂堂市長怎麼能拉下臉鬧出這種令人不齒的笑話？大和民族彬彬有禮的掩蓋之下究竟有著怎樣的民族性？帶著這樣的疑惑來讀書，讀美國人眼裡的日本。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士兵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日本歷史故事中永恆的主題是報復:一種是向你犯錯誤而他卻沒有犯錯的人進行報復;另一種是向侮辱自己的人進行報復，即使對方是自己的君主。這兩個報復的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情節也多種多樣。但在日本當代的歷史故事、小說及紀錄片，我們就會很清楚地看到:儘管日本人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報仇，今天日本人在現實生活的復仇行為並不比西歐的多，甚至比西歐的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對他們的名譽不再看重，而是意味人們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日益由進攻性的演變成了自衛性的。人們對恥辱感仍然看得很重，但人們現在更多地是以自我麻痺來代替爭打獨鬥。明治維新以前，由於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復仇可能性還比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使人們越來越難進行復仇行動。如果真的要復仇，那也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人們可以玩弄一些伎倆向敵人進行報復而使對方毫無察覺。這點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為了不讓對方察覺，主人將糞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而客人竟也真的毫未覺察。可是今天，就連這種隱秘的手段也很少能夠被應用了。今天，人們只有兩種抉擇:一種是把這種侮辱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幹“不可能”的事;另一種就是繼續對這種侮辱懷恨在心，從而使自己一事無成。”
這兩段文字我用黑色的鉛筆劃出來，仔細體會。感覺作者的視角獨特而凌厲，值得揣摩。如果僅就日本普通市民來說，討回贈送的東西是奇恥大辱，有悖於他們的傳統教育，面子比生命重要。但對於一個官員，責任重於面子，他要對自己的市民生命負責，更要對自己考慮不周失職而承擔一切後果，所以市長的訕笑裡也有些許的無奈和坦然。
履行義理是日本人理所當然之事，似乎是一種條件反射。自己強制自己，真的是一門需要訓練的功夫。奇怪的是，這是一門幾乎所有傳統日本人都會的功夫。而第十一章就是講如何訓練。其中提到一種日本人經常強調的“無我”，是日本人苦苦追求的境界。即履行義理時，日本人不想見到自我監視，他們將自我監督都視作一種“恥”，通過訓練，正是可以達到這種“不需要自我約束”的境界。修養就是磨掉“身上的鏽”。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它會使人變成一把鋒利的劍。
菊在日本代表著皇室的家徽，更象徵著一種謙和、淡定的日本人形象，而刀是日本武士所隨身佩戴的飾物，菊與刀就象徵著日本人不同的兩面，當這兩種完全相對立的精神品質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創建了日本民族。義理高於一切。在戰敗前一刻，太平洋島嶼上的日軍極度奉行不投降主義而寧願“全體玉碎”、本土上的國民叫嚷著要用竹槍抵抗美軍進攻，而一旦天皇宣佈投降詔書，軍民立刻放下武器，迎接美國大兵，並展現出令人不解、出人意料的合作態度。這源自臣民對主君的義理。
日本人把一些美德極端化,而極端化了的美德並不可愛。天皇的神聖位置是通過長久的傳統和一套套莊嚴的儀式得來的。他被排除在一切爭端的領域之外。
觀日本人的所作所為，品讀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感覺她如同彼岸綻放的花朵，儘管隔了時空的距離，依舊讓人體會到了質感的芬芳。所以，願意推薦給同道書友，以饗所有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