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輪迴。
2000年左右，在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大量修建鐵路、港口、高速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為中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和重化工業發展提供了基礎設施支持，順應了產業週期，為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2010年左右，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了耗資四萬億左右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第二次大規模投向高鐵、公路、水利和市政管網等領域。有人將此次基建比喻為信貸放水，大水漫灌。因沒有順應產業週期，這次基建產生了推高房價以及嚴重產能過剩等問題。
在2020年2月3日到3月4日，決策層在30天內至少5次部署與“新基建”相關的任務。然而“新基建”並非新生事物，2018年底就曾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如今，受新冠疫情影響，為平滑經濟波動，“新基建”的進程得以提速，有望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支點。
按照之前央視報道，“新基建”主要涉及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
七大領域產業鏈廣泛延伸，囊括產業轉型發展、創新驅動、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生態環保、民生和社會事業六大領域，觸及信息傳輸、智慧城市、物聯網、健康、醫療等眾多方面。
“新基建”一個“新”字，既是對上次四萬億基建投資經濟性的反思與總結，又是在當前經濟背景下的與時俱進。
“新基建”能否起到逆週期調節、對沖經濟下滑的作用？又能否順應產業發展趨勢，從供給端提升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融中財經採訪了三位深耕於“新基建”相關領域多年的投資人，希望能夠為用戶呈現一個更立體化的“新基建”。
政府進行引導，市場化機構為主要投資主體
“所有經濟都是硬科技基礎設施先行，有了基礎設施之後，上面才能跑各種應用。”中科創星創始合夥人米磊娓娓道來，美國基建共經歷了三輪，第一輪是19世紀60年代的全美鐵路大基建實現了全國交通統一，拉動了經濟增長。第二輪，二戰後修建高速公路讓經濟連續增長三十餘年。第三輪，20世紀90年代，修建國家信息高速公路（光纖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拉動了整個IT產業發展。
在米磊看來，目前我國的“新基建”，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國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級版，勢在必行，且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支點。
新基建“新”在本質內涵，而非新的外在形式。達晨財智合夥人竇勇深耕信息技術領域多年，他認為“新基建”是“熟悉的配方，不一樣的味道”。
“‘新基建’不僅限於新興產業相關的基礎設施，適當擺佈的‘鐵公基’建設，同樣屬於新基建範疇。雖然從各省相繼公佈的投資數據來看，5G、雲計算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投資金額佔比較小，但告別了原來修路修橋的‘套路’，對於抓住新經濟的核心動能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這與北京基石基金合夥人秦少博的看法不約而同，5G基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5個領域是以新經濟為代表的新基建，而“特高壓”和“軌道交通”並不是所謂的新起點，是在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做了延伸。
“軌道交通的投資大邏輯沒變，以大鐵和高鐵為代表的行業處於高位運行的歷史週期，增量不多，但每年有8000個億的投資。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中的‘軌道交通’指的是以地鐵為代表的‘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個頭小但需求龐大，處於高複合增長狀態，將來在增量拉動上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從“新基建”的投資主體角度看，政府投資和產業投資之間是否有鮮明的界限呢？
“無論是從投資規模還是收益角度看，基礎設施層面的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量和時間性，都需要政府層面作為主導，鋪建好底層的高速通道、做好制度層面的建設，合理高效開放資源，鼓勵創新應用的誕生。”竇勇告訴融中財經，“產業資本則因其規模和對投資收益的追求，更多的是關注在創新應用領域，利用市場資本配置的高效性，實現產業落地的價值體現。從而形成良好的生態循環系統。”
秦少博形象的將政府投資比喻為大水漫灌的普惠性投資，新基建則是對7個垂直領域的灌溉，“政府投資具有導向性，拉動的是中長期需求。產業投資關注中長期需求裡面產生的很多To B、To G的生意，並順著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疊做投資。如果從買賣雙方的角度看，政府投資是大買方，投出去的錢提高了市場容量，讓很多賣方在新增空間內都能分到蛋糕。”
在政府指明方向，市場需求拉動的過程中，民企在推動這些領域的發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放眼人工智能市場，領軍企業大多是民企。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領域，市場切入點和應用場景的摸索，也大多經過民企的多次試錯。從投資角度看，5G大多是國企投資，其他領域是國企和民企共同投資。
對於哪個“新基建”細分領域蘊含的投資價值最大，投資機構見仁見智。
米磊看好光電芯片和光模塊的發展，“5G和物聯網是人工智能的基礎設施，而光電芯片又是5G和物聯網的基礎設施。未來不是消費電子的時代，而是消費光子的時代。在雲計算中心、5G等領域，光模塊增長倍數較大，比4G時增長了8倍多。相關產業鏈上的公司價值增量也會大一些。”
隨著“新基建”的方向越來越清晰，主打硬科技的中科創星在投資策略上更加堅定，“5G的建設是持續性的，每年的投入是確定性的。對於投資機構來說，市場風險是投資領域最大的風險，現在預期明確，市場風險就降低了。”
竇勇對信息技術領域有著深刻的理解，“從5G建設視角來看，整個產業尚處於建設週期，現在的投資機會更多集中在為5G做配套的企業。信息安全是除計算、存儲、網絡外第四大IT基礎設施建設，全球產業規模達到千億美金的範圍。IT基礎架構從信息化向雲計算、移動互聯再到現在的萬物互聯，整體的基礎架構驅動著信息安全產業的發展。安全事件的頻發，民用的勒索軟件、軍用的病毒武器，讓整個信息安全產業逐步成為了行業發展的重心。”
雲計算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板塊是達晨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領域。達晨從系統服務、基礎器件、雲計算、大數據、網絡安全、垂直行業應用進行了系統的生態佈局，累計投資的企業家數超過了60家以上，形成了細分領域全產業鏈的生態佈局投資。
秦少博則更為看好軌道交通，“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軌道交通上的很多投資需要按發改委的規定完成，這是一個短期的利好，對產業鏈上裝備製造、電氣化、信息化為代表的板塊都有推動。另外，里程和運營週期越長，軌道交通的後維護市場就越大，這是行業普遍認同的一個更長期的持續性市場機會。”
主要發起人為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的北京基石基金，曾發起設立國內第一支軌道交通產業基金，對基礎設施量級上的產業鏈做過系統梳理，習慣以產業鏈的方式進行投資佈局，近年來除軌道交通之外，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雲計算產業鏈、工業互聯網產業鏈、信息安全產業鏈，包括部分涉及到5g等領域皆有佈局，其中佈局軌道交通的投資佔比最高，佔總投資額的40%左右。
秦少博告訴融中財經，“立足軌道交通，從一級市場的角度看，疫情對產業鏈上的佈局、投資邏輯影響不大，需求會因為疫情延遲，但不會取消，今年訂單少，明年訂單一定會多。因為需求形成的商業邏輯和供需邏輯不會變。”
“新基建”產業鏈上哪些企業會脫穎而出？
復工一個多月來，北京基石基金主要做了一件事：考核疫情對各行業的影響，以及對已投項目和正推進項目的影響。
最終，基石得出一個結論：以能源、電廠等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國計民生領域、被國資壟斷或控股的企業當仁不讓的衝在了復工復產的前面，產業鏈率先復甦；需求非剛需、在既有業務上做優化的部分行業在觀望，整個產業鏈復甦還需等待一定時間；TO C端的餐飲旅遊等行業則需要再過兩個月才能看到復甦希望。
復甦和行業相關，也和企業自身關係密切。在後疫情時代，“新基建”風口之中，哪些企業會趁勢而起？基石基金內部曾做過研究，認為疫情之下最具反脆弱性，也最獲機構青睞的企業具備四個普遍性要素：
- 一、在產業鏈上已經做到了很好的卡位。比如位於第一梯隊，或在競爭當中處於相對穩定前進的一種狀態。
- 二、綜合能力較為均衡。技術有突出性，商業化推進風口落地能力較強。
- 三、有前瞻技術儲備。一個公司在風口來的時候能否抓住，技術厚度夠不夠很重要，新基建落地，談起來很宏觀，但真正落地需要具體的技術和提前佈局的解決方案。
- 四、公司提前捕捉到新基建的趨勢。如果在國家提“新基建”之前，公司上下包括決策層就係統的考慮過這件事，他就相當於提前捕捉了先機。這樣在各層面上的準備就會較充分，調動核心資源做響應預備。
同樣的問題，竇勇將答案鎖定在兩點：能從賽道脫穎而出的企業，普遍都具備較高的研發投入和商業變現能力， “新基建所涉及的課題都是具備較高技術需求的產業，技術迭代層出不窮，迭代週期明顯縮短，因此，具備較高的研發投入能力是能從賽道跑出來的基本條件。企業不是政府投資，需要考慮經濟效益，所以後期的商業落地變得極其重要，否則無法長期生存。”
“企業在產業鏈裡是否解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並且具有高技術壁壘，是其能否脫穎而出的關鍵。”在米磊看來，何時入局也很重要。“如果企業處於創業初期，太早期的項目產品還沒出來，可能已經趕不上新基建這波了。如今能跑出來的，肯定是提前幾年佈局的企業。”
“新基建”踐行過程中的機遇和挑戰
如同任何新事物剛出現時一樣，“新基建”迎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
“‘新基建’是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最簡單有效的辦法。短期有助於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改善民生福利。”以恆大研究院任澤平為代表的“擁護派”呼籲，在中美貿易摩擦下，“新基建”是“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關鍵殺手鐧，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勝負手。”
然而，也有行業人士發出不同聲音，稱要對“新基建”保持警惕。“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基礎是民企，推行‘新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刺激民企借貸卻不能使其獲得稅費減免，會刺激出新危機。拿軌道交通舉例，之前運行的線路裝載率不高基本上等於閒置，在這個基礎上再推動就是看得見的浪費。”
對於上述“浪費”論調，秦少博笑了笑，“這是犯了算小帳不算大帳的錯誤，路網的價值在於推動了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流動。有了可走遍大江南北的高鐵網絡才有商機，有商機才有商業的繁榮。基建無論新舊，對GDP的拉動都是算總賬的事情。新基建絕非權宜之計，是符合大勢的重大決策，將托起長週期的國運。”
當然，挑戰終歸存在。“如何把國家行為沉澱或轉化成市場行為是新基建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各個領域中，大趨勢在決策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市場主體在響應國家對於整個宏觀佈局訴求的同時，還得算自己的賬，如果轉化不好，落地週期就會很長。”
米磊從十年一週期的“新基建”中，看到了蘊含其中的重大機遇，發展產業要先行基礎設施，基礎設施起來之後，就會有後面的眾多應用。“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建設節奏和應用跟進的速度是否匹配。這個領域的市場需求量是多少？是否有足夠多的應用會起來？新基建投入規劃一定要符合市場規律，因為最終還是要讓市場買單。”
“無論是5G、雲計算中心，還是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領域，我們尚未做到100%的自主開發。由於國內的產業重應用，輕底層。底層平臺架構的開發所需要的資金投入和人才儲備目前都存在嚴重不足。所以加大對於基礎數學、物理等相關領域的人才培養顯得非常重要和迫切。”竇勇篤定地告訴融中財經，核心技術的自主開發很關鍵，應引導市場對於基礎平臺的投資。
“新基建”，有新意，須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