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寵臣”的事例
我們先看幾個事例。
1、宋太宗趙光義。他是宋朝第二位皇帝，也就是太祖的弟弟。太宗時期，有位被稱為大宋諫臣第一人的宰相寇準。有一次，寇準在殿上向太宗奏事，由於話不投機，太宗氣憤地站起來要走。寇準立馬拉著太宗的衣襟，請他又坐下來。直到事情決定之後，寇準才退下。因此，太宗十分欣賞他，經常說：“我得到寇準，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樣。” 寇準居然敢直接拉著太宗的衣襟讓他坐下，夠膽大包天了吧。
2、宋仁宗趙禎。我們都知道，宋朝的皇帝大多都有一個特徵，就是都好說話，出了名的脾氣好，比如宋仁宗趙禎，他就是第一個諡號為“仁”的皇帝，宋朝第四位皇帝，他的“仁”是出了名的。而宋仁宗在位時也出了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清官，他就是包拯。包拯一生公正聯名、鐵面無私，在皇帝面前說話也是直言相勸，屢屢直諫。有一次，宋仁宗經不住張貴妃吹的枕邊風，要在朝中為張貴妃的伯父安排一個重要的職位。包拯知道後，直接找到宋仁宗上諫，當著宋仁宗的面兒，不依不饒，說這個人不堪重任，不能擔任此要職，連說話的唾沫星子都噴到宋仁宗臉上了。宋仁宗面無怒色，居然沒發火，還一邊擦臉一邊和他辯論。呵呵！光這一件事就可以體現出宋仁宗這個人是多麼的寬容。
3、宋神宗趙頊（xū）。上面的宋仁宗仁愛寬厚，那我們來看看一個一腔熱血、銳意進取，勵精圖治的皇帝。對，就是宋神宗趙頊，他是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在即位之初就耳聞目睹了大宋積貧積弱的困境，一即位就召王安石變法，就是這樣的一位皇帝對文臣也是束手無策。有一次宋神宗想要處死一個有罪的臣子，但遭到朝中官員反對，他們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殺掉這個士大夫無異於違背宋太祖的祖訓。無奈之下宋神宗將其改為“刺配遠惡處”，可這個時候文臣章惇又站出來說道 “士可殺不可辱”。宋神宗一聽氣得不行，但又無可奈何，感嘆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滿朝大臣們則回懟 “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懟得是體無完膚啊。
二、“寵臣”的由來
那麼宋朝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何在？是如何來的呢。
我們知道，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前，社會經歷了安史之亂以來長達200年的諸侯割據和軍閥戰亂局面。趙匡胤建立宋朝後，重新恢復了華夏地區的統一，使社會從亂世之中穩定下來。
連年的戰亂讓當時的武將成為了朝堂之上的最主要的力量，而這些文官卻形同虛設，沒有什麼實權。五代時，由於皇權衰微，兵權旁落，因而兵變不斷，不僅禍亂朝政，而且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亂世之中要靠武力去奪天下，這給儒家文化帶來了很大的衝擊，造成當時的中國文化發展是比較落後的。
加上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禁軍統帥,靠部下將領的擁護,發動陳橋驛兵變,奪得後周政權,才建立的大宋。他故特別害怕部下掌握兵權的將領效法，所以趙匡胤在建立宋朝以後杯酒釋兵權收回了兵權，防止陳橋兵變重演，開啟了以文治國的基本基調。同時奪天下要靠馬上的武將，但治天下就要靠馬背下的文臣了。所以宋朝開始重用讀書人，用這些文官來治理國家，還通過科舉來選拔大量的人才，快速招募了一大批有見地有謀略的知識分子。
關於“寵臣”的由來，有種說法，說是趙匡胤為了保持這個以文治國的基調，就給他的繼任者們定了一條規矩，他把這條規矩刻在了一塊石碑之上，立於太廟之中，史稱“太祖誓碑”。我們也可以衝以下文獻找到記載：
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輒易。（《三朝北盟會編》）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宋史》曹勳傳）
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揮麈後錄》）
雲太祖於太廟立有誓碑,其中一條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避暑漫抄》）
碑文的內容就是：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殺士大夫”就是其二。
之後的新皇帝繼位去朝拜完太廟之後，必須打開封閉在夾室裡的這塊石碑默誦誓詞，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也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直到 “靖康之變”，金兵攻佔了開封時，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由此人們才能一睹此碑的真容。
可以說，宋太祖立的這塊碑，其效力相當於國家權威，宋王朝對於士大夫的寬容優待，這塊誓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第一，趙匡胤為開國之君，所以這塊碑文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太祖，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束縛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當於祖訓一般的存在；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詛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後世的皇帝大多嚴格遵守了此碑文約定，從此以後宋朝也的確很少殺文官了，哪怕是王安石、蘇軾這些變法失敗的文官，還是留住了一條性命。縱觀歷史，變法失敗者都以悲慘收場，所以統治者對王安石、蘇軾的處置算是寬大為懷了。
有人懷疑這塊碑文的真偽，因為這塊石碑至今沒有找到，正史中也沒有記載，所以無從考證，但宋朝“不殺士大夫”是不爭的事實，就算沒有碑文，應該和宋太祖趙匡胤有直接的關係，也應該有類似於祖宗家法之類的有關誓約，不然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王朝，豈能容忍手下大臣對皇權如此挑釁。
三、“寵臣”的影響
1、積極的影響
宋朝對文臣的寵幸，直接加速了中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國民經濟地騰飛，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也顯著提高。當時大宋的城市化率達到驚人的30％以上，GDP佔到全世界70％以上，而當時大宋的人口占只佔世界人口的15％左右，科技水平發展上已經領先於歐洲幾百上千年。當時就出現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批黑科技，比如四大發明的印刷術就是宋代發明的、其他三大發明都在宋代發揚光大的，同時宋代還出現了一大批的文人騷客，留下了一大批文化瑰寶，更是留下了許多璀璨的精神財富。
2、消極的影響
“寵臣”直接危害就是壯大了士大夫集團的勢力，容易形成類似於“朋黨”一樣的組織。
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很顯然，朋黨並不是什麼好詞。朋黨一旦形成，壞處極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只要是圈內的，不管好壞，一律支持；但凡是圈外的，不論美醜，一律反對。
（1）容易形成裙帶關係，組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
宋代選拔官員，除了通過科舉制以外，一些德高望重的文臣也可以通過舉薦他人進入仕途。這就會衍生出了一系列裙帶關係，這些人為了爭權，就需要極力擴大自己的利益集團，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舉薦一些自己的家族知交、舊部親友一類的形成了自己的集團，簡單說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2）容易形成“護犢子”。
一旦裙帶關係形成，使得他們的利益形成一致，那就容易形成“護犢子”，哪怕彼此都不認識也不瞭解，但是如果有任何一個士大夫犯錯，其他的就會拼命偏袒，動用全部集團力量，就算是罪大惡極的人，也會靠裙帶關係免於懲罰，以達到維護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利益。
（3）容易排除異己，一支獨大
士大夫集團如果想一直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不斷壯大自己、削弱敵人。這就容易產生排除異己的現象。說白了就是隻要是圈內的，不管好壞，一律支持；但凡是圈外的，不論美醜，一律反對。你想要在這個朝堂上生存，要麼跟我們一夥，否則就是敵人。所以，宋朝的士大夫集團越做越大，導致宋朝朝堂之中嚴重偏頗，沒有任何一方勢力能夠與士大夫集團相抗衡，所以宋朝的武將的日子一般都不好過，甚至連皇權也嚴重的被削弱了，導致皇帝也只能依附於士大夫集團，當時宋朝的皇帝哪怕是想挪用一個小小的官員都要通過士大夫集團的同意。甚至到了北宋後期，士大夫階層甚至都懶得再找藉口，只要誰犯錯，就會頂一句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士人。這也演變成了宋代朝堂上的潛規則。
所以，宋朝寵幸文臣，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是比較巨大的。宋朝的長期軟弱及最後的滅亡，可以說無不與士大夫集團一支獨大有莫大的關係。將士在前方戰場浴血奮戰，文官卻在廟堂之上拉後腿，甚至背後捅刀子，這樣的王朝，就算經濟再發達，沒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只會招致強盜的覬覦，最後錢都成了別人的錢。就像現在的美國在全球到處褥羊毛一樣，褥你沒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