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已矣！恍惚迷離，昏暗而沉重地在心頭晃盪，只留下無聲的記憶。眼前舊址上是新建的樓宇，已難以復歸原有的鮮活，留下來的僅是心靈的追溯或相冊中一些黑白的老照片了……只是那扇一米見方的雕花的搖頭格窗，窗格中鑲著的三個字“德樂園”是我自題的，一直懸掛在畫室的牆上，這是老屋留給我唯一的藝術品。小時候我的最初的藝術形象思維是來自老屋斑駁的牆壁，糊滿報紙，落滿塵埃，脫落後露出似乎是歷史的畫面，像雲、像海、似龍非虎，或人像或鳥獸。我躺在床上，昏暗的光線折射出我想象的空間。
老屋坐落在江南小城蕪湖後家巷內，和索民巷、油坊巷號稱“三家巷”，前後居住的都是大戶人家，想必老屋的過去曾有過輝煌的歷史。據說老主人姓潘，俗稱潘太爺，是清廷大員曾國藩的門生，連做過幾任縣令，告老還鄉後為光宗耀祖蓋了這座大屋，雅稱為“獨樂園”。披上歷史風霜的老屋，是典型的徽派建築，走馬串樓九十九間半，雕樑畫棟，前庭後院，三進堂式老屋呈現出複雜多變的組合，外人穿行其中，如同進入迷宮幽院。
解放前，父親三十一歲時買下這房，努力做生意，靠自己省吃儉用，攢下錢，也僅是買下整個大屋中心一個四合式的庭院，樓上樓下共十四間，後面還有很大的院子隔著大堂，所謂“一脊翻二堂”，連廊內還設有樓梯。從大門進來要穿過兩個大堂方可拐進自家的天井院。走過第一個大堂可以看見陸家大院門和焦家小院門，大院門裡的後院還有假山和枇杷樹，想必是過去讀書人的書房和老太太們頤養天年的地方。在我少年的記憶中，大屋是雄偉的。剛搬進屋時，大堂中大紅燈籠還高高地掛著。青石板的院落裡放著碩大的養魚缸，各種珍植異卉的盆景，還有石几石凳石魚盆，朝北的小天井裡堆滿青花瓷碗碟，也許還有清三代官窯的器皿，下雨天任其沖洗。從大門進來，每碰見大人都得喊一聲，從大爹爹到大奶奶還有二大大、二大爺……太煩了。後來人長大了，免於禮節，常喜歡從後門悄悄地進來，通過長長的火巷再轉入自家庭院。火巷是舊時夫人、小姐出門乘轎出入的巷道。我則喜歡這青石板的“女兒道”。每逢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進出後門，總是疾步如飛，心中更是忐忑不安，摸到自家門口時腿肚都軟了。因為老人們說老屋裡有黃鼠狼，還有“老太”的神靈，陰沉沉挺嚇人的。老屋住著很多人家，大部分是肥東鄉下從事紡織的手工業者，憑著自己的手藝和勤奮，下蕪湖求發展，後來成了機房老闆。房改後又搬進來許多無房戶，大屋彷彿有了“七十二家房客”。大堂廳分隔成許多廚房，一到燒飯時間，煙霧瀰漫嗆得人透不過氣來。夜深了，誰家的座鐘敲了十二下，緊接著好幾家的座鐘連打擊打形成了交響樂……
我想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閣樓便成了我的書房和畫室，糊滿了報紙的板壁，一張書桌、一張床、一個書櫥、一面牆掛滿了我的素描速寫。八扇雕花格子窗對著天井院，只有朝西的一個一米見方的窗口裡透出一片西曬的陽光。我很喜歡我的閣樓方窗，一色的青瓦，一片藍天，伴著我藝術的理想，還有那一簾幽夢。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年代，造反派的槍聲打得砰砰響，我這個逍遙派躲進小樓，手搖留聲機發出誘人的旋律，《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激盪在老屋的上空。手捧著畫冊的我面對窗外藍天總是想得很遠很遠……
只是月滿西樓的晚上為最爽，夜深人靜時母親總會默默地送上來一碗甜水蛋，擦一把臉繼續看著我學習。
天井院子中朝北的廂房住著一個周老先生，倒是個文人，聽說被打成了“右派”，老夫妻倆相濡以沫，和藹可親。春節到了，周老先生給我們家撰出一幅楹聯：“耕織門第，勤儉人家”。初練毛筆字的我也斗膽大書特書起來。父親還買回一張裱得很好的舊中堂畫掛在堂屋，用紅線交織固定，畢恭畢敬地點上一炷香以祈求新年順意。大年初一的早晨，爆竹聲聲，長輩們互拜，新帽、新鞋、新衣的我夾在人群中，聲聲恭喜發財好不熱鬧……那一年是我最快活的大年。什麼時候開始學畫我也說不清楚了，常到淳良裡一家裱畫店偷著看看，手頭的水滸人物洋畫片少不了也摹寫一番，最有意思的是一個姓江的同學用新的帶膠的毛筆，剪禿了筆尖蘸墨在圖畫紙上畫山石，行筆擦出肌理，果真畫出似披麻皴的山石。我也試著畫出一張“千里江山圖”，周老先生誇我“畫得好，這孩子將來有出息……”
我最初崇拜的偶像是周老先生的兒子。他從北京來，風度翩翩，原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生。暑假裡總在我的閣樓上練琴，除單調的練聲外，還有舒曼悠揚《夢幻曲》，給老屋帶來了春的氣息。多年後它一直縈繞在我的夢中。從他那兒，我感受到藝術家應有的風範和氣質。可能是因為他父親被打成“右派”也未能進入大學，以後被長春電影製片廠交響樂團錄用，還給我寄過很多賀年卡，以鼓勵我不斷地上進。
大屋裡不乏有想學藝術的人。二大堂裡也有一個姓王的人家，說要報考藝術院校，夏天的晚上總是光著膀子練琴，常常拉的是劉天華二胡獨奏曲，從《病中吟》到《良宵》，如訴如泣，總給人以悽楚悲涼的感覺，彷彿是老屋在呻吟。有幾個同學玩起了少年軍事遊戲活動，膽子很大，光著身子在暴風雨中的青弋江上游泳，在學校裡的單雙槓上做前滾翻、後滾翻，更危險的是騎自行車從高坡往下衝。同學們互封軍銜，我是“大將”，似乎老屋要走出一個“將軍”了。多少年以後，自封“大元帥”的姓周的同學也學起書畫來，從師林散之和蕭龍士習文習藝，非常刻苦。如今只要我們能在一起，仍尊為師兄，亦相敬如賓也。
奇怪的是進入高中文科班，忽然對藝術的各個門類都感興趣，帶著變聲的語調朗誦過敘事詩《在美國一個黑孩子被殺死》，能和市話劇團的女演員同臺朗誦“任腳下響著沉重的腳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七十二小時》活報劇中居然師生同演了一個將軍AB角。美術組的各種活動自然也少不了我的參與。畢業那年，學校還一再推薦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同學們都很羨慕。低一班裡有五個女同學，長得各有特色，號稱“五朵金花”，其中的一朵為我寫了一篇日記，這便有了朦朧的初戀之花。
於是乎，我的立領學生裝不離身，黑色的呢大衣總喜歡把領口高高拉起，留著五四時代的長髮，偶然甩動幾下，不時在玻璃窗前照照，自我欣賞。冬天裡長長黑圍巾纏繞在脖子上，手捧著厚厚的書或揹著畫夾，進出於老屋的前庭後院，似乎老屋真的走出一個藝術家了。
年輕的我喜歡俄羅斯文學，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的故事一直感染著我，常常哼著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有人在唱著憂鬱的歌……”事實上這首歌一直伴隨著我的人生，帶著淡淡的憂鬱，始終是我情感深處的浪花，那深沉而博大的旋律，彷彿是老屋在深深地呼吸……
大凡學校裡的課外活動，美術組最多。美術老師姓朱，專攻水彩畫，不善言辭，倒是教語文課的崔之玉先生早年是南京國立藝專畢業，傳說有為某著名女電影演員到樹上採花摔斷了腿的軼事，走起路來一拐一拐，課堂上斜視看人或是白眼向上，像八大山人筆下的鳥眼，怪怪的，終因殘疾，鰥獨一生。然而在繪畫方面眼界很高，書畫收藏品頗為豐富，值得一提，什麼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陳師曾……應有盡有，使我們大開眼界。“文化革命”中，紅衛兵抄家時他抱著一箱藏品滿地打滾，苦苦哀求不讓焚燒他的寶貝。美術組的同學都夾著畫請崔先生看，他自然也成為我們的啟蒙老師。在語文課的課堂上，他總是表揚我的鋼筆字寫得好，說有個性。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藝術個性是什麼意思，無形中感受到藝術的格調和品味。
高班的美術組裡有人考取了浙江美術學院，也有考取安徽藝術學校的。小班的我們更是起勁學畫了。常常是抱著石膏像，帶著大燈泡，還有一塊背景布，佈置在老屋閣樓一角，畫起素描來。假期裡，幾個同學東家走西家串，畫到深更半夜才回來。
記得我初中畢業那年，聽說安徽藝術學校在蕪湖招生。那是一個暴風雨的夏天，是藝術學院耿姓的同學陪著我去安師大招待所拜見省裡來的老師，卷著的幾張素描和速寫，渾身從上到下都淋透了。一見面，我便哆哆嗦嗦地喊黃教授，她看了我的畫，鼓勵我練習素描的同時，還要多畫速寫，這對我後來的造型能力的培養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可惜當時報考工作已結束，因而未能獲得考試機會，但是三年後我終於成了師範學院藝術系的大學生，報名臺前第一個見到我的就是黃老師，“啊，你終於來了，還是很好嘛。”我滿頭大汗報了名，成了班裡素描科代表。大學二年級她曾帶過我素描課，然而我非常重視速寫、默寫。後來聽說她因照顧夫妻關係去了美國，還給我留了電話。一九九六年，我應邀赴美國參加“二十世紀國際水墨畫研討會”，在紐約的機場上我們通了電話，只是大雪封路而未能見一面。
當我依賴父母生存的時候，老屋與我朝朝暮暮，那時我無視她的存在，不知她的溫暖，像所有住慣老屋的人那樣嚮往著現代三居室的洋房，雪白的牆，明亮又整潔。想走出老屋便成了我的夢，於是挺起胸膛往前走……
我終於離開了老屋，大學四年是在一個省會的都市，每逢假期便輾轉於火車和輪船間，每當跨進老屋高高的門檻，便是“我回來了”的感覺，老屋顯得滿目滄桑，但老屋那暗淡的光澤，街坊鄰里那木訥的表情，還有母親期待的眼神，總會燃起我奮發的激情。
老屋在我的心裡，永遠是那麼美好，那麼寬容和大度，又那麼高瞻遠矚。大學畢業分到荒漠的淮北農村，幾年後歷盡艱難，終於來到皖南一個小縣文化館，一九七九年獲得機會，使我能參加研究生的考試而被錄取。以後我又常常回到老屋，去感受她的秉性和溫存，令我對她多了一份依依之情。
一九九五年底，由於城市改造，老屋拆遷，大弟含著眼淚看著推土機將老牆推倒，撿起值得保留的格窗，還有那大梁上象頭木雕，他用紅布包著送到我的面前，我們還點燃了一炷香，三鞠躬，在香菸繚繞中寄託了對老屋幽靈的膜拜。
這些年我去過一些國家，從東南亞馬來人的村落到北美洲大都會博物館，從古羅馬角鬥場到南太平洋中的土著人小島，每逢見到被歲月打磨的建築和斷壁殘垣，我都要拍照留影紀念，彷彿和老屋在一起，間或可得到那失去的影像和感覺。
手頭刻有一方閒章“德樂園之靈氣”，每有得意之作，長跋一段便蓋上圖章。是老屋給我帶來了創作的從容和靈感。
三五好友，小酒一杯，往往醉後，懷舊像熱氣在杯中浮動，侃一段老屋的各種軼事，笑一笑兒時的趣聞和那些不能忘卻的記憶。
是的，只因老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王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