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隨筆】
最近，重視基礎研究，並加大基礎研究已經形成一種共識。這種思路的理論基礎是美國科技政策專家萬·布什（Wannevar Bush，1890-1974）早在七十年前提出的線性模型的體現，即基礎研究成果有助於應用研究成果的產出以及最終大規模商業化發展的潛力。因此，基礎研究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的知識儲備池，如果知識儲備不豐富，其他的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國際形勢波詭雲譎的當下，為了不受制於人，加大基礎研究的緊迫形勢已處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狀態，尤其是在當下很多產業遭遇“卡脖子”技術約束的背景下，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已成突破發展瓶頸的最佳出路。為了防止出現基礎研究的泡沫現象，從而影響科技發展的正常節奏。
那麼在推進基礎研究的戰略安排中，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科技界對研究類型進行分類是很晚近的事情，我們非常熟悉的R&D（研究與發展）分類標準，來自經合組織（OECD）於1963年在意大利小鎮弗拉卡蒂召開的一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專家們提出把研究的類型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發展研究。這就是當下全世界都在採用的指標。客觀地說，這個分類標準在今天看來還是有些粗糙，尤其是在基礎研究的分類上，後來美國學者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1927-1997）在1997年對於基礎研究提出新的劃分，即純粹基礎研究（玻爾象限）與“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他的分類原則是基於對基本問題的理解與應用兩個維度來劃分的，所謂的巴斯德象限，是借用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工作類型所引出分類方法，意指原本是為了解決現實的應用問題而開展的基礎研究，最後完成由應用向理解本質的轉變，這個標準比弗拉卡蒂標準更為切合實際。
隨著我們對於科學活動理解的逐漸加深，未知世界的更豐富內涵與更多元化的展開方式也得以顯現，在此基礎上，可以把基礎研究劃分為：表層基礎研究，僅涉及難度較小、動用資源較少的研究；中層基礎研究，涉及難度適中、動用資源中等的研究；深層基礎研究，是指難度較大、持續時間不確定、需要動用巨大資源的研究。
按照這個分類標準，巴斯德象限類的基礎研究就屬於中層基礎研究。基於這種簡單結構分析，當一個國家決定從戰略層面加速推進基礎研究時，需要考慮如下三個條件是否具備，否則很容易出現政策失靈現象。
首先，準確研判當下的科學發展現狀。按照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說法，科學發展的歷程通常是在常規科學時期與危機時期交替中完成的，二戰以後，鮮有改變世界的重大理論突破出現，很多學者甚至認為科學在基礎理論方面已處於顯性停滯狀態，當下的發展更多是技術的橫向擴散。據此不難理解，我們當下的科學發展階段仍處於常規科學時期，此時最該做的工作就是利用現有理論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挑戰現有的主流理論。其次，開展深層基礎研究需要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支撐條件，主要包括人、財、物的存量狀況與基本科研製度的保障。從這點來看，我們真正在世界上處於科學前沿的人才數量有限、基礎研究投入多年維持在佔R&D的5%的投入強度，短期內難有大的改變，而適合基礎研究的評價體系與相關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最後，科研發展的路線圖可以有多種選擇模式。對於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路徑的正確選擇往往比決心和熱情更重要，這點尤為值得警惕，否則，非理性的盲目投資基礎研究就是一場以犧牲未來為代價的豪賭，這個代價我們付不起。由是觀之，限於各種基礎支撐條件的硬性約束，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基礎研究戰略主體適合選擇表層與中層這個級別的基礎研究，這類基礎研究與我們現有的科技能力比較匹配。比如我們最近兩年遭遇到嚴重的非洲豬瘟疫情，以及近在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急需基礎研究來解決。
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合適的基礎研究路徑選擇對於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地至關重要。如果布什線性模型正確的話，那麼沒有合適的基礎研究成果，就沒有原始創新的湧現，也就無法形成累積性創新。當下累積性創新的困境在於，缺少基於知識的初始創新，導致後續創新乏力。英國經濟學家凱瑟琳·洛基（Katharine Rockett）認為：初始創新為其自身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就意味著從初始創新到二次創新階段具有正外部性。從社會角度來看，初始創新為一系列後續創新創造了可能，而其全部收益則主要來自後續創新累積獲得的利潤，並最終為消費者帶來福音。至於中層基礎研究與深層基礎研究之間的劃界問題，這倒是需要學界來加以仔細論證的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安排可以最大限度佈局基礎研究的範圍，從而避免出現基礎研究的空白領域。
無數科學史案例的研究已經表明：基礎研究不是越基礎越好，只有適合自身條件的基礎研究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當下切記不可盲目跟風。
（作者：李俠，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