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念小學四年級的我，在舅父家翻箱倒櫃，偶然發現了一沓舊書信，不知裡面寫什麼，就拿給我父親解讀。原來這是一封在京城當官、給皇帝看病的太醫力鈞寫給我太叔公吳禮尊的信。吳禮尊是力鈞兒時的夥伴、同期秀才，由於農村識字人少，力鈞到北京後，只和吳禮尊有書信來往。力鈞在信中說：“田山再便宜寧可少買，唸書再困難也要多讀。”又說， “拳頭再大不過牆，筆桿會尖能過洋。”他在信中還教我太叔公用松針治療夜盲症。當時我還無法理解那兩句名言的真正含義。
每當我不想念書或與他人爭吵時，父母都會用這兩句名言來鞭策教育我用功讀書，並說力鈞小時候用撿橘子皮換來的錢，去買書讀，用木條當筆、以地當紙來練習寫字，就是靠這種勤奮求學、勵志成才的理念，才從這山溝溝裡走向京城的。還說當醫生是最好的職業，不管什麼年代，都會有口飯吃。溫飽問題還未能解決的我，開始對御醫力鈞產生了好奇和敬意，夢想有一天能夠離開貧窮的鄉下，到城市去工作。從此我對讀書也產生了興趣，開始用功讀書了。
力 鈞
恢復高考後，我考入了福建衛生職業學院檢驗專業。1979 年暑假過後，我從老家帶些地瓜粉等農副產品，到福州南營錦巷吳家大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為白雲芹漈吳氏家院，現為福州大洋百貨）黃嫩妹家。她是我白雲宗親，已 70多歲，菜姑（不入寺廟的尼姑）五保戶，又患有白內障，視力不好，生活非常困難，經常得到我父親的接濟。由於我學校離她家近，經常幫她挑水、做衛生，並發動一些同學給她送些糧票。我還經常到東街口我父親的建築工地上，撿些廢木料給她當柴火燒。也許是出於一種感激，當她知道我是學醫的，就拿出一個精製的木箱給我看，說：“這是老家芹漈人在北京當太醫的力鈞，給病人看病的一個‘機器’，他去京前寄存在我公公家裡，他原來也住在這裡。已經八九十年了，無人來取，你若用得上，就拿去，不能用，就當廢銅賣掉。”黃嫩妹公公力方提是力鈞堂侄兒，清末民初幾十年間，力方提和長子力書堯（黃嫩妹丈夫）父子兩代均在南營給白雲芹漈人看家護院。我打開木箱一看，是一臺銅製的顯微鏡，擦去沉積已久的灰塵後，發現是一臺完好無損的進口顯微鏡，我高興地把它帶回了學校。
第二天，我將它拿給我國著名的阿米巴痢疾專家吳開宇教授和醫學檢驗界老前輩鄭洲潘主任看，他倆看後高興地對我說，這是一臺難得的進口顯微鏡，推測是在 1860—1880 年間，由世界最先進的光學儀器廠家——德國蔡氏公司製造，儘管 100 年過去了，其質量還領先於國產顯微鏡，能將細菌放大 1500 倍，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設備。當時學校實驗室中的顯微鏡只能兩人合用一臺，我帶來的這臺就成了我個人專用的實驗儀器了。
力鈞先生用過的顯微鏡
吳教授問我這臺顯微鏡從哪裡拿來的，我說是清末時期在京城當御醫的力鈞留下的。年近七十、從事細菌學研究 40 多年的吳教授說：“力鈞這個人我聽說過。據《博醫會報》報道，1894年之後，鼠疫又傳入廣州、香港、福州、廈門等地，死亡人數高達十多萬人。那次在福州發生的鼠疫大流行，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無力顧及百姓的安危，任其大肆傳播流行，給福州地區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屍橫遍野，慘不忍睹。在京城的力鈞和幾位老中醫，不顧被傳染的危險，以特製的大青湯，義診於市，治癒了一些鼠疫病人。這些大青湯還讓許多高危市民服用，起到了一定的預防作用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當我問及這臺顯微鏡在當時的應用價值時，吳教授答道：“清末時期，我國的微生物學和寄生蟲學幾乎一片空白，個別寄生蟲病雖有描述，但缺乏實驗室檢查手段和生活史等科學理論依據。作為國醫大師的力鈞，能站在世界醫學之前沿，學習西醫的先進醫學理論知識，應用西方的先進醫療儀器，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當吳教授細心觀察了顯微鏡各部件後，發現低倍鏡有磨損的痕跡，由此他大膽推斷：第一種可能，當時我國腸道寄生蟲病發病率很高，是一種常見病，低倍鏡極有可能是用於腸道寄生蟲的檢查，一般醫生操作幾天就可以掌握檢查要領；第二種可能就是用於教學，讓學生開闊眼界，觀看微生態世界，培養學生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興趣。由此可見，力鈞是一位中西醫結合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