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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遠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首席研究員
位於北歐的瑞典，春天姍姍來遲。法新社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街頭拍攝了一張照片，顯示一些瑞典人獨自或幾人成群地坐在一個五層階梯式平臺上，或悠然自得地瀏覽手機，或相互親切交談，似乎沒有半點兒COVID-19病毒疫情在這個國家蔓延的緊張感覺。
美籍瑞典人回國大吃一驚
一位在美國西部生活、工作了10年的美籍瑞典人，因為美國疫情肆虐，當局要求人們“宅家不出”、保持社交距離，而感到心情緊張焦慮，加上想回老家探望自己年過70的老父，於是以“逃離死亡險境”的心態回到了斯德哥爾摩，沒曾想下飛機後見到的一幕幕人們自由自在的景象，把他頓時嚇傻了。機場幾乎沒有檢測，也沒有提醒，斯德哥爾摩的咖啡店裡照樣人群扎堆，人們談笑風生。他萬萬沒有想到，疫情下的瑞典防疫竟是如此寬鬆，與美國相比簡直在另一個“宇宙”。猶豫再三，他留了下來，但每天忐忑不安，內心不斷髮問：瑞典堅持冒險式的“群體免疫法”，究竟是真聰明還是犯傻？
此人雖瑞典土生土長，對瑞典人的歷史傳統、思想意識和公共衛生安全習慣非常熟悉，也深知瑞典人通常把生命和身體健康看得高於一切，但離開瑞典已久的他，感到這個國家變得陌生了。他困惑害怕，但又無奈。4月29日，這個美籍瑞典人通過美國媒體，表達了他對當下瑞典防疫的困惑疑慮、惶恐不安，甚至憤慨惱怒。“我剛回到瑞典。我被這裡對於冠狀病毒的反應嚇壞了”，埃裡克·奧古斯丁先生以此為標題，發表了他的返鄉文章。
其實，有此感慨的遠不只是奧古斯丁一人。其他不少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以及國際輿論、瑞典的一些醫學科學家也有同感，但他們的人數遠遠不如力主瑞典繼續採取“群體免疫”的瑞典人和瑞典醫學科學家多。他們勢單力薄，除非設法逃離這個國家，否則只能在瑞典“捨命陪君子”。因為瑞典每遇大事都需要投票，少數人說了不算，而所謂多數人的傾向和意見又往往受到更有權勢和更有煽動力者好惡的直接影響。
在北歐四國中，瑞典是大國，人口1000萬出頭，相當於芬蘭、挪威人口的近一倍(芬蘭人口552萬，挪威人口532萬)，其綜合國力和經濟產業也要發達得多，因此決定了瑞典具有更多更強的地區和國際話語權。
瑞典盛行“例外主義”
從政治、軍事、安全到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科學技術，“瑞典例外主義”從來都是瑞典的標識和國際行銷的良好概念。瑞典有許多才華橫溢的人士，他們得到了國際上的高度認可，包括奧古斯特·斯特林德伯格、英格瑪·伯格曼、瑞典流行組合樂隊ABBA的成員、羅賓·索德林、路德維格·朗森、正版流媒體音樂服務平臺Spotify（聲田）成員和即時通訊軟件的創始人等。同時，瑞典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常被令人羨慕的美國進步主義者作為模仿的榜樣來支撐”。
瑞典的這一切，造就了瑞典和瑞典人特有的自信與高傲，而其中不無廣泛的偏執與保守。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樣不可避免地早就“中槍”。但當北歐鄰國和歐洲其他國家都因疫情加劇蔓延，紛紛採取嚴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國的情勢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堅持採取所謂的“群體免疫”法。
這個世界，當前至少有20多億人處在不同程度的封閉隔離或“社交疏遠”的抗疫嚴控之中，總人數比二戰時全世界的人口還多，但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像瑞典這樣基本一切照舊的國家，可謂屈指可數。
圖片說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來源：中國駐瑞典大使館）
瑞典“群體免疫法”的總設計師和堅決維護者是瑞典公共衛生局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和瑞典公共衛生機構的顧問約翰·吉斯凱（Johan Giesecke），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員和政府的首席醫學專家，後者曾在歐洲疾控制中心任職。按照瑞典法律，在涉及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瑞典公共衛生局的權力和權威性凌駕於首相和政府之上。泰格內爾的自信令人不可思議，即便瑞典首相勒文也無可奈何。泰格內爾堅稱“群體免疫法”適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辦法。而吉斯凱則在公開談論中充斥著諸如“‘我對此有直覺’以及‘其他所有國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錯誤的’自我至理名言”，兩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頗有地位和權勢。
瑞典的所謂“群體免疫法”抗疫，簡單說就是國家與社會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當局雖也提倡“社交疏遠”，但工廠企業繼續開工，除少數例外，瑞典的酒吧、咖啡館、餐館、俱樂部和商店一直開放到了今天；學校照常上課，孩子們不用呆在家裡，如果身體不舒服可以請假，感覺舒服了隨時可以回校；原則上不搞病毒檢測，即便是對醫護人員也不進行病毒檢測，除非本人有要求；對年輕一些的人基本放任自流，僅對養老院等老人實行相對隔離。面對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們自願的社會疏散措施來吸引和增強公眾的自我約束感”。
結果怎樣？據截至4月30日午夜的全球疫情統計，瑞典的疫情嚴重度排名全球第21位，已報告確診病例20,302例，死亡病例2,462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死亡病例更少，與周邊的丹麥、挪威和芬蘭幾國大致相同，但現在與這些相繼採取嚴控措施的國家的疫情相比已經嚴重很多。丹麥確診病例為9,158例，死亡僅443例；挪威確診病例7,710例，死亡207例；芬蘭的確診病例僅4,995例，死亡僅206例。
瑞典政府與民眾緊張嗎？目前看既緊張也不緊張，主張繼續保持“群體免疫法”的瑞典政府官員、衛生專家和民眾，依然佔多數。也有不少人和團體在呼籲政府和醫學專家加強防控，包括所謂的人權積極分子、外來移民、女權主義者和老年人保護組織等，但他們的聲音很小。
“群體免疫”設計師心態複雜
實際上，泰格內爾的心態也很複雜。如果取消目前的政策，這意味著他一開始就錯了；如果繼續目前的防疫方式，則瑞典無疑要冒更大的民眾死亡和被感染的危險。輿論注意到，泰格內爾雖是衛生官員和抗疫專家，但很有“責任頭腦”。奧古斯丁先生髮現，在討論泰格內爾的抗疫應對計劃已經付出和將要付出慘痛代價時，泰格內爾雖然“幾乎陷入了恐懼”，但他“拒絕為該計劃的最壞結果承擔責任”，而是將瑞典養老院的眾多死亡病例歸咎於政府在養老院方面的不當做法。
視頻截圖：疫情下的瑞典街頭。（來源於央視）
泰格內爾最近對英國廣播公司表示：“我認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能夠實現我們打算實現的目標。”他解釋說，瑞典公共衛生局和他的醫學團隊“正在做兩個主要的調查。我們可能在4月底或5月下旬才能獲得調查結果。通過建模和一些數據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些結果，但這些結果數據有些不確定。可能幾周前疫情在斯德哥爾摩達到了傳播高峰，這意味著我們現在可能正處於感染高峰。我們認為，斯德哥爾摩多達25％的人已經暴露於冠狀病毒並且可能免疫。我們在斯德哥爾摩一家醫院的最新調查發現，那裡有27％的員工免疫。幾周內我們可以在斯德哥爾摩實現群體免疫”。
在被問到瑞典應對“COVID-19病毒疫情的戰略究竟是什麼”時，泰格內爾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稱，“我們正在努力將病毒傳染率保持在斯德哥爾摩衛生系統可以維持的水平。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衛生系統受到了壓力，但他們很努力，他們已經為所有人提供了醫療服務，包括那些沒有COVID-19的人。那是我們的目標。在過去的兩到三週中瑞典的病例數量一直保持著穩定。我們認為從長遠看群體免疫當然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我們正在對此進行討論”。
泰格內爾暗示，瑞典公共衛生當局和政府也在採取其他的疫情應對措施。“如果我們僅僅獲得群體免疫力，那我們什麼也做不了，有可能讓冠狀病毒在整個社會肆虐。我們已採取合理措施，但並未真正損害醫療保健或學校。我們正在尋求可持續的戰略；我們可以繼續做幾個月的事情，冠狀病毒不是將要消失的東西。任何相信自己通過關閉邊界，關閉企業等可以將這種病毒拒之門外的國家，在某個階段很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需要學會忍受這種疾病”。
這番話意味著瑞典的抗疫以“群體免疫法”為主，但也沒有排除其他防控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瑞典的固執抗疫法其實並不固執，也沒有真正犯傻，它是在儘量冒險的同時，設法謀求最大的經濟利益，保持社會穩定與公眾生活的正常。
瑞典經濟無法獨善其身
至於瑞典人“自願的社會隔離對瑞典的經濟意味著什麼？” 泰格內爾回答說：“您需要問我們的經濟學家。我對此一無所知。但在我看來，目前瑞典的經濟狀況比其他國家要好得多。我們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因為醫療保健仍在起作用。這就是我們要考慮的措施”。
視頻截圖：春天來到瑞典，但往年的外國農民工不見了。（來源於央視）
據報道，瑞典的COVID-19應對戰略可能最終會讓瑞典在經濟損失上付出最小的代價，瑞典2020年度的GDP可能縮減10％，這比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好得多。全球化的時代，瑞典經濟各領域與外國都有很多聯繫，瑞典雖然基本放開，但外國遊客和外國農民工因為不能出境，所以也無法來到瑞典。瑞典的酒店業、農業和餐飲業等都遭受了打擊。
儘管泰格內爾在國際上受到批評，但他在瑞典仍受到“很大歡迎”。瑞典于默奧大學流行病學教授羅克洛夫和丹德爾代德醫院的醫生詹森等3位醫學專家，對瑞典的抗疫模式持批評態度，但最近這三位專家與另外19位瑞典專家一起參加主題為“公共衛生局失敗，現在政客必須採取行動”的活動時，發現瑞典2000多名專家學者中僅有22人願意簽署一份請願書，要求改變目前的防疫方式，很多瑞典專家“積極捍衛瑞典的COVID-19應對模式”。
一些國際評論指出，瑞典人在疫情中顯露出對政府和醫學權威的“超級信任”，有一種聽從政府的被動主義和道德優越感。奧古斯丁先生指出，許多瑞典人對瑞典的COVID-19反應作出了批判性反應，而且越來越多，這一時期似乎“很可能成為瑞典歷史上的恥辱，就像當年瑞典讓德國人進軍挪威一樣可恥”。但是，又有更多的瑞典人認為目前的病例和死亡數字雖“令人遺憾，但這是可以接受的”。瑞典文化對國家專家的無限信任以及內在的特殊主義意識，很大程度上繼續在為瑞典服務。
（作者周遠為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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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東方網·東方智庫
作者：周遠
編輯：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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