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墨記緣》是收藏家方繼孝記錄自己在業餘收集名人手稿所經歷奇遇的作品集，共包含了25個有紀念意義的故事。方繼孝主要收藏名人大家的墨跡手稿。這類手稿是特殊的文化類交易品。書札、書法、手稿、明信片、照片等都是很私人的物品，如實地記錄下本人的真實經歷以及他們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細節。方繼孝在收集手稿的過程中，不但對名人有了更深的瞭解，也跟名人作品和名人親友結下了特殊的緣分。
“三不主義”，一個淘貨老手的經驗之談
方繼孝有三十年的收藏經歷，閱歷豐富，眼光獨到，在淘貨、估價方面可以稱得上是個經驗老到的高手了。對於怎麼逛文化市場，他給自己總結了“三不主義”的原則：不結伴，不限定場所，不限定時間。
方繼孝直言，“不結伴的好處，在於互不干擾”。每個人都有自己感興趣的目標，比如有人喜歡古董字畫，有人喜歡扇面書信。如果跟興趣不同的朋友結伴逛文化市場，對重點要逛的攤點自然會發生分歧，不好調和。另外，如果跟興趣相同的朋友一起逛市場，萬一碰到雙方都喜歡的物品，很容易發生競爭，讓自己錯失機會，跟心儀的寶貝失之交臂。
在這方面，方繼孝是有自己心痛的教訓的。曾經有一次，他跟熟悉的小販約好去看貨。聽到消息後，一個也喜歡藏書的同事非要跟他一起去。他阻攔不住，就跟同事約法三章，叮囑對方去書攤的時候，一定做到只看不評論、談價不插嘴、喜歡也不要搶買。可這位同事畢竟沒有他經驗足，不但把對書的喜好全都表現出來，讓小販看了個明明白白，還在他準備跟小販砍價的過程中，一口氣把他看中的書全都買了下來。錯失了這批喜歡的書之後，方繼孝吃一塹長一智，再也不肯跟人結伴了。
不限定場所和不限定時間這兩條原則，給了方繼孝充分的自由。
想買到喜歡的文化類物品，尤其是這些舊物，多少是要碰運氣的。今天琉璃廠可能來了一批書信，明天潘家園可能到了一批舊書，沒有什麼固定的規律，也不會有提前預告，趕上什麼是什麼。所以他不給自己限定場所，那些熟悉的市場，他都穿插著去逛，隨緣，不強求。
不限定時間，其實就是方繼孝不會像有些人那樣非要趕個大早，都沒睡好就頂著黑眼圈去市場。他很注重逛市場的精神狀態，覺得睡眠不足更容易看走眼，反倒不如踏踏實實睡到自然醒，精神飽滿地去市場淘貨。所以他都是上午十點左右到書店。
這“三不主義”是方繼孝這位文化市場淘貨老手的經驗之談。這種方式讓他不僅享受了挑選書信、舊書的過程，還實打實地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周越然在《書的回憶》中說：“購古書者，也有幸運，就是：（一）我要什麼書，馬上買到什麼書，並且價錢不大。（二）或者在冷攤上偶然拾得一種毫不相干的破書，歸來審察，發現某名士的印記，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書賈拿了奇僻的古本來售，索價不高，故留之。後來細作考察，知是海內外孤本。”
這三大幸事，方繼孝都經歷過。這樣看來，方繼孝可以說是一位很幸運也很成功的收藏家了。
收藏家與書估，亦敵亦友的交易對手
想要收藏名人書信、手稿和舊書，必然要跟書估打交道。書估就是書賈，賣書的人。方繼孝常打交道的，就是這些活躍在各個文化市場、經常有好貨源的小販們。
方繼孝主要收藏的名人書信、手稿、舊書這類文化商品，就像古董字畫一樣，有特殊性。這類商品因為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往往不像普通商品那樣能夠明碼標價、童叟無欺，而是要求買賣雙方一定要非常識貨、懂行。所以這一行會有“賣的沒有買的精”這種讓圈外人驚訝的說法。
說“賣的沒有買的精”是因為，市場上好多流動的書估們來自偏遠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文人名士都沒聽說過，更不瞭解也不好鑑定這些文人名士作品的價值，只能在買賣過程中慢慢學習。而買家們往往是有一定學問的收藏家或者懂行的書商，通常是有針對性地收集感興趣的物品，對物品價值有所瞭解。這就造成了雙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對等。但書估們也有自己的應對辦法。如果他們拿到一批不熟悉的貨，就先不急著出手，而是多找點買家輪流來看。等跟買家們聊一圈兒下來，他們對貨物的價值就大致有了底。
另外，一些缺乏誠信的人還可能會通過偽造的方式進行欺詐，導致市場上可能有一些贗品魚目混珠，這就更加大了物品鑑定和估價的難度。並且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貨物價格也會有變化。於是，文玩交易就更是技術活了，不僅考驗買賣雙方的知識儲備和鑑賞眼光，更要參考市場形勢，就是所謂隨行就市。
所以，在文玩市場上做交易，買賣雙方經常要留個心眼兒，先要努力評估出物品的真實價值，根據行情做個合理估價，心裡有個底，然後再謹慎地跟對方討價還價，以自己認可的合適價位成交。作為交易對手，他們離不開對方，又要防著點對方、避免自己吃虧，高手相逢，見招拆招。最終，書估和收藏家之間，形成了一種亦敵亦友的微妙關係。
方繼孝跟書估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很熟悉書估們的做事風格和脾氣秉性。
在《“書估”“足下”的錢穆》這篇中，方繼孝這樣評價書估，“好的書估講信譽，但不講交情；不好的書估，既不講信譽，也不講交情”。這句評價很符合“商人重利”的固有形象。但是，從《箋墨記緣》中的故事來看，書估們也不完全是“認錢不認人”的主。
方繼孝在《周有光“驅車”追舊檔》這個故事裡，就講到了一位對他的收藏事業幫助最大的朋友，做舊書生意的王先生。王先生總是從廢品回收站搜尋被人丟棄的舊書雜誌、字畫書信、舊檔案等物品，貨源極廣。跟方繼孝成為朋友後，王先生甚至曾帶著方繼孝一起去回收站直接挑選貨物，成交後也不收取方繼孝的佣金或者提成，對方繼孝非常仗義。當然，方繼孝也投桃報李，對王先生能幫則幫。二人合作多年，也做了多年的朋友，關係非常好。
總體來看，方繼孝跟熟識的書估之間關係相處得都很和諧，甚至這些書估們都願意跟他講上點交情，比如有什麼好貨源優先拿給他看、遇到他喜歡的物品類別給他預留。這些圈子裡好些有名的書估都像王先生一樣，跟方繼孝成了多年的朋友，方繼孝也藉此收藏了不少珍貴的物件。這些書估們既講信譽，也講交情，所以方繼孝前面那句評價，不能算在所有書估頭上。
箋墨記緣，從信札、手稿中追尋名人足跡
每一件藏品都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信札、手稿這類私人物品，往往記載著文化名人們的生活狀態、朋友往來、工作進展等真實細節。通過查看這些物品，可以追溯這些名人們當時的心態和精神風貌，甚至能夠釐清一些歷史事實。這些藏品也讓方繼孝跟藏品的主人或者他們的親友結下了珍貴的緣分。
溥儀親筆修改版《我的前半生》文稿，應該是方繼孝的藏品中最有價值和意義的成果之一。因為這份特殊的修訂版文稿的存在，經由方繼孝和群眾出版社編輯的共同努力，最終促成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這也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奇事了。
方繼孝經歷十三四年的蒐集，共收藏了五個珍貴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其中，1962年3月溥儀親筆修改的“溥儀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開大字本，因為保存了溥儀本人手寫的修訂內容顯得尤為特殊，甚至負責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社編輯都沒有聽說過這個版本的存在，可見這份文稿的珍貴。
原本群眾出版社依據他們保存的文稿和2004年意外發現的一稿本、二稿本，於2007年整理出版了“全本”《我的前半生》，並在再版說明中提到，“我們對所有版本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論證”。後來方繼孝公開發表了《“延津劍合”的》一文，描述了自己收藏的各個版本文稿。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出版社編輯的關注。經過雙方合作，對“溥儀修正本”重新做整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終於問世了。
方繼孝能與王世襄結緣，也是經由收集和研究陳夢家舊書文稿資料達成的。陳夢家和王世襄是好友。方繼孝在研究陳夢家的生活和社會交往情況時存有疑問，一直有意登門請教，後經朋友引薦得以拜訪已然93高齡的王世襄老人。
聽說曾經出現在潘家園市場的一批陳夢家書信被方繼孝收藏起來，王世襄非常高興，不但跟他聊起了陳夢家的往事，甚至愉快地跟方繼孝合影，並答應為其擬寫作出版的《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一書題寫書名。
彼時王世襄的身體狀況已經不是很好，也早就不在給人題字了，但是王世襄很快就題寫好了這幅字並託人送至方繼孝手中。在方繼孝電話感謝王世襄時，王世襄表示，關於老友陳夢家的這幅字他是“非寫不可”的。對陳夢家的共同關注，促成了方繼孝與王世襄這段簡單溫暖的友誼。
這些因各種緣由流落在外的書信手稿，對當事人的親友來說無比珍貴，因為這些薄薄的紙張所承載的，是厚重的思念和難忘的回憶。如果能夠讓這些資料回到這些親友手中，也是它們最好的歸宿了。
做了幾十年文稿、書信收藏的方繼孝，自然明白這些物品對當事人親友的特別意義，所以他有時也願意做“不划算”的交換，來成全親友懷念故人的拳拳之心。本著這份心意，方繼孝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江紹原文稿，以不等價的方式交還給了江紹原的女兒江小蕙。
方繼孝曾經買到一批江紹原在特殊時期留下的手稿，文稿內容記載了江紹原當時的生活和身體狀況。方繼孝很快告知了江小蕙這批資料的情況。江小蕙很重視這些文稿，想親眼看看這些文稿，並且提出用一些江紹原的其他書信交換這批資料。
看到文稿後，江小蕙很珍惜，特別想留下這批資料，因為她對父親在特殊時期的情況並不瞭解，而江紹原親筆書寫的文稿如實記錄下當時的情形。在挑選交換物品時，方繼孝不忍奪人所愛，對江小蕙有所遲疑的資料都沒有索取，最終只收下了三封江紹原與周作人之間的往來書信。這次交換，也算是收藏家對藏品主人奉上的一份敬意了。
方繼孝鍾愛文人書札這類藏品。從這些書信中，方繼孝努力走進名人的真實世界，瞭解他們的所思所想，追尋他們的生活足跡和昔日風采。他先是珍愛這些書札、敬重這些書札的主人，然後才成為這些書札的收藏家。所以，他通過《箋墨記緣》記下他在多年的收藏過程中經歷的這些有趣和溫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