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日記拍出上億元天價,司徒雷登日記與書信也要上拍了

1.3915億元!10月16日,備受關注的胡適留學日記最終拍出天價,創下文人日記拍賣世界紀錄。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適研究會會長歐陽哲生在拍賣會後感嘆,如此高的價格,顯示出名人手稿極高的文物和文獻價值。在藝及雲杪文化創始人謝曉冬則回想起2012年北京匡時秋拍現場,“南長街54號藏梁氏檔案”總成交價達6709萬元,其中梁啟超《袁世凱之解剖》手稿以620萬元落槌,創下當時的名人書信拍賣紀錄。

“過去十年,近現代名人手稿、信札的文獻價值正逐漸受到藏界的重視,一直是市場熱點,價位空間水漲船高。”謝曉冬認為,名人手稿、信札這類文獻能提供大量具體而生動的歷史細節,能夠還原、豐富歷史現場,讓人們重新認識與之相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可謂意義重大。他相信,胡適留學日記再創新高,必然會對名人手稿市場起到非常大的提振作用。

胡適日記拍出上億元天價,司徒雷登日記與書信也要上拍了

10月26日,司徒雷登、羅家倫的珍貴文獻亮相杭州湖畔大學,成為其喬遷新址後的首次藝術大展。早在今年夏天,這批文獻與胡適留學日記一樣,受到學界矚目。最終拍賣成果如何,將在下月的“永樂2020首拍”揭曉答案。

謝曉冬認為,高端藝術品有資產投資屬性和避險屬性,尤其在疫情下,全球經濟不確定,使得藝術拍賣逆勢而上,迅速回暖。僅今年10月,就有四件拍品過億,其中《十面靈璧圖卷》以5.129億元成交,刷新中國古代藝術品拍賣世界紀錄。

“在某種程度上,藝術拍賣市場承擔著價值發現的功能。名人手稿、信札擁有文獻價值、藝術價值、文物價值和歷史價值。我們不光要注意成交價格,也要看到,每次這些文獻出現,都會引起學術界巨大反響,獲得更大程度的社會認知。”謝曉冬相信,隨著名人手稿、信札的文獻價值傳播,會推動更多擁有者把文獻帶入拍賣市場,對不同領域的學者而言,也將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珍稀的一手文獻資料。

日記,更直觀真切的角度

20年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周東華在北京大學讀碩士和博士時,就對司徒雷登產生了興趣。“他從小在杭州長大,接受的是杭州地方文化的滋潤,從骨子裡來說,司徒雷登更像一箇中國人,一個很有江浙特色的人。”

胡適日記拍出上億元天價,司徒雷登日記與書信也要上拍了

在展覽中,有司徒雷登從1946年至1948年的日記、1949年的外交日記,以及一些首次公開的包括與李宗仁、張群、孫立人、費正清、《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R.盧斯等人的往來信件。他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的美國護照,以及司徒雷登作為證婚人寫的兩份證婚詞,顯示出他美國傳教士身份和當時中國民眾的基督新教婚禮流程。邀請司徒雷登擔當證婚人的新人中,最有名的是冰心夫婦。

傳教士、教育家、大使,是司徒雷登的多重身份。他創建燕京大學、出任美國駐中國第一任大使以及與孫中山的往來等等,都可以從其日記中窺見歷史痕跡。

“他是中美關係20世紀上半頁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毛主席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廣為國人所知。圍繞司徒雷登的這批日記和書信,將給我們提供極好的物證,從更多觀察角度去理解這個歷史人物。”謝曉冬說。

胡適日記拍出上億元天價,司徒雷登日記與書信也要上拍了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遷葬杭州,作家莊秋水寫了一篇文章《歸來,司徒雷登》。她讀過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深為這個悲劇性的人物而感動。

2017年,莊秋水拍了一部歷史紀錄片《通往北京的道路》,以1840年至1949年期間五位在華生活的外國人的經歷,梳理近代中國的現代轉型過程。司徒雷登那一集,聚焦於當年他如何建成燕京大學、如何培養中國新一代青年學者的故事。

她從耶魯大學神學院找到很多20世紀中國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影像和燕京大學老照片,以及司徒雷登相關的生活影像資料。莊秋水發現,這個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以他的方式愛著中國,並非沽名釣譽,其一生都以消除狹隘、偏見為目標。“歷史的真相是非常多面的,今天這份手稿的面世,也許有助於我們從更直觀和真切的角度來認識和研究司徒雷登。”

燕京大學與司徒雷登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自稱“燕二代”,她的父親是燕京大學數學系主任,母親的家族中則有11位畢業於燕京大學。

身為“燕二代”,她憑一己之力,用五年時間編了14期200萬字的《燕大校友通訊》。更重要的是,在“燕二代”努力下,將司徒雷登校長的半身塑像請進北京大學,“讓後世記得燕京大學,知道司徒雷登”。

從某種意義上,只存在了短短33年的燕京大學創造了一個奇蹟。雖然歷經抗戰等社會大變革,辦學時間短暫,但從這裡走出了70多位兩院院士。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嚴泉看過統計,到目前為止,中國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培養的院士數量,都沒能超過燕京大學。“從這個角度來講,燕京大學以及很多民國時代的大學,在教育方面的經驗和經歷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教育管理、教育理念,也有很多方面值得重新研究。”

嚴泉認為,人們關注司徒雷登,主要是他擔任駐華大使的短暫幾年,但實際上,他更長的時間是作為教育家而存在的。這種簡單化的歷史定位,讓人們忽視了司徒雷登在中國更為廣泛和影響深刻的履歷。其中包括他與中國政界、文化、教育、思想界各界人士的交往,甚至包括他和美國各界人士的交往,“他提醒我們,歷史研究應該多元化”。

全面理解司徒雷登的困難在於時代的錯位。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楊齊福認為,脫離司徒雷登生活的時代去研究他,肯定存在距離,因此,在親眼看到司徒雷登的日記、電報、書信和他寫的母親的傳記時,楊齊福很高興,“這會是重新理解或者認識司徒雷登的另一個窗口。”

為什麼名人日記、信札會引發學界熱議、屢屢創造拍賣市場紀錄?謝曉冬認為,因為每一次塵封已久的文獻檔案面世,背後都是一些與中國社會發展變革息息相關的關鍵人物,“當我們回顧歷史,就會回到這些經典文獻上來。他們的手稿、日記和筆記,理應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視。這背後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視,對歷史人物的紀念和認可。”

(本文圖片由永樂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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