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消费的浪子：窃·格瓦拉
最近打开手机刷热点的朋友都会看到一则“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男-窃·格瓦拉出狱“的新闻。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一段雷人言语又开始迅速传播——“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说这话的人名叫周立奇，因其被抓入狱时的形象与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颇为神似，从而被制作成表情包在贴吧流传，网友戏称为”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窃·格瓦拉“。
周立奇是广西南宁的一名偷车贼，绰号“阿三”，屡次因为盗窃罪入狱。2016年因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入狱四年。周立奇的“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最早出现在一段新闻采访视频《男子偷车被抓，竟称看守所比家好》，视频中的周立奇因屡次偷电瓶车被警方抓获，记者采访时问道：“你这么年轻身体健康为什么不选择找份工作，而要去偷窃呢？”周某语出惊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的！”
原本被人当作饭后笑谈，渡过了长达四年牢狱生活的周立奇，当其刑满释放之时，再次被推向了流量高点。竟然有30多家网红、直播公司竞相欲与其签约，甚至有多家网红公司派人开着豪车蹲守在周某家里，希望签约周某将其打造成网红，甚至开出数百万到上千万的高价费用。
人民日报就此事评论：“快节奏的网红营销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当它加诸一位刑满释放人员，还是该谨慎些。就从周某的个人经历看，是可以有一些严肃的追问，做一些厚重话题的探讨，现在看都有被营销套路碾平的倾向，变成一个单薄的娱乐符号。我们希望周某人生获得新的转机，也希望这个机遇，能与反省、耕耘、理智的常识相匹配，而非衍生出更多的光怪陆离。”
无暇分辨，或本就不想分辨的网红经济只想快速消费一个又一个的“窃·格瓦拉“，将之推向网红高位，收割一波流量，快速变现，不断地在流量浪潮中娱乐至死。
二、网红经济的流量焦虑
网红经济，是指依托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及社交平台的推广，通过大量聚集社会关注度，形成庞大的粉丝流量和定向营销市场，并围绕网红IP衍生出各种消费市场，最终形成完整的网红产业链条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其本质上是由公众关注度而延伸出的经济行为：以用户变现为方式的直接经济行为(打赏、充值、付费问答等)和间接的经济行为(广告、品牌、代言等)。
在2016年集中爆发式发展前，网红经济经历过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文字时代
受制于通讯网络的限制，这个阶段的网民靠文字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集中在BBS和各类文字社区上。此阶段的网红，一般都具有优秀的文笔和才情，通常没有采用任何商业运作。当年网络小说盛极一时，而“文字网红”诸如木子美、安妮宝贝、韩寒、桐华等人则影响了一代网民。
第二阶段：图片时代
2005年，互联网速度进一步提升，进入了图片时代。网友中常常流传着一句“无图无真相”，彰显了文字交流的没落和图片传播的崛起。这时候的网红，大多是V型脸的白富美少女，通过高颜值来聚集人气（如天仙妹妹），同时也存在一些为了博取眼球而低俗恶搞的图片网红（如芙蓉姐姐、凤姐等）。网红成名后开始把吸引力流量引导到商业推广上，网红的商业运作逐步兴起。
第三阶段：富媒体时代
2014年之后，智能手机特别是4G网络的普及，让网红吸引粉丝的方式空前繁荣：除了原有的文字图片外，出现了语音，歌曲，视频，特别是直播视频。网红的称号，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颜值出众的美少女，更是成为社交媒体的话题人物、意见领袖、流行主力的统称。网红的商业化逐步形成一个成熟的生态产业链，催生了一系列网红孵化经纪公司，网红第三方服务公司和各种网红变现平台。
2016年，普遍被业内称为“网红经济”元年，当年的“第一网红”Papi酱曾一度霸占各大网站的头条。2016年4月21日，Papi酱与“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杨铭等合伙人决定对其第一次广告进行拍卖，最终以2200万卖出，被誉为是“新媒体史上的第一拍”。6月16日，《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中预计网红产业产值接近58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换算一下，远超2015年中国电影440亿元的票房金额，相当于伊利2015全年营业额，优衣库大中华区2015全年营业额的3倍。
了解了网红经济的简要发展史，也不难理解为何众多网红经纪公司要疯抢窃·格瓦拉了。网红经济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变现，而在电商创业中，网红更是撑起了半边天。与几年前相比，当前的网红不仅能够“吸睛“，更能”吸金“，比如一个杨超越的流量就能轻松让负债百万的经纪公司瞬间盈利千万。随着今后5G网络的发展，公众将会有更加方便的技术手段接触到各种资讯，但网红营销若以违背基本常识的方式制造流量，必将自掘坟墓，沦为人之笑谈。
三、娱乐至死的危机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娱乐至死》。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电视时代蒸蒸日上，但改变了各种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也在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他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认识到媒介背后的危机。
这一现象，在网络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也同样上演着。在科技不断进步，生活条件不断提升的今天，普通人在工作学习之余有了更多可选择的娱乐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信息和资源更加复杂、不确定的现状。如何在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冲击下保持理性，反省耕耘，持守最基本的常识，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需要处理的功课。
四、总结
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和技术革新，让人们接触各类信息变得轻而易举，80和90后的年轻人是目前的消费主流，也更是未来互联网新文化的塑造者。相比较于传统明星，当下年轻人更加喜欢快时尚网红，因为网红更加生活化，让其粉丝感同身受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如何对当下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进行正向引导，这不仅仅是学校、家庭的大事，而是需要集结整个社会的力量。当下各类内容输出平台流量巨大，监管难免遗漏，一方面相关审查机制需要更加完善，出台约束性的法律法规，严格审查各类打擦边球的网红营销现象，另一方面各类机构、企业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视企业文化环境的培养，加强正向引导，让员工在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中成长。网红经济的内在活力得到正向激发，才能推动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陈勇趣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