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國內學界的論述已經相當豐富，特別是大量引用了戰時海外記者的報道、美軍觀察員報告等資料，而且理論分析的框架也比較嚴整。相對而言，利用海外學者對中共在抗戰中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成果還不充分和系統。本文嘗試梳理，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借鑑和啟發。
中國共產黨站在抗日前列
與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國共產黨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積極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在《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中指出：“日本侵略產生的意外政治收穫使共產黨站到聯合所有抗日階級的大規模民族運動的前列。”臺灣學者陳永發認為，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儘管蔣中正和宋哲元都還在力圖把事變由大化小，再由小化無，或至少不要全面化，中共卻已通電全國，主張立即抗日，儼然以抗日急先鋒自任。”
在促成和維護統一戰線方面，中國共產黨付出了艱苦努力。日本學者池田誠在其所著《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中指出，為了促成與國民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主動適時地進行了政策調整，承認作為中央政權的國民政府的領導，把抗日作為國共兩黨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的政治基礎。可以說中共是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推動者和組織者。曾經擔任過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的著名學者史景遷在《改變中國》中寫道，毛澤東“高聲疾呼‘團結抗日’口號，撼動人心。”
力量來自億萬貧苦的農民
是否動員組織民眾，進行全民抗戰是國共兩黨抗戰路線重要分歧，關乎抗戰勝利前途。美國學者費正清所著《偉大的中國革命》認為：“南京是反對動員農民的，但那是為了中央集權，而不是為了公權。”日本學者石島紀之在其著作《中國抗日戰爭史》中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脫離勞動人民大眾，與勞動大眾為敵的政權。因此，不可能做到廣泛動員民眾以彌補國家力量的軟弱，並針對侵略組織全民族的抵抗。”
海外學者讚賞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賽爾登指出：“動員民眾是抗戰的中心環節，也是解決戰時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新方法的中心環節。”陳永發也說：“無論中共是以什麼模式取得合法和半合法活動的空間，中共在准許其活動的地區都一定是以發動農民為其急務：中共的理由很簡單，抗日不能完全依靠地主士紳，而必須同時仰賴貧苦農民”。英國學者拉納·米特所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也認為：“共產黨的目標是廣泛地發動群眾。與國民黨相比，共產黨對於民眾從政的鼓勵顯得更為熱忱。”“毛澤東曾明確宣稱，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形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日，而階級鬥爭只能暫時退化為次要矛盾。共產黨抓緊時間通過動員群眾獲得了真正的力量。”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所著《二十世紀的美國和中國》認為，因為“中國共產黨知道力量是來自億萬貧苦的農民”。
《論持久戰》勾勒戰勝日本的藍圖
海外較多學者認為中共提出的持久戰略，特別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全國的抗戰戰略起到了引領作用。正如米特所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展現了一個思想家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美國學者羅納德·斯佩克特認為，毛澤東倡導的人民戰爭為中國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石島紀之指出，關於抗戰為持久戰雖非毛澤東首倡，但他的《論持久戰》一文最為科學系統，其中主張抗戰為人民戰爭，不是其他論者所能企及。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稱：“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臺灣學者張玉法在其著作《中華民國史稿》中多次認同。“臺兒莊大戰以後，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演說，周恩來將此演說的內容介紹給白崇禧，白崇禧將持久戰概括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轉陳給蔣委員長，成為日後抗日作戰的重要方針。”“中共方面的意見對蔣委員長的戰略決策應有影響。”美國學者伊佩霞在其著作《劍橋插圖中國史》中寫道：“共產黨人的勝利似乎又是註定的，這是在正確戰略思想和組織方法的指導下的結果。”
根據地使日軍無法以戰養戰
近年來，不少海外學者越來越重視對敵後戰場的研究，承認敵後戰場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史景遷以生動的手筆描述了八路軍在敵後的抗戰：“一小股共產黨部隊，與當地的農民合作無間，飄忽不定，騷擾駐華北日軍。”米特說：“太原的失守令毛澤東相信，共產黨必須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他們應該更充分地運用能夠激發中國人民鬥志的游擊戰。”賽爾登寫道，“陝甘寧共產黨軍隊再次跨過黃河進入山西，騷擾和打擊日本入侵者”。
敵後戰場有力地牽制了侵華日軍，與正面戰場有效配合，有力地支撐了持久抗戰的深入進行。陳永發說，中共根據地的發展“使日軍無法以戰養戰，客觀上起了分散日軍注意力的效果。然則為更強有力的證明中共不是‘遊而不擊’”米特說：“毛澤東的軍隊令日軍無法攻佔偏遠的農村”。賽爾登則說，以抗日根據地為核心的抗戰挫敗了日本以閃電戰征服中國的企圖。這種抗戰不僅使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後方不得安寧，還迫使國民黨堅持抗戰而不投降。那些在戰時建立、發展起來的根據地，後來成為統一的新中國的基石。
針對國民黨指責共產黨的抗戰業績是宣傳的效果，陳永發坦言，國共兩黨都極力爭取輿論的同情，“在這一場宣傳戰中，中共基本上是勝利者。但中共之所以勝利，並不能完全歸功於宣傳。至於失敗者的國民政府，雖也真正抗日，但對某些知識分子而言，其成效卻越來越令人質疑。而他們寧願相信中共是抗戰時期民族主義的代言人。”美國學者易勞逸在其著作《毀滅的種子》中寫道：中共軍隊富有革命的熱忱，具有無與倫比的堅強戰鬥力，“共產黨人依靠游擊戰術、喚起民眾和發展小型的工業生產，隨著戰爭的推移而強大起來。”
創建嶄新的社會願景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共產黨通過民主政權建設和適合抗戰的經濟政策，激發了民眾的抗日熱情，提升了民眾的抗戰力量。石島紀之說：“1942年以後，減租減息政策經過長時間的貫徹，發動了廣大群眾，打開了局面。”史景遷認為，為了能與根據地內的富農維持友善關係，中共採行較為溫和的減租減息政策，並建立了民主政府。就是這種“延安共產主義”吸引若干西方人千里迢迢奔赴陝西。
海外學者認為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對調動根據地農民的抗日積極性意義重大。米特認為，共產黨在根據地成功地實行了多黨合作的“三三制”。賽爾登高度肯定中共的民主改革：“陝甘寧1937年春實行的選舉和行政機構改革不僅對根據地內部具有重要意義，還含有全國和國際意義。普選迎合了國民黨內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願。”“選舉運動就是邁向新體制和新社區的一步……這次選舉變成其後數百次戰時選舉的樣板……選舉還使政府合法化”。“農民熱情很高，許多人帶來米、肉、瓜作為禮物。”“選舉運動開創了邊區‘新民主主義’政治，成為其他根據地的榜樣。”
中共的廣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激發了社會各階層的抗日積極性。賽爾登說，抗戰期間“共產黨在民族抗日、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團結了廣泛的社會階層。”瑞典學者達格芬·嘉圖在所著《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1945》中強調，中共實施了一系列與貧農、中農利益相符合的經濟和政治變革，並聯合農村富裕階層和有權力的鄉紳，建立農村的統一戰線。塞爾登認為，共產黨人在抗戰時期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歸功於其戰時改革綱領。
《新民主主義論》是劃時代的論文
海外學者對國共兩黨的理論創造進行比較後，普遍讚賞共產黨的理論創新。
石島紀之認為：“這一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比以往更明確地主張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主導作用。毛澤東於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最初的表現之一。”“《新民主主義論》是劃時代的論文”，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分析，堅定了知識分子對抗戰前途的信心。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中共不僅在實踐上在根據地積極推進民主制度建設，也在理論上不斷創新。賽爾登也非常贊同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代表著意義非凡的一步，即邁向產生一個負責的、不貪汙的和基礎廣泛的政府，這在中國其他地方或當時整個第三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夏斯雲 張國義 作者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