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字伯超，1909年4月13日出生於廣東省揭陽漁湖江夏村，著名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原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編纂委員會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九三學社社員，北京市第五屆、第六屆政協委員。歷任中山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他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綜合自然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的開拓者，中國地理學會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正名人，在發展地理學的綜合研究、培養地理人才、組織地理考察和中外地理學術交流都作出了卓著的貢獻。，1991年6月1日，林超在北京病世，享年82歲。
林超先生1909年4月13日出生於廣東省揭陽漁湖江夏村。他的祖父林奕德牧師（1865-1941）是潮梅地區基督教總巡、“真理養老院”、“江夏教堂”的創辦人，1902年便已在江夏村創辦漁湖第一所初級小學——“養蒙學校”。林奕德有著濃厚的愛國情懷，給兩個兒子起名建中和建華，寓意“愛我中華，建設中華”。
林超的父親林建中（1883-1948），早年就讀於廣州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在校期間，受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興中會會員鍾榮光的賞識，被聘為秘書，並經鍾校長介紹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委任為潮汕籌餉委員。林建中任汕頭普益社主任時，曾到上海晉見孫中山，孫先生親題“博愛”二字相贈，也為普益社題“天下為公”，工作業績不言而喻。滿清政府倒臺後，林建中回鄉興學，創辦揭陽真理學校，自此為潮汕的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著名文史學家饒宗頤教授在當年的《嶺東民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敬悼林建中先生》的文章，在緬懷林建中先生時，稱讚他在為潮汕地區從舊式教育走向現代教育的過程中起著主心骨作用。
林超就在這樣一個詩禮傳承的愛國家庭中茁壯成長。祖父林奕德不但傳授文化知識、倫理常識，更注重對林超社會責任感的培養。父親林建中根據林超不同時段的知識需求，因材施教，適時引薦一些“高人”為林超指點迷津，為其創造一個較好的發展環境，使林超同自己的名字一樣，走出林家，超越自我，服務祖國。林超一生謹記家訓，做一個愛國、誠信、大度，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地理學者。
林超的母親黃景慈（1884-1955），漁湖鎮廣美村人，一生溫柔、勤勞、賢慧，相夫教子。行醫的姑母林益和，是潮汕第一位女西醫，她做事嚴謹，性格溫存，常教導林超以德報怨，博愛處事，對林超性格影響較大。
林超的二弟林越，早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園藝系，24歲時任真理中學校長，是柑桔專家、華南地區柑桔上山創始人、原廣東省楊村柑桔研究所所長；三弟林趁，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獲地理學碩士，是美國紐約著名愛國華僑，1974年他捐資並組織愛國華僑歡迎鄧小平參加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四弟林起，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是湖南省衡陽市人民醫院著名放射科醫師。林超的姐姐林惠貞，自幼聰穎，文采過人，畢生奉獻基督教祈禱團，傳播福音。林超的小妹林茵，畢業於中山大學醫學院，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人民醫院內科主任，退休後移居美國。林超的妻子鄧國芬畢業於河北中醫學院，終生奉獻醫務工作，岳父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鄧培。
書香門第，教育世家，使得林家人文蔚茂，才俊輩出。據統計，林超及弟妹、子侄三代就出博士4人，碩士11人，學士20人，海外留學深造的20人。林超曾為祖居“敬德堂”作冠首：“一門四博士，二代十醫生”。
林超從1926年進入中山大學學習，到1938年獲得久負盛名的英國利物浦大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地理學博士。同年回國就任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學院代理院長，僅用12年的時間，完成了地理學知識的原始積累，在中國地理學界有了一席之地。期間，還協助德國教授威廉·克勒脫納（William Credner）完成“大理冰期”的研究，引起了世界地質學的關注。這一時期，為他向高峰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上世紀40年代，林超專攻人文地理，在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政治地理、經濟地理等方面皆有建樹，成為中國人文地理學的開拓者。
林超在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和人文地理研究組組長時，正值抗日戰爭最危急的關頭，他不顧自身的安危，一心撲在事業上。在交通和經濟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他踏遍四川盆地、大巴山、嘉陵江流域等17個縣，徒步4000多公里，撰寫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並附繪製的344幅圖件；詳細記載了該地區的地形、農業、礦產、航運、人口和聚落，被譽為“抗戰時期中國地理學的代表作”。《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在研究方法上、“聚落等級”思想上、聚落分類上開拓創新，取得突破，特別是提出的“聚落等級”思想，距聞名遐邇的克里斯勒“中心地”理論只有一步之遙，讓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有了較明確的方向。
1941年秋，林超發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地理基礎及其展望》，這一論著無意之間成了1938年毛澤東提出的《論持久戰》和蔣介石的“以空間換時間”戰略策略的最好腳註。
在經濟地理方面，林超撰寫的《四川鹽業地理》，對鹽業的沿革、川鹽採製、區分等的人文景觀和發展措施作了精闢的分析。他還對嘉陵江、三峽煤業地理進行研究，寫出了《蜀道考》等論文，這些成就對中國地理學的繁榮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林超以中國代表團團長和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出席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的國際地理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他代表中國地理學會申請加入國際地理聯合會獲得批准，從此中國成為國際地理聯合會的正式成員，他開創了中國地理學會走向世界的新紀元。
上世紀50年代初，林超受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地理學家竺可楨的委託，對我國西藏喜馬拉雅山脈上的世界最高山峰名稱進行調查研究。
林超經3個多月的周密考察，查閱大量中外文獻，並反覆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掌握了大量確鑿的重要論據，發表了震撼中外的論文《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命名》，論述了最先發現這個山峰並給予“珠穆朗瑪”名稱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人；最先把“珠穆朗瑪峰”的名稱用科學的方法記錄在中國的地圖上是清代康熙54-56年（公元1715-1717年），差遣的中國測量隊隊員勝住、楚爾藏布和蘭本佔巴。林超以令人信服的材料駁斥英國人一向聲稱世界第一高峰是在1850年英國測量局局長額非爾士帶領測量隊在西藏南部發現的，因此就以他的名字定為“額非爾士峰”的歷史錯誤，理直氣壯地為“珠穆朗瑪峰”正了名。
《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命名》一文深受原政務院副總理、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和著名地質學家竺可楨教授的高度讚賞。黃炎培致書林超說：“此文是有益於世道之作”。在褚亞平主編的《地名學論稿》（1985年）一書中，把此文列為地名學研究的重要實例。
上世紀50年代以後，逐漸在中國形成一門新的學科——綜合自然地理學。林超被公認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
林超是我國最早研究綜合自然地理學的學者，他最早提出“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的譯名和綜合自然地理學的概念，指出我國的綜合自然地理學，既不同於西方近代的自然地理學（Physical Geography），也與蘇聯的普通地理學或自然地理學有區別，它克服了上述兩種理論體系的片面性缺陷，把自然地理學的綜合性與地域性融為一體，使名稱和學科的性質結合起來，並帶領一批人發展探索研究這門科學。林超在綜合自然地理學上的學術思想和成就，突出表現在“綜合自然地理區劃”、“土地類型學”、“區域自然地理研究”三個方面。
林超早在留學英國時，在區域地理研究先驅羅士培的指導下撰寫的博士論文《南嶺地理特徵及其中國地理區劃之意義》，就是我國最早用現代地理學觀點研究區劃的文獻之一。
1954年，林超為首擬定了當時最完備的全國自然地理區劃方案。該方案依據地帶性和非地帶性，把全國分為4大部分，10個大地區，31個地區和105個亞地區，比之前的自然區劃先進了一大步，為以後的中國自然區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鑑。60年代後，林超最早在國內以土地類型調查製圖為基礎，“自下而上”進行自然區劃，他發表的《北京山區土地類型研究的初步總結》，為我國最早結合區域開展的土地類型調查製圖提供一個範例。
在區域自然地理研究方面，可以在《中國自然地理·總論》一書中略見一斑，此書曾獲中國科學院科學進步一等獎。林超不僅主撰其中兩章，而且整個研究框架——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的一個新方案，也是他和趙松橋教授共同制定的。
林超是一位貢獻卓著的地理教育家，他一生任過6所大學教授，建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歷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名譽理事、自然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地理學報》編委、北京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主編、中國地名學研究會顧問。
林超在課程和教學研究上獨樹一幟，開設過自然地理、中國地理、世界地理、歐洲地理、土地類型和綜合自然區劃等多門課程。主編出版《中國地理》（英文版），參與主持編寫的《中國自然地理·總論》曾獲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撰寫《關於高等學校的地理教育》、《試論地理學性質》和《地理學和地理人才的培養》等論著，闡述國內外的教育經驗和教訓，探索地理教育發展新路子，有力地促進了我國高校地理教育方向的調整。
林超善於發現和培養地理人才。1982年，一位河南安陽的青年復員軍人傅宗科給他來信，談到自己有志自費全國地理考察旅行。林超立即覆信予以支持，並建議：“沿著徐霞客當年旅行考察的路線，進行考察”。同時，邀傅宗科到家中做客，講解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方向及考察應注意的事項，並將他介紹給發起紀念徐霞客活動的有關人士，得到他們的關心指導。傅宗科歷盡艱辛，在沿途政府和人民幫助下，終於完成了徐霞客當年旅行路線的考察，被人們譽為“當代徐霞客”。後來，在林超和其他人士的關心協助下，傅宗科實現了到北京大學進修地理學的願望。
林超以無限的愛心、科學研究的精神以及全身心的投入，成就了其桃李滿天下。他常舉孔子的話說：“集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幸事。”他指導過2名博士後，10名博士和10多名碩士，受其教澤的大學生遍及全球。目前，無論在世界各地，還是在研究機構、政府部門、軍隊、大中院校，都有林超的學生。不少人已成為知名的學者，如現任中國地理學會8位副理事長中有3位是林超教授的學生。
為培養更多的地理學人才，林超還利用自己在國外的名望，多次邀請世界知名地理學家來華講學，促進北大地理系與世界著名地理系建立了校際交流。熱情推薦中青年學者出國留學進修；加強國際聯繫，推動了我國地理事業向前發展。
林超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他對中國地理事業和地理人的無比熱愛，使他屢遭沉重打擊而積極應對、不棄不捨、屹立生輝。
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由於解放前的社會關係，他屢受批判和審查。1966年，正值林超年富力強，躊躇滿志地進行承德、房山、大石河、懷柔的山區土地類型研究且成果初露端倪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肆虐了中國大地，北京大學更是首當其衝，林超被批鬥、抄家、勒令交代問題，最後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關進牛棚。受到殘酷的精神折磨和肉體折磨，但他堅韌和冷靜地面對著那瘋狂的日子。他對家人說：“任何情況下我不會自殺，如果我有意外，必定是被害。”
1969年10月，林超抱著永別北京的心情，被送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進行勞動改造。林超身心遭受嚴重打擊，長期的痔瘡病得不到醫治，他經常便血。惡劣的生活環境使得原有的胃病更趨嚴重，筋疲力盡又極度苦悶的林超終因胃穿孔導致大出血，不得不做了胃切除手術，後因腸梗阻又做過二次手術，不久又患上慢性支氣管炎。堅強的精神支柱，使他在難以忍受的痛苦中站立不倒。
1975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浪潮中，林超又一次受到批判。1976年唐山發生地震，林超藉機到湖南、廣西弟妹處休養，以手足之情又一次化解災難。
林超的妻子鄧國芬，是林超在廣州中山大學當教師時相識的。那時，鄧國芬剛從護士學校畢業，對倜儻瀟灑的青年教師林超一見傾心，不久林超出國，一直到1938年林超從英國學成回來，二人才再度重逢。正當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他們在西南聯合大學結婚。
解放後，林超才知道自己未謀面的岳父正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鄧培，於1927年在廣州被國民黨殺害。作為烈士的子女，鄧國芬在解放後調到河北中醫學院學習，成了一名醫生。一對恩愛的夫妻，在“文革”衝擊下，引發家庭分歧，影響夫妻感情。“文革”結束後，林超拖著疲憊的心，以大愛和包容撫平了夫妻感情的傷疤，使家庭生活逐漸恢復正常，創造了事業的輝煌。
林超先生情懷故里，熱愛家鄉。
在1947年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之時，適逢潮汕地區編修地方誌，林超主動與修志辦聯繫，併成為《潮州志》地理篇的特約修纂。編修《潮州志·地理》時，由於歷史資料記載不詳，潮汕的地質情況不明確，編纂地理志確有困難。1948年時任《潮州志》主編的饒宗頤教授致函林超，商議潮汕地理概貌調查事宜。經林超推薦，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地質專家陳愷南下汕頭，負責潮汕地理概況、地質礦產調查工作，現在潮汕地區的地理概況就是林超當年派員測繪的。同時，交代時任揭陽真理中學校長的二弟林越配合協助饒宗頤對揭陽地理地質的調查工作，使《潮州志·地理》得以順利修編。
林超對家鄉和家鄉人有著極深的感情。林超認為，家鄉培養了我，未能直接為家鄉作貢獻，應當存一顆感恩的心，充滿感情地為家鄉發掘、培育和造就更多的地理人才。每當有家鄉的人拜訪，不分貧賤富貴，林超總熱情接待，能幫助的，盡力相助。
晚年的林超，更思念著家鄉的一土一木一石，雖身居京華，卻心繫桑梓。
1986年家鄉江夏村新建學校，村委會及敬老院諸多耆老上書請林超為學校題名。林超欣然應諾，請著名書法家黃苗子為新校“漁江初級中學” 題匾。
當時，家鄉正籌建敬老院，林超得知後甚為欣喜，思鄉愛鄉之情一併湧上，隨賦詩為賀以表赤子之心，並請書法家謝冰岩書寫。詩云：
少飲漁湖水，老居北京城。
青春恨聚少，白首更情深。
陣陣南飛雁，悠悠遊子心。
何時歸故里？相見話昇平！
來源：北京潮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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